勒胡马-第5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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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彻底打垮王学吗？
以裴大司马如今的quánbing，他一旦站出来说王肃所言不对，咱们就应当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会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的尤其是国家几至倾覆，倘若把这责任推到已死的王肃身上，是他妄揣经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无谋，那多简单方便、喜闻乐见啊则我新制的历法不就能够颁行天下了么？“岁差”之说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藏，而将成为学者们的通论啊！
想到这里，当即俯首，说：“倘若关中实无可修历法之人，喜愿领受大司马之命。”
裴该终于说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实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历法，也在两可之间终究《景初历》用了还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起码还能再顺利运行个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见到一名科学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资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
然而晋朝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职在太史，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关中行台却没有相对应的机构，也不方便新造一个机构来负责修历。于是裴该便命郭璞行文长史裴嶷，打算暂时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给他调拨资金、安排助手，钻研天象和历法。
这纯属一拍脑袋，临时想出来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当即通过了。不过在裴嶷、裴粹，甚至于荀崧等人看来，大司马竟然想要更改历法……则其心不问可知也！
荀崧忙着准备猫儿和杨清的婚事，而裴该也于不久后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断后之功，晋升杨清为上尉，命其接替陈安，为枢部掾郭默之副。荀崧还觉得不够，乃通过朝中旧吏请尚书制诏，拜杨清为扬威将军。
眼看婚期将届，突然间刘隗跑到长安来了。
刘大连原本计划先去洛阳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里捏着司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罢免自己和刁协职司的书状，所行堂皇正大，估计这状未必能够告得赢……尤其他过江后先逃去开阳，依附徐州刺史卞，卞望之分析过后，也觉得就目前状况而言，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
于是刘隗即请卞派人护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长安，好来向裴该哭诉。
裴该听说刘隗到了，当即召见，然后也不顾刘大连跪在面前哭天抹泪，他就先斥责道：“大连，汝等行事，太过操切，岂有手无尺兵，而欲夺人僮客之理啊？今日之祸，实属咎由自取！”
刘隗急忙辩解道：“大司马在长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门日益坐大，丹阳大g令几乎难出建康王府。且北侨南貉，肆意夺占田土，逼良为奴，建康几无可用之兵，府库亦空可罗雀，实在到了不下猛药，则痼疾难瘳的地步了！
“当此之际，晚一日释僮，则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将来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难以于江南施政，国家名虽全而实两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风险，施此善政，以为朝廷收拢民心，整理田地、户口，安收赋税。倘若今日不为此事，或许将来大司马只有发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该听刘大连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关注的，只要你们别来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贼，一统中原之后，自可腾出手来，处理江南的问题。但如刘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势日益凶险，就怕熬不到自己这慢郎中赶到府上，便要咽气……难道自己将来只能如其所言，调兵渡江南下，杀得人头滚滚，才能解决问题么？终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听刘隗又说：“刁玄亮确乎操切，乃奏请于六州之内，遍行释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劝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阳国内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释僮客、奴婢数万之众，于其中选兵，五六千卒须臾可得。
“且丹阳国内，豪族并不多，也就纪｛瞻｝、薛｛兼｝等三五家罢了，名望虽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侨人于国中所置产业，于其亦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更加丹阳大王坐镇建康，则于国内释僮，阻力或许不大……
“乃自丹阳始，先释僮而得兵，并增赋税，则于明岁可望推行至吴郡、吴兴国等处。如此徐徐进取，有望成功……谁想政令尚未下于吴兴，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该轻轻摇头：“卿等既然杀鸡，则猴岂有不骇之理啊？”顿了一顿，又说：“且我以为，此必王处仲恶卿等执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机会，命沈充煽动周札，为其兵入建康创造机会！”
刘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复筹思，亦已明此……谁能想到王处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挟丹阳大王！”
裴该苦笑道：“卿等竟不识人间险恶，而仍以为王处仲是茂弘一般温厚之人么？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损其家利益，哪怕只占其产业的十之一二，彼也绝不肯与卿等善罢甘休！卿等误矣，本当敷衍、羁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释南人之僮客，则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骤起叛心，王处仲未必能为其奥援……”
刘隗无言可对，只是叩首道：“大司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确乎不谨，乃至于连累了丹阳大王，且愧对于大司马所托……唯望大司马惩处王处仲，解丹阳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该摇摇头：“大连，卿亦当知，此非其时也。国家方用兵于北，哪有余暇去膺惩琅琊王氏？且此番王处仲有丹阳王调兵之令，堂皇正大，即便朝廷也无从责难……”眼瞧刘隗眼泪鼻涕一大把，怪可怜的，便又婉言劝慰道：“不过，卿且放心，只待平灭羯贼，朝廷自会梳理江南之政，异日必为卿与刁玄亮pingfǎn。”
刘隗连声道谢。裴该就问了：“则卿今后，有何打算哪？”
刘隗道：“本欲前往洛阳，向朝廷申诉，但正如大司马所言，非其时也。我只能暂且栖身长安，留此残身，以待将来为刁玄亮复仇……还望大司马垂怜、收录。”
其实裴该原本对刘隗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在历史上，司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惜乎识人不明，先用刁、刘，后用庾亮，两次想搞中央集权都失败了，导致东晋就此彻底沦落为主弱臣强、世家用政的局面，直到刘寄奴跳出来杀得人头滚滚……他此前支持刘隗，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琅琊王氏的quánbing，最好江左zhèngquán两派内斗不休，那就不会再来掣肘自己于北方行事了。
所以对于刘隗，纯是利用。但今日听对方所言，倒还并非刁协那般志大才疏，却又刚愎躁进之徒，胸中颇有丘壑。实话说这次失败，纯粹是被刁协扯了后腿，再加上王氏实力甚雄，凭几个书生之力，确实难以撼动啊。
既然如此，则刘隗貌似还算有用起码有过执政地方的经验，比自己从关西新召上来一些无名士人要强得多了。于是好言抚慰，即将刘隗留在身边，并且尝试如裴嶷所言，创建类似门下省一般的行台机构。
当然啦，其名既不能叫门下，其署也不能叫台或者省。按照旧例，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且加兵者，其幕下置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主簿、记事督各一人……乃以主簿方门下侍郎，以记事督方秘书监，但使两者合并办公，后者主政令的草拟、宣出，前者则主上下政、奏的审核。
此乃后话，暂且不提，且说裴该在收录刘隗之时，还安慰他说：“王处仲自以为朝廷无暇南顾，彼乃可肆意妄为，我却绝不能如其所愿……”
因为在得知事变之初，裴该便讽洛阳朝廷，下诏建康，给这件事定了性，说周、沈谋叛，罪不可赦，要王敦务必将周札、沈充明正典刑，传首洛阳。
诏命下到建康的时候，事变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王敦既入建康，除去了刁、刘，便命钱凤前往叛军之中，宽赦周、沈，命其退兵。本来事情可以完美收尾，孰料朝廷竟要周札、沈充的脑袋……
第七章、谣言与真相
朝命下至建康，沈充得知其事后，当场就急了，扯着钱凤的袖子，责怪道“都是世仪之谋，我今将身首异处也！”
钱凤也有点儿措手不及，但他终究是智谋之士，略一沉吟，便压低声音问沈充“朝廷此诏，周氏可得知否？”就此附着沈充之耳，说我等不妨如此这般……
晏平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