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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部分

碧血剑-第103部分

小说: 碧血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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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一时自己也想一死了之,竟无相救之意。霎时之间,耳边似乎响起了当日在北京城中与李岩一同听到的那老盲人的歌声:“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众将见主帅夫妇齐死,营中登时大乱,须臾之间,数万官兵散得干干净净。袁承志心中悲痛,意兴萧索。这日张朝唐和他谈起浡泥国民风淳朴,安静太平,说道:“中原大乱,公子心绪不佳,何不到浡泥国去散散心?”袁承志心想寄人篱下,也无意趣,忽然想起那西洋军官所赠的一张海岛图,于是取了出来,询问此是何地。张朝唐道:“那是在浡泥国左近的一座大岛屿,眼下为红毛国海盗盘踞,骚扰海客。”
  袁承志一听之下,神游海外,壮志顿兴,不禁拍案长啸,说道:“咱们就去将红毛海盗驱走,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罢。”当下率领青青、何惕守、哑巴、崔希敏等人,再召集孙仲寿等“山宗”旧人、孟伯飞父子、罗立如、焦宛儿、程青竹、沙天广、胡桂南、铁罗汉等豪杰,得了张朝唐、杨鹏举等人之助,远征异域,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正是:
  万里霜烟回绿鬓十年兵甲误苍生
  (全书完)
  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说。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
  后  记
  《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不过袁崇焕也没有写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
  《碧血剑》曾作了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
  《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
  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数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实录》、《崇祯长编》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或许会有谬误。这篇文字如果有甚么意义,恐怕是在于它的“可读性”。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
  一九七五.六
  袁崇焕评传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
  (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
  、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
  (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
  ;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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