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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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年及战后，西蒙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被她自己称为“道德时期”，实际上是其存在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期。1944年波伏瓦发表了一篇哲学随笔《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在这篇哲学随笔中，波伏瓦阐述了“境况”的概念。她在文章中分析了人在现实中所处的种种境况，指出了人在境况中作出选择与行动的重要『性』。在《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中，波伏瓦对比了庇吕斯与西奈阿斯的人生态度。西奈阿斯否定选择行动的意义，他认为：假如人们为了要回自己的家，那又何必出行；需要停下来休息，又何必开始行动。而庇吕斯则肯定行动、选择的意义，他主张人活着就应该赋予其生命一种意义，而通过行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波伏瓦在文章中阐述了在同一类境况中，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境况的变化。她对“境况”的阐述，对后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波伏瓦有关境况的概念的启发，后来萨特创立了一种新剧种——“境遇剧”。此剧专门把人物置于某一境遇中，促使人物作出某种行动或选择。萨特在其境遇剧中，提倡了自我选择的意义。
二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战争和德国法西斯的统治给法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而这一时期，法国报纸披『露』了德国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新闻媒界对集中营的报导不断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加之美国在二战末，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新型杀人武器的使用使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新的认识。一种厌战，逃避现实的情绪在法国蔓延。而战后的现实又使人们看不到希望。因此，这一时期，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思想抬头。人们重新又生活在一种新的恐惧、厌恶、绝望、消极的状态中。面对这一现实，萨特、波伏瓦和他们的朋友梅劳·庞蒂、雷蒙·阿隆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他们试图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帮助人们消除一些消极的心理。1945年10月15日，萨特在《现代》杂志第一期上阐述了其介入文学的思想和作家的革命作用。此后，萨特又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而在同一个时期，西蒙娜·德·波伏瓦创作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上演了。这个剧本采用借古喻今的形式，揭示了战争中屠杀行为对人们心灵的重创，表现了战争的悲剧『性』和残酷『性』的主题。该剧本描写了战争中，许多『妇』女、儿童、老人、残废人，被视为“白吃饭的嘴巴”，他们被当局默许杀害。在战争期间，这种对无辜平民的屠杀不仅被默许，而且还被视为壮举。西蒙娜·德·波伏瓦试图在剧本中，探求这种野蛮、残忍行为背后的意义。该剧的上演与萨特的著名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终于引发了“存在主义”运动。尽管萨特和波伏瓦拒绝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但他们最终不得不再次拣起了这个标签。在这场存在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萨特被视为存在主义的教皇，而波伏瓦则被封为圣母。波伏瓦也成为了萨特麾下的一员战将。
1945年是西蒙娜颇为忙碌，收获甚丰的一年。她于同年二月应邀去西班牙与葡萄牙作关于占领时期的报告。她在这两国的逗留期间，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摧残给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回到巴黎后，她撰写了系列报道。在文章中，她谴责了战争，也批评了『政府』在战争中的行为。尽管这些文章的内容遭到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政府』的干预，但波伏瓦还是将它们发表在米歇尔·柯里莱主编的《意愿》杂志上。这又一次充分体现了波伏瓦的一贯作风和对社会事务敢于介入的态度。
1945年9月，波伏瓦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他人的血》。这部小说比《女客》更受欢迎。该作品主要描写了二战期间，巴黎被德军占领时期，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业绩。小说通过五个青年男女在被占领期，德国法西斯力量嚣张时期，每个人各自的人生选择，探讨了自由和责任的问题。小说中，这五个青年都是通过自我选择，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意义。男主人公让在战前曾参加了『共产』党，积极组织了工会运动。但后来因为自己的朋友雅克在罢工中的牺牲，使他因不希望见到他人的血而退出『共产』党，不再过问政治。但在巴黎被占领时期，法西斯甚是嚣张，让又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留在了巴黎，建立了地下抵抗组织，领导巴黎抵抗运动的战士，开展反法西斯斗争，为保卫巴黎，他作出了行动和选择。小说的女主人公海兰娜在战前是一个只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者。她只关注个人，从不认为自己与社会有关系。战前，她在爱情上作出了自我选择。她抛弃了自己的男友保尔，而选择了保尔的朋友让。让不爱她，但她认为，自己选择让是她个人的自由，她可以作这种选择，而并不需在乎让的看法。在二战期间，让被征入伍上了前线。海兰娜通过关系把让调至了巴黎，她不愿让男友牺牲在战场上。结果让与她发生了冲突，最后两人决裂。在沦陷区，海兰娜试图通过求助于占领军，离开巴黎到柏林去。后出于民族的自尊心，她放弃了这种打算，转而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她的女友——犹太姑娘要遭到法西斯的逮捕。为了保护女友免遭迫害，她开始了营救工作。后来海兰娜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在这部小说中，西蒙娜提出了存在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出了自我选择的意义。她在小说中主张自由选择要与社会责任、人类命运结合起来。
