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快。他们徒步远行于山野之间，黎明而起，日暮而歇。农家的粮仓，乡间的小咖啡馆，都曾作过他们歇脚的客栈。白天，他们寄身于山水田园间，并肩漫步，随意畅谈。夜幕降临后，亦享受爱情的欢娱。从此难忘之行中，波伏瓦体验到了一种友谊、爱情、相互欣赏、相互信任、轻松、愉快的情感交流。
归来后，波伏瓦将愉快的阿尔卑斯山之行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萨特，萨特听后，略带醋意地坦然说道：“你和博斯特很幸福。这样处理很不错。”此后，波伏瓦、博斯特、萨特又以“三人行”关系前往希腊旅行。而萨特在这种“三重奏”关系中，表现得却要比波伏瓦冷静和坦『荡』得多。他只是表现出有些不满，但并未因此而感到受了伤害。这种情感后来被萨特在其《文字生涯》一书中提到：“我预先接受意外的事故，接受不幸的遭遇。……我以笑脸相迎。”他在《七十岁自画像》中还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曾使我感到失望。”然而，这个“三重奏”的关系终以博斯特与奥尔加的结婚而告结束。萨特和波伏瓦则充任了奥尔加的证婚人。
继这两次相叠的“三重奏”后不久，萨特又开演了另一出“三重奏”。1938年，他与奥尔加的妹妹万达情投意合。在这次“三重奏”中，萨特和万达都深坠爱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在应征入伍之前，曾下决心要娶万达。在将行此举之前，萨特依与波伏瓦所签订的爱情契约，将与万达的关系都原本地告诉了西蒙娜。但终因战争和其他原因，这次三重奏又告失败了。
从1936年至1939年，萨特与波伏瓦之间的“三重奏”频繁出现，这使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也变得异常复杂和微妙。波伏瓦从这一时候起，开始不断地思考“三重奏”发生的起因，以及她与萨特爱情契约的本质。由此，她开始结合自己的爱情经历，对现代女『性』在社会及家庭婚姻关系中本身的处境问题作深入思考与探讨。这些思考奠定了她后来撰写有关『妇』女问题的著名论著《第二『性』》的基础。
“三重奏”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始料不及的意外『插』曲，但却成为了她与萨特爱情契约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三重奏”由于违背了爱情具有排他『性』这一自然法则和社会准则，因而既难以维持长久，又易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舆论的攻击。但它的出现却预示着一种新式婚恋观的诞生。“三重奏”以藐视一切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为前提，是一种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为反抗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所采取的另一种形式。而其哲学意义，正如萨特在其《七十岁自画像》一书中所说：“在第二次大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建立了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当然，西蒙娜并不是“三重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她只不过是在不自觉中被卷入其中。她并没有像萨特那样对这种“三重奏”的意义认识得如此清楚。
“三重奏”对波伏瓦来说，最后已谈不上痛苦，只是复杂罢了。但它发生与否，对波伏瓦却完全不一样。“三重奏”的发生，在西蒙娜看来，是一次情感教育的良好机会。经历了它，每个人都受到了一次情感上的洗礼。对她本人来说，这种情感教育的最大结果是促使她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在“三重奏”出现以前，波伏瓦在行动上可以说是独立的。她可以独自远足、独立工作、独自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在思想上、情感上，她对萨特却有强烈的依赖『性』，她重视自己在萨特心目中的位置，关注萨特的想法，希望萨特来影响她的行动。但“三重奏”生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波伏瓦的思想，使她不自觉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就是西蒙娜与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抱守残缺，以哀怨来代替反抗。
西蒙娜·德·波伏瓦基本上于1937年开始了写作，这也是她与萨特爱情关系中“三重奏”频频发生的时期。在她的写作生涯中，萨特曾建议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入作品。于是在1938年，在萨特的启发下，西蒙娜开始以她与萨特及奥尔加的“三重奏”为背景，构思一部自传『性』小说。这部小说于同年10月动笔，历经近3年，于1941年终于完成，西蒙娜命名之为《女客》。小说描写了一对年轻的情人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他们出于同情收养了一个名叫格扎维埃尔的17岁的少女，并负责她的学业，充当她的监护人。这位姑娘就是书中所指的“女客”。这位女客拒绝接受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为她安排的前途，拒绝从事任何有意义的学习和工作，而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生活。出于对少女的同情和怜悯，皮埃尔对格扎维埃尔关怀备至。然而不久却身不由己地狂热地『迷』恋上她。于是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遂尝试了一种打破常规的生活，创造了“三人行”……
很明显，小说的素材基本取材于波伏瓦、萨特、奥尔加“三重奏”的真实生活。书中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就是波伏瓦，男主人公皮埃尔就是萨特，而格扎维埃尔则是奥尔加。在作品中，波伏瓦将几个月的“三重奏”生活中困扰自己心灵的万般情感体验凝聚于笔尖，将小说中独特的组合关系下，充满矛盾的人物之间各自的心理过程和情感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小说中“三人行”的人际关系从亲密的朋友，发展到产生妒意，继尔到怨恨的发生这一过程，西蒙娜用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作了透彻的分析，她还深刻剖析了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那爱恨交织、欲语不能的复杂心态。当然，作为小说，波伏瓦对作品的结局也作了虚构化处理。在《女客》的结尾，女主人公受难抑的妒恨驱使，终于将房间里的煤气阀打开，以残忍手段，将情敌格扎维埃尔谋杀。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的“三重奏”的结局不相符合。但波伏瓦敢于在小说中，大胆地以自己为原型，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个谋杀者的形象，也无不反映出她那敢于蔑视社会道德的胆量。尤其是小说中，波伏瓦将弗朗索瓦兹在谋杀格扎维埃尔过程中的犯罪心理，挖掘得深刻、细致、真实、准确，无不衬透出她那种认真揣摩、记录人物的情感、行为，准确把握和『逼』真刻画人物『性』格心理的创作功底。
