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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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千只剩下一个凝重而模糊的背影。飞浦似乎带来某种生机，在他英俊潇洒的外表掩盖下，却是对女人的惧怕，对于这个家族的人来说，对于这种旧式腐朽的生活来说，飞浦又是一个断然的否定。苏童不仅写出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的悲剧命运，而且写出了父权制历史必然崩溃的劫难。尽管那口井的象征意义有些勉强，然而，那种阴郁的背景无声无息吞噬鲜亮的生活希望，陈旧的生活气数已尽。　　　
　　　　苏童显然不是在重复讲述封建婚姻悲剧的故事，对子苏童的叙事来说，”故事“似乎并不特别重要，主题甚至也无须深究。这个并不新颖别致的故事，却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在于苏童富有韵味的叙事，那种纯净透明的语言感觉；那些刻划得异常鲜明的故事情境；那种温馨而感伤的气息。显然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家》、《春》、《秋》和《红楼梦》，甚至《金瓶梅》的影子；作者对这种生活的把玩观照，多少还可见中国旧式文人的传统态度。这些使得苏童的叙事既具有历史颓废主义的手笔，却也深藏着文化韵涵。
　　　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表达了苏童乃至一代青年作家奇怪的历史观。即把”性“看作历史的根源和动力。由于”性“的紊乱，家族乃至历史破败的命运不可逃脱。陈佐千作为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性身上获得生殖力（生命力），他的企图的失败不过到象征性地表示古旧的中国历史已经彻底丧失了延续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无意中写出一种历史颓败的情境，一种文化失败的历史命运。
　　　苏童尤为擅长刻划女性形象，”红颜薄命“的古训，在苏童手里特别富有韵味。在他看来，也许”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那些女性优雅明净，任性而薄命，浑身散发着感伤的诗意。不过，苏童笔下的女性也因此给人以雷同之感。她们有类似的心性，同样的命运。很显然，《妻妾成群》的结尾有些勉强，似乎有意营造悲剧性的结局，苏童的那些女性的命运早已被先验地注定了。
　　　苏童的叙事优雅从容，纯净如水《妻妾成群》尤见他的这一特色。平实写来却意韵横生；着笔清雅而富有江南情调；这应归结于苏童把叙事与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对于自己的优雅一路的风格，苏童颇有疑虑；北方作家讥之曰”脂粉气“、”女性味“。近年来，苏童加大”凶猛“一类的原料，多讲土匪、复仇之类的故事。不管如何，苏童天赋甚高，悟性极好，且能知己知彼，虽已被戴上”高产作家“的帽子，然前途尚不可限量。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从八十年代起，青年作者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他们主导了文学的方向，如洪峰、残雪、余华、格非、莫言、刘恒、苏童、孙甘露，还有之后的迟子建、迟莉……他们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其中，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异军突起的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被文学评论界定为“先锋派”作家，他们的文学被称为“先锋文学”。笔者也认为，无论是在创作思想还是在艺术技巧上，这些作家都极具创新意识，因此称之为“先锋”是不无道理的。　　

　　先锋文学的出现，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文学的内在创作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中国开放进程的加大，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度也在增大，在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认识和改变。人们经过初步探索和实践后发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运用一些现代西方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可以增加作品从未有过的魅力。比如王蒙、宗璞等人的“意识流”、马原的“魔幻主义”、莫言等人采用的冗长的无句读的叙述技巧等，都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西方文学影响的不断深入，人们有了更多的参照物和模仿物，各种风格流派的文学尽显自己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先锋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其中，苏童是成就很高的一个，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一度时期，他的作品倍受关注。特别是《妻妾成群》、《红粉》被张艺谋搬上银幕，作者的知名度更进一步提高。之后作品集《世界两侧》、《少年血》、《后宫》、《米》、《蝴蝶与棋》等相继出版，这可以看作是其先锋文学成就的一个总结。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先锋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其自身的弊端，作家们的创作也陷入了困境。这种文学现象如流星一样，虽然照亮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却最终没有成为主流。然而，先锋作家们取得的成绩和他们为中国文学所做的探索性的贡献是抹杀不掉的。这里，我们将分析苏童作品的艺术和思想价值，试图通过这种渠道来展示先锋文学价值的一斑。由于条件所限，笔者对苏童作品量不是很全，对其他有关评论家们对先锋作家和苏童作品的评论涉及不多，因此只能谈一些有限的看法。如果对一些已成定论的说法笔者还在嘀嘀不休，只好在这里先行致歉。　　

　　一，苏童小说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那种充分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和审美风格上。　　

　　苏童是北师大毕业的学生，江南苏州人氏，被誉为“江南才子”，他那种文人气质的外溢，灵气四溢的写作，细腻而略显纤弱的艺术个性，给文坛带来了一股不小的冲击波。苏童以他那种独特的感觉方式与美学风格，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文本世界。　　

　　首先，其作品的风格是独特的，有人称为“零度风格”，即没有风格的风格。可以说，从他早期的《桑园留恋》、《妻妾成群》直至后来的《游泳池》、《天赐的亲人》，都不同程度体现了这一风格。这里谨作一些分析。　　