1945年，小说《他人的血》和剧本《白吃饭的嘴巴》的出版与上演，在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推动了这一时期法国的存在主义运动。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和萨特一样，成为了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诚然，在这场存在主义运动中，由于萨特的声名显赫和宏大影响，使评论界对波伏瓦的作用，有些估计不足，并常把她视为萨特的追随者。事实上，虽然，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发展时期，西蒙娜常常追随在萨特和加缪的左右，但她确也以她自己的方式积极地参予和推动了这场运动。1945年12月，她曾作了两场关于存在主义小说和哲学的演讲报告，因为当时法国的报界以及社会舆论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毁誉、对萨特和波伏瓦的人身攻击越来越厉害。当时对存在主义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人们纷纷指责存在主义哲学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哲学，是不道德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下流的、卑鄙的哲学。有人甚至攻击波伏瓦与萨特的爱情生活，他们把西蒙娜说成是一个具有放『荡』习『性』的女怪人、女疯子。针对社会舆论对存在主义哲学和小说的曲解，波伏瓦举行了这两次报告会。她要为存在主义哲学辩护。她认为存在主义哲学教给了人们“全面深刻地面对责任感”的意识，每个人都应该在行使自由的同时，承担这个责任。她驳斥了有关存在主义是没有道德的哲学的错误观点。继波伏瓦之后，为了回击社会舆论，萨特也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萨特为存在主义哲学辩护道：“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生活过得去的学说。”他认为，存在主义告诉人们的是：“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一个人不是别的，只是自我设计，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除了全部行动，除了生命，就一无所有。”“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
实际上，波伏瓦和萨特在20世纪40年代所倡导的存在主义哲学，主要是要使战后的法国人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面对现实。他们所倡导的自我选择和行动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克服精神危机、振作精神的思想武器。他们在哲学中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和人存在本身的荒诞『性』，其目的不是宣传虚无、消极厌世思想，而是揭示现实本相，引导人们去思考如何去正视和对抗这种人类状况的荒诞『性』。因为人置身于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境况，对于这一切，人类虽无法选择，但人在任何时代、社会中都可以作出自我选择，这则是真理。因此波伏瓦和萨特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选择可以赋予存在的意义、价值。当然，无庸置疑，存在主义哲学确有否定当时社会现实的倾向，但它却是对二战后人类生存境况的批判『性』认识。
40年代中叶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形成、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期。萨特和阿尔贝·加缪无疑是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而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自始至终地参予了这一运动。由于她与萨特的特殊关系，她无疑在存在主义文学建立的过程中也倾注了其心血和努力。在这一时期，她在其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力图表现某些存在主义哲理。1946年，她在继《女客》、《他人的血》之后，又创作了第三部小说《人总是要死的》。这部小说在波伏瓦所有的小说作品中，是一部存在主义思想倾向最明显的作品。该作品完成于1943年至1946年，历时3年。此期间，波伏瓦经历了战争、沦陷和战后清肃法『奸』等历史事件。她在作品中尝试用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福斯卡被誉为浮士德式的人物。波伏瓦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探讨了人类的生存境况问题。在小说中，福斯卡是个长生不老的传奇式人物，在故事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他的踪迹。他跨越了6个世纪，周游世界各国，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代表着一种永恒的存在。他曾亲眼目睹了几百年来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无数次个人爱情生活的不幸。他是永存的，而他周围存在却都只有一瞬。他自己有无限的权力，他本人也多次使用这些权力，然而他最终却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无法改善人的生活状态。他无法用自己的权力去恢复公正，使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复活。他悲哀地发现，历史虽然在前进，然而现实却没有什么改变。他的永恒存在并没有什么意义。福斯卡最终豁然意识到生存本质的虚无，而人的瞬间存在，在他看来也未必一定意味着不幸，只要他曾经有过行动和选择。在这部小说中，波伏瓦用存在主义观点分析了历史和现实，论述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和意义。然而在小说中，她在对人类历史的远景进行解释中，却不免落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循环论的窠臼中。
1943年至1948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萨特的影响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她共写了三部小说、一个剧本和三部论著。她通过这些作品，阐述了其存在主义观点，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萨特一样，她成为了一位“介入”作家。她放弃了以往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主张文学要干预政治和生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1947年，她在论著《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主张作家应该对他周围社会的变化有所作为。她希望作家要为改变人的社会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