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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5部分

开海-第8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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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倒好,全民信仰,别说漏泽园了,除了修道院根本没别的埋骨地,只有一个标志为交叉头骨的地方能埋人。
  那是专门埋葬放逐之人的地方,英格兰的国教是圣公会,被圣公会墓园排斥在外,并不是埋在乱葬岗的意思,尽管交叉骨坟场和乱葬岗意思差不多,都是被收尸人随手一抛就过去了。
  差别在于,埋在乱葬岗的是没找到家人的孤魂野鬼;而英格兰的交叉骨,意味着葬身此地的东西已经被开除人籍了。
  倒是百丽儿听懂了费三的话,大概理解了他们的言谈,挺认真地说道:“也许在神看来,金钱只有在高贵的人身上才有赎罪的作用。”
  “从来没人给低贱的人办事。”
  伦敦下城的妓女,多为苦命人,她们来自英格兰农村,为了摆脱做农奴跑到大城市;或伦敦下层女性,很难找到工作谋生。
  但这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来自海峡对面的弗兰德斯地区,法国与低地国家边境,勃艮第公国之下的弗兰德斯伯爵领。
  在勃艮第公国盛极一时的时代,国内百姓极为富裕,但随着公国灭亡,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在领土上失去缓冲地带,两个欧陆强国直接冲突,当地百姓流离失所,贫穷到令人发指。
  那些年轻女孩的选择并不多,不想死在家乡,就只能到外地去做最低贱的工作。
  “没人办?魏某办!刘兄,写。”
  魏进忠向后仰着,闭着眼睛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手夹着烟卷,缓缓道:“属下魏进忠,建议城外除漏泽园外,另划地五百亩,建净洁庵,准胭脂坊娼妓出家、埋骨寺中,以收人心。”
  “另,请大人禁斗兽、斗剑,统管酒馆、拳场、妓院、剧院,禁土夷携弓带剑,准其练拳、推行比赛。”
  跟着魏进忠这封信一起送入伦敦城知府衙门工地旁知府别馆的,还有下城主教小金库、修道院金库里两万镑之巨的财货,整整运到天明。
  这是一笔巨资,兑换成通宝后,甚至比汤显祖最近大兴土木以通宝结算酬劳的花费还要多上十倍。
  有了这些财货,汤显祖能让东洋军府向英格兰输送更多通宝,以推进用通宝代替英格兰的钱币,就像半两钱替代西班牙钱、通宝替代半两钱那样。
  魏进忠还真是个福星,至少在这个时候,这两万镑财货能让汤显祖不必担忧短时间内向东洋军府呈报政绩。
  从而专心去做他的宏大构想,戏剧。
  不但能盈利,还能作为皇帝统治天下收获民心的戏剧。
  当文化可以作为兵器,不是泛散地影响,而是目的明确地进攻?
