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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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说出了五位被害青年的姓名，说出了他们被害的地点和年、月、日，还说出他们被迫害的情况。这些都是以前报刊上从来没有公然透露的，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是从来没有这样直言无忌的。但是，尽管如此，鲁迅写这篇文章，还是竭力保持“沉静”，琐琐地叙述他和柔石、殷夫的友谊交往，完全从悼念青年文学朋友的角度着笔，而没有像《前哨》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地厉声痛斥“统治者”。
鲁迅给《现代》的文章，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也有托内山书店送货员送来的。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那一天早晨，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
问编辑室的一个校对员，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再去问那个营业员，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情很是异常，所以我至今还记得。
后来才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可知鲁迅最初并没有打算把这篇文章交给《现代》发表。
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编在《现代》第二卷第六期的第一篇，同时写下了我的《社中日记》。
为了配合这篇文章，我编了一页《文艺画报》，这是《现代》每期都有的图版资料。
我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柔石的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一页）。版面还不够，又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这是鲁迅在文章中提到并曾在《北斗》创刊号上刊印过的。但此次重印，是用我自己所有的《珂勒惠支木刻选集》制版的，并非出于鲁迅的意志。这三幅图版还不够排满一页，于是我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题曰：“最近之鲁迅”。这张照片，并不是原件，是我在仓促之间从鲁迅和别人合摄的照片上剪截下来的。我现在已记不起原件是什么样子，仿佛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合摄的。但并不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一张。那一张是鲁迅、萧伯纳、蔡元培三人的合影，就是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提到过的。在那一张上，鲁迅的姿势不是这个样子。萧伯纳是在同年二月十七日到上海来的，所以我题作“最近之鲁迅”。
三、一幅漫画像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鲁迅返北平省亲。
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讲演，题目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同日，又在辅仁大学讲演，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二十四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二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二十八日，在中国大学讲《文艺与武力》。这就是所谓“北平五讲”。
在十二月中旬，有北京的朋友给我寄来了有关这次演讲的两张照片和一方剪报。照片的说明，一张是“鲁迅在女师大操场演讲”，一张是“鲁迅在师大操场演讲”。剪报是一段登载在《世界日报》上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我得到这两张照片，非常高兴，肯定他们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和文物，当时还未见别的刊物发表。我于是把它们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四期《现代》杂志的《文艺画报》中，三件占一页。
按照惯例，我把《文艺画报》中所用的图片编定以后，就交给书局中一位美术员去制版拼版，我不再过问。岂知这一期的《现代》印出来之后，发现《文艺画报》这一版上多出了一幅鲁迅的漫画像。这幅漫画把鲁迅画成一个倒立的漆刷，似乎很有些谐谑意味，也可以认为有些不敬的讽刺。我看了很不愉快，立即去问那位美术员，这张漫画是从什么报刊取材的，他为什么要擅自加入这张漫画。那位美术员说：因为这一页的两块铜版、一块锌版的大小比例没有做好，版面太空了，所以他临时画一个漫画来补空。
我听了他的回答，实在有点哭笑不得。这位美术员是个老实人，画这个漫画只是出于好玩，并无恶意，况且书已印出来了，无法消除，只好默尔而息。
这个漫画，当时并未引起读者注意。因为那时中外报刊上这一类漫画很多。直到前几年，曾有鲁迅研究工作者来问起。那时我手头没有《现代》杂志，来问的人也没有把书带来，我就无从记忆。今年五月间，检阅了全份《现代》，才看到这个漫画，因而想起了它的情况。
一九八○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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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忆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我曾在上海主编过一个文学月刊《现代》，在一九三○年代的新文学运动中，也算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刊物。年来常有研究三十年代新文学史的青年学者来问及关于这个刊物的一些情况。因为事隔四十多年，我记忆不真，手头又没有一份当时的印本，匆遽答问，不免失实。今年五六月间，到徐家汇藏书楼去查阅了全份《现代》，录出一些资料，重温旧事，把曾经有人垂询过的几个问题，以及自己偶尔想到的事，写成这几段回忆，供文学史家参考。
一九八○年八月十五日，施蛰存记
一、创刊宣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吴淞发动了侵略战争，以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阻止了日本军队的推进。不久，蒋介石和日本军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了战事。这次战役虽然不到三个月，但使上海的经济、文化、民生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停止了。
日本军队全部撤退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文化出版事业正待百废俱兴。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文艺刊物。这家书局，在战事以前，曾出版过几种左翼文艺刊物，如《拓荒者》、《大众文艺》等，都被国民党禁止了。在国民党的压力下，他们又不得不出版宣传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这个刊物，幸而被日本侵略军的一炮轰垮了。
现在，这两位老板，惊心于前事，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于是就看中了我。因为我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而且我有过办文艺刊物的经验。这就是我所主编的《现代》杂志的先天性，它不能不是一个采取中间路线的文艺刊物。
于是，我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创刊号《现代》上发表了一个《创刊宣言》，全文如下：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狄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因为本志在创刊之始，就由我主编，故觉得有写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虽然很简单，我却以为已经够了。但当本志由别人继我而主编的时候，或许这个宣言将要不适用的。
所以，这虽然说是本志的创刊宣言，但或许还要加上“我的”两字为更适当些。
这个宣言是在发稿前夜匆匆写成，文字未经仔细思考。第二条所谓“普通”的，意思是“一般性”的。第五条所谓“标准”是指稿件取舍的标准。所谓“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意味着从文艺观点来审定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分歧之后，这个杂志就办不下去。《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都可为例子。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佣雇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人主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现代》绝不可能办成一个有共同倾向性的同人杂志。因此，我在《创刊宣言》中强调说明了这一点。我主编的各期刊物的内容，也充分贯彻了这个精神。
但是，许多人看惯了同人杂志，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对于我主编的《现代》，总爱用同人杂志的尺度来衡量。早在一九三四年，已经有人说这个刊物是不左不右，亦左亦右。谷非（胡风）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引“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来评论《现代》上刊载的创作小说，好像巴金、沉樱、靳以等作家的小说都是遵循“第三种人”的理论创作的。显然他是把《现代》看作“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了。近年来，有些文学史家，理论家，提到《现代》，有的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刊物”，有的说是“一度以第三种人面目出现”，有的说它“提倡所谓‘现代’观念”。我觉得全不中肯，他们没有一个人曾看过全份《现代》，更没有看过我的《创刊宣言》。
《宣言》的最后一条，可以说是我的预见。我个人事实上只编了《现代》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从第三卷第一期起，杜衡（苏汶）参加了编辑任务。这一改变，不是我所愿意的。当时现代书局资方，由于某一种情况，竭力主张邀请杜衡参加编辑工作，并在版权页上标明二人合编。杜衡是我的老朋友，我不便拒绝，使他难堪。但心里明白，杜衡的加入，会使《现代》发生一些变化。编辑第三卷和第四卷的时候，我竭力使《现代》保持原来的面貌，但已经有些作家，怕沾上“第三种人”的色彩，不热心支持了。编到第五卷，由于我和鲁迅先生为《庄子》与《文逊的事闹了意见，穆时英被国民党收买去当图书杂志审查委员，现代书局资方内哄，吵着要拆伙，我感到这个刊物已到了日暮穷途，无法振作，就逐渐放弃编务，让杜衡独自主持。不久，现代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