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應之穿越甲午-第2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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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听我的，以后就干脆让北洋船政局变成纯商办的好了。”马对孙纲说道，“现在小江在主持还好说，一旦将来所托非人。总这么权责不明的话，非得倒闭不可。”
“你说的是。”孙纲听得连连点头，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这个企业“权责不明”的问题，也曾经困扰了后世地领导者们和经济学家好长的时间。
如果把这类“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变成“纯商办”，让企业地经营者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来经营企业，把企业的兴衰和经营者自身地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只起一个监督“游戏规则”的“守夜人”地角色。就不会让企业出现“制度性”的“经营不善”的情况。
而困扰中国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孙纲和马就这件事仔细商议了一下，孙纲又征询了一些商界人士和官员甚至是一些外国顾问的意见。决定向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把这个事提出来，确定后实行。
在春节过后，“华夏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包括很多新地西方式地行政章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在一些聘请的外国法律专家地帮助下完成的。其中《刑法》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新的刑法废除了前清时的许多如凌迟、斩首示众、死后枭首和纹面等酷刑；《民法》在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同时，照顾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和习惯，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抵制；另外出台的还有好多商业法规，是以美国商法为基础的，如《商律》、《公司商法》、《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
在颁布实施新法律法规的同时，“华夏共和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革除陋习”的政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断发易服”。
“查男子蓄发辫，现今世界各文明国皆无此例。且发辫易藏污纳垢，头部患疾，极易为病菌感染，多有因此而不治者，可为陋习。而三军将士尤易受其害，前清时我海军即不在蓄发辫之列。古圣人有云：上以风化下。今国家百业待兴，革故鼎新之际，当去此陋习，使我民族以新面貌而立于世。”
中国人的脑袋后面，终于可以“利索”起来了。
其实由于“己亥之乱”满清王公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出卖引来俄国入侵的关系，民众对清王朝已经由不报希望变成了切齿痛恨，很多百姓没有等国家正式颁布法令，就已经把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自发的剪掉了，现在新成立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正式下达了“断发易服”的命令，民间对此大多持赞同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执着于保留这种“传统”，但毕竟是少数了。
关于“易服”这件事，国家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易清服，换汉服及西服均可，听任民间自便。”
其实这个“断发易服”最开始是孙纲在“政务院”提出来的，老头子们一听之下都大摇其头，毕竟他们都是清朝旧臣，“世受皇恩”，对清朝有些“眷恋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李鸿章一开始尤其反对，当年他对日本人的“全盘西化”就十分的不理解，和日本人森有礼进行过辩论，现在孙纲直接提出来要“剪辫子”，更是刺痛了他，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弃。
但孙纲指出，“辫子”这件事剪不剪，是为了国家的需要，现在，清朝毕竟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必须以一个新的面貌和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当中，而清朝的“国际形象”并不好，如果继续保留这种前清遗留的旧形象，会让西方国家觉得，中国仍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还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不开化”的国家。而且民间现在对满清存有相当大的反感，看到自己的国家领导者仍然一副满清官员的样子，不自觉的就会生出“抵触之意”，国家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阻力，“莫若去之以顺民意，庶几公私两便”。
孙纲还说，“男人留辫子”是满清入关取代明朝时强加给汉人头上的，是满清“弊政”之一，若要保持传统的话，这个传统也不过几百年时间，明朝的好多传统不也都是让清朝给废了吗？那现在清朝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还要留着清朝的这个“立国象征”呢？
而且现在满清王朝已经灭亡了，“辫子”已经由“立国”的象征变成了“亡国”的象征，为什么还要保留它呢？
孙纲在政务院的一通“狂侃”之下，也许是让他最后那一句“亡国之征”给吓着了，老头子们最终还是表示“屈服”了，含泪剪掉了留了这么多年的辫子。
辫子虽然剪了，但李鸿章还是舍不得自己身上的老衣服，拒绝换上西式服装，对于这一点，孙纲就没有再勉强他，岁数大的人这个“恋旧”情节，也不能不考虑。
“老百姓把辫子都剪了，堆在大街上，有小山那么高，正点着了烧呢。”马上街回来后告诉孙纲说道，“到处火光冲天，老壮观了。”
孙纲听了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但在心里，却感觉到说不出的激动。
老百姓们把辫子剪掉烧了，其实不光是在发泄心中的怨愤，也是在表明，彻底和那个逝去的守旧封建王朝决裂！