  汤显祖相信,大明仅以百万童生,即可称霸天下。


第264章 教谕
  伦敦的师资力量很差,县里的教谕叫李谦。
  他不是秀才、也不是童生,家里是本分的小生意人,因家庭富裕,在北洋当兵前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被汤显祖择为县教谕,掌管一县教育。
  除了李谦,县里还有两名不入流的训导,是从普利县招来熟悉汉语的土民,常驻西敏学堂,教化百姓。
  县教谕原本轮不到李谦,以北洋旗军的出身,至少要有个府教授才算,但如今伦敦缺少人才,只能让他暂代教谕,等培训出能接班的人再入府任职,当个从九品职低位重的教授。
  等待剧场修缮的时间里,汤显祖偶尔也会到汉文学堂来,如今城中二百多名各行各业的百姓在西敏寺汉文学堂接受教育,单靠李谦很难照顾周全。
  伦敦的汉文学堂并不像普利县或东洋那些汉文学堂那般正规,前来的上课的学生并不以儿童为主,而是封建旧贵族与商人新贵族。
  即使有个儿童班,也多为贵族或家境殷实的膏粱子弟,只有贵族的小孩才有时间读书。
  尤其在应明命令伦敦百姓外迁至下属农庄后,城里最多的百姓就是工匠,他们根本无法脱产,尽管工匠的孩子不像大明有匠户的约束,但客观上没其他选择,只能早早的在工匠铺帮忙。
  除此之外,学员如此构成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一是平民百姓朴素的情感,他们虽无能力在贵族们投降后反抗明军,但至少在汉文学堂成为强制要求前,他们能选择不配合学习。
  二来,则是平民百姓连英文都不认识,指望他们越过英文直接学汉文,那不是强人所难么。
  威廉·莎士比亚,就是学员中的少数派,每天定时在下午到汉文学堂来上一个半时辰的课,风雨无阻。
  这人第一次来就把英文名字写错了,后来又连续以不同错法写了四个名字。
  问他为何学习汉文,他说他要挣钱养活乡下的家人,也为追名逐利,用汉文写剧本。
  一连半月的教学,让李谦对这个被他起名为翁立安的学生有了更多了解。
  生在城乡结合部、读过几年英格兰小学没钱上大学,老婆未婚先孕奉子成婚。
  开过皮具铺、从事过肉铺伙计、园丁、马夫等一系列杂七杂八的工作。
  偷猎贵族的鹿和兔子被抓,背负沉重的生活负担与道德重担离开家乡来到伦敦讨生活,开始北漂攒钱买房的曲折人生。
  依照教谕李谦作为大明人的观点,他的学生翁立安是个劣迹斑斑的小流氓或者说刁民。
  但依照教谕李谦在英格兰的所见所闻,翁立安只能算是活得较为辛苦的普通人,在他的同胞中这样的道德水平并不算坏。
  知府汤显祖抽空到汉文学堂观课后,与李谦在西敏寺庭院修好的凉亭中小坐,李谦就专门提到这个学生:“他的品质看似顽石实如璞玉,比那班新旧贵族谦逊好学的多,更兼诚意,志向远大。”
  说这话时,李谦指着不远处水池旁洗笔的翁立安,道:“再过一会,他就该回下城扫地了。”
  汤显祖端着茶杯,看着李谦在伦敦所发现最值得培养的学生,年纪轻轻、个头不高、头发凌乱、皮肤白皙,长得看起来就很好欺负的样子,乖巧地蹲在水池旁慢慢把一大把毛笔洗干净。
  在那之后,他把毛笔晾在水池旁,钻进学堂厨房,不一会弄了几块炭出来回到池边,砸了砸用亚麻布卷出几支简陋的笔来小心收好。
  这才挑了支毛笔沾着水在池旁石头上沾着水笨拙地书写着什么,看上去像在练字。
  远处带着牵马仆人的贵族学子回来了,从翁立安身边经过时取走晾着的笔,每个取走笔的人都会留给他几张纸。
  李谦解释道:“家境殷实之辈不喜学习,翁立安代为洗笔,换些学堂的纸,拿回去自己用一部分,卖给剧院里的文人一些换些钱花。”
  纸是昂贵的东西,英格兰的主流纸张有三种。
  一种是最广泛使用的廉价莎草纸,源于古埃及、被罗马人带到英格兰,学生与牧师的廉价小本儿都是用这个做的。
  第二种是羊皮纸,把皮子拉长、削薄、加工,制作复杂、价格昂贵,多用于书写王室及贵族命令以示庄重。
  第三种,是蔡侯纸的变种,十世纪传入摩洛哥、十二世纪传入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英格兰则在十五世纪建起第一家造纸厂,用于教会与贵族日常书写,价格同样昂贵,区别在于没有竹子。
  所以抄纸工具不是竹帘,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抄网,由于没有悬浮剂,因此厚而光滑,适合鹅毛笔和染料书写。
  这个也很昂贵。
  至于如今的大明纸,就不光是昂贵的事了,这种纸的价格实际上已经与商品价值脱钩,只有大明人才有、才用,除此之外仅有汉文学堂的学生有少量,因此奇货可居。
  汤显祖挑挑眉毛:“李教谕是对县中讲学不满?”
