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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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翔几乎是木然地走到她的身边。
她拉住孙翔的手，随后，将他的手放到她因为仰面朝天而略显平坦的乳房，说：摸摸我吧。
透过她的短袖羊毛衫，孙翔的手掌心触摸到了她的乳房，但奇怪的是，孙强烈感觉到的并不性冲动，他感到的是一种困惑，处男的困惑。
少顷，她坐了起来，随后将那件短袖的毛衣全部脱下，现在，孙翔看见了她在暗淡的光线中的肌肤，白皙得不可思议的肌肤，还有她那一对浑圆的乳房，那两颗硕大的乳头。
孙翔还是没有冲动，他依然困惑地看着她，随后，嗓音沙哑地说：我走了。
孙翔在当天夜晚彻底失眠。而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当他在医技科与她相遇，她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只是老练地问道：嗨，你借我的那本《娜娜》什么时候再还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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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几天过去了。
那天；她神秘兮兮地对孙翔说：你到暗房来，我有一本书给你看。
在暗房中，孙翔看见了一本黑面抄，上面写着“少女的心”这几个字。
她用手捏了捏孙翔的脸，随后说：就在这里看吧，前面我替你挡着。
是1974年初秋的时候，《少女的心》有着那个时代最为罕见的刺激性和蛊惑性，29年之后，孙翔难以忘却当他躲在X光拍片室中偷偷阅读《少女的心》的感受，故事的主角们在船头激情满怀的场面让孙深受刺激。这以后的许多个夜晚，孙翔的梦境中都会出现少女与她的情人缠绵不止的景象，而他就在梦遗中达到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高潮。
1975年秋意渐浓的某天。
她对孙翔说，她和自己的男人彻底决裂，从这天起，她不再回家而长住医院的职工宿舍。中午时分，她从外面搬来一只脚桶，她对孙说，她想在X光室中洗一把澡，她要孙替她在外面挡一下。
十来分钟之后，她在房里叫唤孙翔。孙来到门口，只听她说：那块毛巾我够不着，进来帮我拿一下吧。
孙翔心房一阵扑动，走进X光暗室，只见那盏他十分熟悉的台灯下，是打开一半的《少女的性》，脚桶一边，她楚楚动人地站着，灯光勾勒着她丰满的肉体，她乳房少女一般地挺立着，两颗乳头犹如鲜艳而沉重的果子。她的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块雪白的毛巾。
她暧昧地笑了：你想帮我吗？
孙翔这刻的意识已经空白，他甚至都回忆不起他怎样将X光室的一张手术床放了下来，他唯一记得的是他的手笨拙而慌乱地抚摸着她的身体，以及他的嘴唇急切而慌张地寻找着她的嘴唇。
自此以后，在X光室暗房，孙翔与她整整幽会了两年，没有人发现他们在偷情，一直到她提出要与那个“造反者”离婚，要与孙翔结婚。
这个时候，已经是富有生机的1977年。孙翔一心想着的是怎样进入高等学府，怎样尽快地实践他生命的梦想，而她香艳的肉体带来的刺激已丧失了最初的强度，因此，他拒绝了她的要求。
这个故事结尾的色彩有些暗淡。
某一天，她吃了大把的安眠药，但被人救活。孙翔赶去医院对她进行了安慰，但心里与她进一步地拉大了距离。当孙翔考上上海某名牌大学之后，她的表妹找上了孙，要求孙的补偿。戴着“奥米伽”的孙飞翔，拿出了2000元摆平了他的地下爱情，也告别了源自1975年的城市风流。
5年以后，当我们的孙翔先生在某中学教书的时候，有公安人员找上门来，盘问道：丁莎伦这人你知道吗？
在上海公安的嘴里，孙翔隐约知道她已经有可能堕落成为一个暗娼，孙翔基本如实地告诉了警察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情，但他隐瞒了她的身体带给他的疯狂感受。
后来，孙翔听说这个拿去了他的童贞的女人去了外国。有时，孙还会在梦中与她相会，并且，总是在她25平方的大房中，总是看见她向他招着手，声音有些沙哑地这么说：来吧，过来吧。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1）
1980年4月，上海迎来她新生命的轮回。
尽管对美国纽约时报的詹姆斯·斯特巴来说，他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来到中国，很大程度上好象生活在1951年，甚至似乎有点像1851年，在无线电旁收听世界各地的新闻，这是城市唯一的夜生活。
中国的肥皂将衣服洗灰了。
水硬，一加仑水放在咖啡壶中，过滤出拇指大小一团的钙、煤沙和其它矿物质。
詹姆斯·斯特巴可能说得完全正确，以他美国人的眼光。但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的视角与这个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完全不同，在他们的眼光中此刻看到的是一种他们曾经如此熟悉的食品，它就是浓香四溢的茶叶蛋。
同年7月12日，一家叫作“味美馆”的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私营饭店而写入了上海的“七情六欲史”，到了1982年的3月6日，曾经作为“十里洋场”象征之地的南京路，出现了对昔日“不夜城”呼应的夜市。
4月间，电视机开始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宠，每个家庭都将它看成必备之物而努力地争夺着，从这时起，上海进入了“电视时代”。
随后是西装作为一种时尚之物被上海男性青年所青睐，而黄金饰品则在这个时候被上海女性疯抢。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对这种疯狂的一种说明：上海第二机电局某企业中的一个上海小青工，用八年全部积蓄和自己的爱人完成了婚礼，这时，这个上海新家庭的银行存折上仅剩450元。但小青工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用400元为自己的爱人购买了一条24K的金项链，他的理论是，他们的新家庭可以没有任何存款，但不能让别人认为赶不上这一轮的时尚之潮。
1983年1月18日，一切对经济活动有着特别敏感的人们重新看见了股票。2年以后，1985年1月，延中公司向社会发行了上海第一个股票，在绝大部分男女混然不觉的时候，极小部分的男女走上了城市有产阶级的道路，这时，一些叫作“万元户”的男女，尽管社会身份暧昧不清，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昂昂然地登堂入室，被上海大小市民如同偶像一样地加以崇拜：对这些上海市民来说，还有什么比金钱更令人迷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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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在第一章所说，在开始城市欲望、消费、时尚这部伟大的历史叙述之前，我们是不可或缺这个历史时期的深背景，没有一个时代提供的基本平台，就没有这个时代的基本欲望，也没有这个时代基本消费和基本时尚。
