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八:汉武的帝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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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
当然有。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汉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上天也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这两项纪录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
这可真是天之骄子。
武帝也不负天恩。在他治下,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疆域和势力范围,东邻韩国,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称超级大帝国。
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司马迁。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也并不喜欢他的《史记》。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第95页。
然而司马迁却如实地记录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封禅大典。那是十八万骑兵,上千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也是汉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
这一年,刘彻四十七岁。
实际上汉武的帝业基础,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卫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并以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身份出任大司马。
从此,漠南无匈奴,帝国有内朝。
这时,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实际执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年龄三十七岁。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
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四十八岁降滇王,四十九岁降朝鲜,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
汉武的步伐,何其坚定!
步伐坚定,是因为目标明确,那就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
因此,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频频出手:二十一岁置五经博士,二十三岁推行察举,二十四岁始征匈奴,三十岁用推恩法削弱王国势力,三十三岁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卫青为大将军,并为博士设弟子。
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他三十五岁以前完成,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尊儒,则秦政变为汉政;推恩,则分权变为集权;举贤,则贵族变为官僚;讨伐匈奴,则夷狄变为华夏。夷夏之分,王霸之术,古今之变,尽在其中。
中华大帝国巍然屹立,汉武的事业风生水起。
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尤其是巩固皇权。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学,兴儒术,开言路,荐人才,却又留心俗务,重用酷吏,奖励军功。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只独尊自己。
那么,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对外开边,对内收权,一手抓官,一手抓钱。
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是卫青、公孙弘、张汤和桑弘羊。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张汤懂法,桑弘羊会理财,汉武帝得心应手。
是啊,有钱就能做事,有兵就能护家,懂法就能治国,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结果,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统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汉兴,原因就在这里。
汉武的帝国,也就是这样炼成的。
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什么叫“伦理治国”?
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周是邦国制(封建制),秦是帝国制(郡县制);周政讲王道,秦政讲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称法治。
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两周。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要实行德治和礼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
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这样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是该叫“百代皆行汉政治”的。
那么,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
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这与秦政无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事实上,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与此同时,儒学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批判,没有争鸣,那才真是“毁人不倦”。
永为神州种祸胎,当作如是解。
把儒学变成官学,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尽管在当时,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
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