  “并无不满,大人何出此言?”
  “那为何不加以约束,劝人向学。”
  “回大人,劝他们也无甚用处,世间理应无贵族,这些人依仗家世、倒向天军,得了子孙入学的机遇,不知珍惜,何必去劝?”
  尽管李谦只是连品级都没有的县教谕,长年于军府奔走作战,已经习惯了对军官的命令服从,但除此之外性情直爽有什么说什么的习惯也一样根深蒂固。
  既然这任务给他、又无其他方法,他便尽心去办,除此之外教育的事跟汤显祖无关,何况此时闲谈,说起话来自然也硬气。
  “文教之事非一时之功,这些人心智已定,能教的教,不能教的待三月小校尽数开出,汉文学堂的文教要害——还是在童子。”
  这种情绪,汤显祖也习惯了。
  他近来任命出去的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医学训科、阴阳学训术、惠民药局官医、马驿驿丞、税课局大使、河泊所官皆为东洋旗军,可是太明白这些大兵对英格兰百姓的态度了。
  在亚州,这种态度并不明显,对当地土民与大明百姓几无区别;但到了这边,尽管限于军法约束没人做出过分行径,但态度上与养猫养狗几无区别。
  汤显祖一个人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只能转移话题问道:“他留着那些纸自用,做什么?”
  “翁立安想学着写剧本,他坦诚得很,毫不掩饰追名逐利的心,想当个话本先生,他要用这个在剧院里写故事,吸引那些文人教他怎么写。”
  汤显祖笑了:“这是钓鱼啊,愿者上钩。也好,这些日子累坏了。”
  “明日,叫他明日带上自己写的话本,傍晚课毕你叫人送去知府衙门,本官看看他能写出什么样的话本。”


第265章 新生
  雨过天晴,夕阳给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撒上余晖。
  街道依然未恢复往日繁华,半枯的参天树上渡鸦发出古怪的叫声,凄惨的日光斜照在河畔牵马行走的莎士比亚身上。
  远处街道尽头,重载马车的轮子轧在石板路上的声响与天朝马夫的呼喝声渐行渐远。
  年轻的马夫想呀:一定是海边又来了中国兵船,码头的水手这些日子可是高兴了,不用出海打仗,每天海上都有源源不断的兵船来了又走,卸下世界各地的满载货物,就能让他们不必担心晚饭的着落。
  他回过头看向那匹剧作家罗伯特·格林的骄傲赛马,对命运感到深深的怀疑。
  他和这匹健马看上去那么不相称吗?
  可能是因为头上到处乱跑的虱子暴露了他是个穷人的现实。
  才离开汉文学堂走了不到五百步,遇上三队穿黑衣的巡检民壮来盘查他,问的问题都一样,他们都怀疑这匹马是偷来的。
  好在有汉文学堂的进学证明,不然他恐怕要被人拉去盘查到深夜。
  富人?富人也会满头虱子,只是他们买得起假发。
  他买不起,剧院还没开始营业,他每天只有几个便士的工资,想攒六十镑在老家买一套特别大的豪宅都比上天还难,假发这种奢侈品,他想都不会去想。
  前天傍晚,他带着从汉文学堂洗笔挣到的十二张皮纸离开西敏寺前被老师李谦叫住,告诉他知府大人知道他在写故事,让他次日上课时带着故事,好让知府看看。
  说实话这事它特别吓人。
  吓人的原因是这个时代主流戏剧的艺术形式。
  旧戏剧是天主教戏剧,以宣传神迹为主;宗教改革之后,大家都有把神明抛在脑后、释放人性的思潮,新戏剧自然也要迎合这种市场。
  尽管女王伊丽莎白支持戏剧、利用戏剧,但都铎王室的贵族普遍把剧场视为是传播瘟疫、非法集会、嘲弄宗教的场所。
  如此一来,戏剧所能接触到最高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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