　　《红粉》是苏童“先锋小说”后期的代表作，发表在《小说家》1991第一期，是他以《妻妾成群》为开始的“妇女生活”系列小说的其中一篇。作品描绘的故事极具传奇色彩，但更让人感性趣的，还在于那种充分个性化的叙述。作者并非仅仅满足于一个故事。和其一贯的写作风格相吻合，《红粉》选择了尘封的历史作为描写的背景。在作者笔下，那些早已消逝的烟馆、赌场、妓院、狭窄的街面和氤氲的南方天气又清晰地映在了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们能看出，作者在写作时力图把故事投射到人物的意识中，把叙事仅局限在人物所能看到、听到的范围内，力求冷静、客观、不露声色，就连词语的使用也仅于一些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汇。如小说写到秋仪置身于浦太太面前那种难堪尴尬的场面时，只写到秋仪“始终感觉浦太太尖锐的目光在她的全身上下敲敲打打的，浦太太南腔北调的口音在秋仪听来也很刺耳”，写老浦最终在坟场被枪决也只是“当枪声响起，老浦的脑袋打出了血浆，妓女们发出一声凄厉的恸哭，有人尖叫，都是小萼，都是小萼害了他”，便戛然而止。但即使是这种所谓的“零度风格”的追求也阻遏不了苏童那种文人气质的外溢。在他灵气四溢的写作中，那种细腻而略显纤弱的艺术个性，那种略带阴郁和书卷味的惆怅和感伤，都顽强地穿越故事的表层而传达出来，形成了一种明亮的主体精神的照耀和穿透，一种情调，一种意蕴，一种抒情，一种强烈的风格化了的叙事话语，如诗，如画，流露出了强烈的主体抒情特征。　　

　　在《1934年的逃亡》中，我们注意到，苏童话语操作的先锋性于仿古典风格构成了强大的艺术张力，令人在叙述的游戏与颠覆中迷失方向而滑出文本丰富的意义链套。作者以徐缓而沉静、激情而诡秘的叙述穿行在家族历史的碎片之间。这些，在其代表作《米》、《妻妾成群》和《罂粟之家》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叙述的激情与抒情其实仅是装饰颓败故园上的花朵，显得凄艳美丽却又不失悲壮激越，历史的感伤之气从叙述的纵深之处铺展开来，让人无法回避。　　

　　其次，从一开始，苏童在构造小说的语言上就显得与众不同，叙述方式也显得独具特色。这从他的第一篇小说《桑园留恋》开始，我们便比初窥端倪。作者平静地叙述故事的表面，似乎是不经意地。但我们总会从作者平淡的叙述中，从看似琐碎的故事中触接到作品的背面。作者也曾说过，《桑园留恋》“在我的创作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后来的短篇创作的脉络中初见端倪，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后来我定名为香椿树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从《桑园留恋》开始，我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这便是《少年血》。　作者沉重地叙述，很少有心理的描写。淡心理描写的匮乏并不妨碍我们触摸到任务内心的纷繁世界，相反，在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描写中我们更容易感受人物的心理，而且作者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更大。客观的叙述和心理描写的近乎空白恰恰为了表现叙述的客观。　　

　　而且，在苏童小说中，第一人称占据了绝对多的比例。不管年代背景是现代还是遥远的古代，都有“我”出现，譬如其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但很多篇章里，“我”仅仅是叙述者，是旁观者，只是事件的见证者。“我”游离于文本之外，不承担故事的角色。这样的叙述方式使故事显得更加亲近，而且客观性也充分表现了出来。之所以能达到这一效果，源自作者在叙述中的那种美丽的平静。　　

　　再次，苏童的小说，其背景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若浓若淡，似有似无，隐没在一片迷离恍惚之中。加上文本中透露出的那种淡淡的回忆、斑斓诡秘的意象，形成了迷雾般的气氛。像《红粉》中渗透出的那种纤丽婉约的文本气质，恰如一种喟叹，一种缠绵，一种倾诉，一种美丽的忧伤，构成了《红粉》乃至苏童前期绝大部分作品的美学世界。　　

　　苏童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对文学的语言和文本的巨大热情。文学的现实意义和现实来源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而把文学的语言作为文学的生命，他认为文学完全是个人心灵的产物。笔者认为，他这一表现跟南北朝骈赋取材纤细柔弱、形象绮丽艳冶，格调细巧尖新的文风和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有近似之处。苏童曾在《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三期）上这样阐述《妻妾成群》的写作：“因为我确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全是自己想出来的。……我想可能是我创造了这么一种生活，可能这种生活并不存在。这涉及到一个作家，一格创作者，我是这么写东西，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我的想象，我的白日梦，或者我的比较隐秘的感情意识怎么流露，怎么诉诸文字。”显然，其作品《红粉》、《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我的帝王生涯》、《罂粟之家》都不同程度地在这一论述中有所体现。正是由于文学成为其个人心灵的产物，作者才能驰骋在那种上个性化的自由化的话语空间。摒除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从这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