当1980年茶叶蛋的浓香正飘逸在上海还不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时，对《参考消息》特别钟情的上海男女在这之前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这两个曾在三十八度纬线一带进行残酷较量的对手，终于暂时地搁置了各自顽强的意识形态梦想，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1979年1月29日，在肯尼迪中心邓小平观看了美国艺术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丹佛唱了《乡间大路，请带我回家园》。当邓小平回家时，在西雅图的飞机上，丹佛送了他一百套的唱片。
中美建交对世界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民或许有着更为巨大的现实意义：与魔鬼一般的美国也能修好并在同一星球共存，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新打量、重新思考、重新判断？
解冻的和风吹到了上海，一个叫杨炳荣的男子死后复生的离奇故事或许是对“解冻上海”的最有力说明。
杨炳荣原为上海市黄浦区服装公司南方衬衫店的职工，1949年前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7个月的宪兵，1957年4月他已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
“文化革命”开始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炳荣变得格外紧张、恐惧，而这种持久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在“文革”高潮阶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杨炳荣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单位领回，并可以想见的被猛烈批斗。
1968年7月29日，杨寻机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鉴于上次教训，杨对收容方谎称自己叫曾鸣皋，原籍江苏南通，于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苏南通，安置在如东县洋口农场。
自此以后，杨炳荣的单位、家人全都失去了他的消息更不知他的下落。
转眼十一个春秋过去了。在长久的等待中，杨炳荣的家人经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杨炳荣的单位也在1979年2月按照非正常死亡发给杨家属丧葬费、抚恤金以及一次性补助费共1900元，杨的儿子由农村顶替杨炳荣进厂。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
唯有杨炳荣没有放弃。我们可以设想他在上海之外二百公里之处怀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心情，还能设想他怎样渴望着回到上海，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
又是几个春秋由指缝悄然流逝。当中国大地解冻的信息蜿蜒曲折地传递到江苏如东，杨炳荣一定被深深地触动，在度过我们不知的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后，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他于1982年9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家中。
那一刻距离他的出走已有整整一十七年。那一刻，绝对富有戏剧色彩也绝对充满悲剧感觉。
呼吸在这一瞬间可以想像的停止，时间在这一片刻也可以想像的凝固，唯有痛楚、惊讶、不可思议以音乐的方式绵绵不绝地一路而去，还有着的便是心跳，地球一般地一路沉重地博动。
一个“死亡”了的上海男人，在十七年之后越过生死界线而重回人间，这种情状对今天的“哈日”、“哈韩”以及“哈法族”没有任何意义，但有必要说明，正是这个“死后重生”的人，在肉体和精神这双重意义上，再生了今天所有的“哈日”、“哈韩”和“哈法族”。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2）
在“中美建交”、“杨炳荣死后复生”这些过于凝重的事件之后，时代进入1980至1984这五年之间的文化界域。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1）
文化复兴这时已成一片汪洋大潮。
继《伤痕》、《于无声处》之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她悲壮而又悲情的井喷，这种“井喷”的力度稍后便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歌德派”与“缺德派”的直接交火。
1979年年末，《青年一代》在上海创刊。
对拥挤在文学小道的上海青年来说，这本杂志也许没有多少意义；但对于上海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百万计的普通青年来说，它不蒂是圣经的诞生。正是通过《青年一代》，上海的普通青年获取了他们渴望的人生知识、基本美学。当《青年一代》开辟了它的《道德法庭》之后，上海的男女青年在这个“法庭”上更将面对他们在两性问题上的全部困惑，也将在这个“法庭”上表明自己的两性立场：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情感良民？还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欲望反叛者？
紧随着《青年一代》之后出版的是《文化与生活》。这或许是上海第一本有关时尚的杂志，在它出版的最初日子里，它的叫座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出版就被抢光。
《文汇月刊》的出版也对上海有着深刻影响。
如果说《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收容的是中国上海进步青年和前卫青年，那么，《文汇月刊》收容的则是中国上海的文学青年，当然，它更在意中国大陆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