在《女客》这部作品中，波伏瓦几乎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和感情。因此这部作品中也包含了她所经历过的、感受过的、体验过的一切心态和情感。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一部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人生重要历程的断代史。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波伏瓦，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行为方面，都超过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她的真实生活要远比小说中的形象，更具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1936年至1939年的“三重奏”『插』曲过后，紧接着二战爆发了，萨特被应征入伍。经历了情感教育和战争风暴之后，西蒙娜和萨特的爱情又有了新的升华和发展。回首战前的“三重奏”生活，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相继结束，但其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性』意义。从表面上看“三重奏”只表现出了男女关系的复杂『性』，它更多地涉及男女关系中，异『性』相悦的自然属『性』一面。然而，导致“三重奏”失败终结的真正原因，也许并不是外部的因素，也不是生理学方面的因素。这要涉及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让－保尔·萨特之间爱情关系的本质。西蒙娜和萨特所签订的爱情契约从本质上说，虽然不排斥对其他异『性』在男女相悦上的追求。但它更重在强调和维护双方在精神上的自由和融洽。从西蒙娜和萨特一相识起，两人就始终在追求目标、精神思想方面寻求一致，而努力达到情感上的高度融洽和默契。这种寻求精神上的共鸣关系是他们爱情关系之所以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而从“三重奏”失败的事实来看，西蒙娜与萨特之间的精神合作关系也确实是其他关系所代替不了的。关于这点，萨特后来在其晚年的作品《七十岁自画像》中曾提到过：他常把他确定的或尚未确定的思想向西蒙娜表达。因为唯有她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认识达到了与他同等的水平。他把西蒙娜视为最理想的对话者，他与西蒙娜总是处在对等的关系中。
尽管在西蒙娜与萨特后来的生活中，“三重奏”仍然还会出现，但无论现实中他们各自与其他情人的关系如何发展，西蒙娜与萨特之间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爱情契约，终生相伴。他们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一生中，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彼此宽容。正如萨特所言，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我们”。在20世纪的初叶，西蒙娜和萨特的契约式爱情，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两『性』关系的新模式，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男女关系、爱情关系本质的新思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七章存在主义
1943年前后的战争期间，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来说，是一个迭宕起伏、荣辱俱存的时代。这期间，既值波伏瓦因莫里哀中学之控而弃教失业，及萨特于战中被俘而身陷囹圄的多事之秋，也是西蒙娜的《女客》出版和萨特一系列文章完成的丰获之年。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是他们发起著名的存在主义运动的标志点和里程碑。
萨特自因释回国后，积极地参加巴黎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四处呼吁，奋力笔耕，用文学的形式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支持抵抗运动。该年初，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法共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同年4月，他的三幕剧《苍蝇》发表。该剧于6月2日在西岱剧院上演。彩排那天，在大厅里，萨特与年轻的阿尔贝·加缪初次结识。《苍蝇》的上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萨特成了巴黎记者争相采访的热点人物。同年10月，萨特的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出版，该书的题辞是献给波伏瓦。此书的出版，又引起了巴黎文化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当时，评论界把萨特在这本论著中所阐明的哲学称之为存在主义。萨特对此表示抗议，他反驳批评界：“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不管萨特本人乐意不乐意，但他已被报界、评论界视为二战期间法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萨特的声名鹊起，对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极大的安慰。这一年，西蒙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于萨特。在萨特的鼓励下，她也开始结交巴黎名流，经常出席朋友、名人的聚会。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年，任《战斗报》编辑的阿尔贝·加缪常常请西蒙娜和萨特撰稿。为此，他俩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巴黎解放的文章，这些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巴黎人的斗志。
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年及战后，西蒙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