在满清王朝的尸体上重新站起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中国！
“你们这身新军服真的很好看。”马看着孙纲，眼中闪过一丝爱慕的神色，似乎还带有一丝崇敬，“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今天这种威武的样子。”
“哦？是吗？”孙纲看了看自己，听着她的夸赞，不由得有些“飘飘然”的感觉，“穿这么新的衣服，我都有些不会走路了。”
根据新出台的典章制度，“华夏共和国”的服制废弃了清代的官服，全部改为西式，不过仍旧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在里面，根据“典制”规定，文官的制服用绛红色，武官的制服用黑色，都是西方军服的样式，以袖口的金线绣章和肩章领章为等级的区分，象国家元首“执政”的袖章为两条金龙的“二龙戏珠”，“参政”则为一条金龙，文官以下依次为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鸳鸯、；武官则依次为次麒麟、獬豸、狮子、老虎、花豹、熊罴、犀牛。这个可是保留了以前的“传统”在里面，主要不光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方便习惯了传统官服的官员们确认。
（四百零八）国歌
（四百零八）国歌为了和国际接轨，清代传统的插孔雀毛式的官帽也都废弃不用了，根据“华夏共和国”的典制规定，军装制服采用的都是西式带檐的军帽，以金线装饰，帽徽为则为盘龙华表国徽，比清朝的那些凉帽暖帽顶子看上去要精神多了。＇＇
为什么要采用西方军服的式样，其实也都是孙纲的“创意”。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籍此提高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文轻武”的观念。
中国由于处于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了，由宋代开始，形成了特有的“重文轻武”的思想观念，究其原因，无怪乎皇帝怕手下的军人武将造反，危及皇权而已。
这种“重文轻武”的思想被宋以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到了清代晚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得到证明了。
曾经有外国人评价过说，“中华帝国之所以一直能够持续到今日，并非是由于任何先进的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掌握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虚弱无力的。”虽然说的不一定完全对，但这个“重文轻武”观念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
孙纲在给政务院的建议中引经据典的说，“西国仕途，武重于文。盖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于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中国初设水师，官员多居武职，以其职掌武事故也。夫因其职掌武事而授以武职可也，授以武职而令文武兼全之才士同于引重挽强之粗人，则万不可也。中国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凡居武职者，不复问其才学者何，即睥睨而不屑为伍，甚有数年充当管驾之员，一二语与长官龃龉而立受扑责，反不如从九之未入班者。此习俗使其然也。前甲午、丁酉、己亥诸役，官民闻有寇至，皆震骇失色，莫以为计；每闻前线兵覆，皆痛哭流泪不止，以为国家将亡；而胜报传来。则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牺牲之海陆将士，莫不尊崇有加。此情势使然也。今莫不若以军服之庄严威肃以醒民众，使我民得识文武皆为国之重务。不可偏废之，则我民尚武之风可复，而民气亦当得振刷。”
孙纲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于是就有了这种新式的制服，成为了中国的主要官服和军服的式样。
除了“断发易服”的法令外，“华夏共和国”政务院又公布了一些其它地革除陋习的法令，比如说禁止妇女缠脚束胸。禁止溺杀女婴，以及禁止吸食鸦片，等等。
由于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已经引起了中国朝野上下广泛的共识，对于禁止鸦片，政务院专门公布了相关的法令，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罂粟的种植。在十年之内彻底禁绝。禁止吸食鸦片、开设烟馆及禁止进口鸦片，并严令有烟瘾的官员必须在六个月内彻底戒除。
李鸿章和孙纲出访英国时曾经专门和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讨论过此事。在老头子地强烈要求下，英国政府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和老头子达成了禁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协定，所以当“禁烟令”下达之后，英国商人并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反应，而是陆续取消了从印度订购鸦片的合同，使中国鸦片的货源大幅减少，孙纲知道后心里十分欣慰。
照这样来看，十年之内，毒害中国人民多年地鸦片很可能从中国彻底消失。
新的“华夏共和国”很快呈现出了和暮气沉沉的满清封建王朝完全不一样的气象。
在春节过后不久，礼部就专门发布公告，开始向全国各地征集国歌地词曲，为新的“华夏共和国”制定国歌，提出来地要求是“兼西国之长，以我中华文化为依归，求振民心、扬国威之意”，民间的文人艺士纷纷献词献曲，连海外的华人和驻外使馆人员都参与了国歌的创作，马曾让孙纲也试试，孙纲搜肠刮肚的想了半天只想出来了几首后世流行过的比安励志歌曲，诸如《长城》、《大地》和《光辉岁月》之类什么的，这些歌平时听着不错，可要是拿来当国歌，可就有些扯了。
总不能把后世地国歌拿到现在来用吧？
鉴于自己的“文学修养”有限，关于这个“华夏共和国”的国歌问题，他决定不掺和，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来做吧。
征集国歌的消息传出后，民间的好多文人名家都积极响应，创作了很多的歌词及配曲，踊跃捐献，礼部在很短地时间内就收到了大约五十多首，随后开始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评审，而最后送交政务院审核地居然是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民间人士所创作词曲！
这位由“无名氏”创作地国歌歌词因为不肯署名，礼部官员一开始可能连内容都没看就给拍死了，但是这首歌词无意中被来京的陕西巡抚吴大成看见后，不由得拍案叫绝，强烈要求重新审议，礼部负责评审的官员一见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