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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008-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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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权,对技术或经济也没有施加过影响。她们没有缔造过出没有毁灭过国家,更没有
发现过新世界。虽然某些事件是由女人而爆发的,但她们是借口而不是行为者。卢克丽
霞的自杀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殉道总是向被压迫着开放;在基督教迫害时明,在社会或
民族刚刚失败以后,女人扮演了这种目击者角色;但殉道者从未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即
使女人挑起了动乱,进行了示威,这些活动也只有在男性的决定使其有效扩展时才有影
响力。聚集在哈里特·比彻·斯阳周围的美国女人,激发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
但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却是感情所不能解释的。1917年的“三八妇女节”,也许促使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但它只是导火线。
    大多数女英雄都是些怪人:她们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冒险家和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
因为她们的行为重要,而是因为她们的命运非同寻常。所以,如果把冉·达克、罗兰夫
人和弗洛拉·特里斯坦,同黎塞留、丹东(Daton)和列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
伟大主要是主观的:她们是楷模而不是历史的行动者。伟人产生于大众并为环境所驱使;
而妇女大众却处在历史的边缘,环境对于每个女人都是障碍而不是跳板。要改变世界面
貌,首先必须牢牢地固定于世界之上;但牢牢固定于社会的女人却是受社会支配的人;
除非其行动为神圣权威所指示(这时她们会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有能力),否则有抱负
的女人和女英雄就会变成怪物。只有到女人在地球上开始感觉自如时,罗莎·卢森堡和
居里夫人式的人物才会出现。她们雄辩地证明,并非是女人的劣等性造成了她们在历史
上的无足轻重地位,倒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造成了她们注定是劣等的人
    这一事实在女人自我表现得十分顺利的领域——即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
们的命运同艺术。书信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联。在古日耳曼人当中,预言家和祭司的职责
已经适合于女人。由于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这一位置,当男人努力通过文化超出他们的
宇宙范围、接近尚不为他们所知的事物时,他们便会转向她。宫廷的神秘主义、人性论
者的好奇、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厂世纪的矫揉造作、18世纪的进步
理想主义——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对女性的褒奖。女人因此成为诗的启明星,艺
术创作的主题。她是闲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献身于精神乐趣:作为作家的灵感、评论者
和读者,她是他的对手。正是她便感伤的模式、滋润男性心田的伦理流行了起来,所以
她干预了自己的命运一…一妇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胜利。可是,不论知识妇
女的这种集体作用可能有多么重要,她们的个人贡献一般价值不大。正因为女人未采取
行动,她在思想艺术领域才有特权地位。但思想和艺术有自己的活力,对于追求再创造
的人来说,处在世界边线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问题仍然是,要超出既定范围,必须首
先深植于其内。在集体处于劣等处境的人类类别当中,个人成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玛丽
·巴什基尔切夫则如想知道:“当一个人仍处在边缘时,你能够让他到哪里去呢?”司
汤达说:“生而为女人的所有天才为公益所湮没。”实际上,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天才:
天才是变成的。而女性处境至今使这种演变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反女权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据:(1)女人从未创造过伟大的事
业;(2)女人的处境从未阻碍过伟大女人的成长。这两个命题中存在着虚假:极少数
特权者的成功无法平衡或用来辩解集体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这些成功是罕见的、有限
的,恰恰证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
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
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
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
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
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远非在各地
都彻底给予了女人:在瑞士,她们尚未参加选举;在法国,1942年的法律仍在某种程度
上维护着丈夫的特权。抽象的权利,如我刚才说的,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明确控制:
即使在今天,男女的真正平等也不存在。
    首先,女人的婚姻负担肯定比男人重。我们已注意到,由于采用节育——公开的或
秘密的——母性奴役已在减弱。但这一做法既未推广到各地,也未经常采用。堕胎仍被
正式禁止,许多女人或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极力在堕胎时不受监督,或发现自己已被
多次怀孕所摧垮。和持家一样,照料孩子也仍由女人专门承担。特别是在法国,反女权
的传统非常顽固,男人会认为帮女人干活儿有失体面。因而女人要把家庭和她的工作角
色协调起来,比男人这样做时还难。每当社会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她的生活就会比丈夫
更为艰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农妇的命运吧!在法国,她们占参加生产劳动的女人的大多
数,一般都已经结婚。各地有不同的习俗:诺曼底(Noman)农妇主管膳食;科西嘉女
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但她们在各地都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担着男
人的职责,分享着他的利益与财产。她受到尊重,常进行有效的控制——她的处境令人
想起古代农业公社中的女人处境。与丈夫相比,她常更有道德尊严,但她过的生活实际
上更为艰辛。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
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
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唰唰、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
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
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
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即使在怀孕时;她
很快就畸形了,她未老先衰,筋疲力竭,备受疾病的折磨。她绝无男人时常进行的社交
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补偿:他在星期天或集市日进城和别的男人会面,在咖啡馆喝酒、打
扑克,出去打猎、钓鱼。她则呆在农村家里,不懂得何谓闲暇。只有富家的农妇——她
们有仆人,或者可以木下地干活——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
在家里行使许多权力,未被劳动所摧垮。但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
    女商人和小企业的女雇主,一直是特权者中的一员。中世纪以后,她们是唯一被法
典承认有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女人。女杂货商、奶品商、地产主及烟草商的地位和男人相
等。若是老处女或寡妇,则可以自己开个合法商行;若结婚,则和丈夫一样有独立地位。
幸运的是,她们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通常不太需要聚精会神。
    对于女工或女雇员、秘书、推销员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她们全都在家外面
工作。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
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这大大追加了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至于
需要学问的职业,即便是女律师、医生和教授在家务上可以得到某些帮助,家庭和孩子
对她也还是一个很不利的负担。在美国,家务劳动被精巧的小装置搞得简单化了,但要
求职业妇女有漂亮的外貌,这把另一种负担强加给了她,而她仍要为家庭和孩子尽责。
    而且,以工作来追求独立的女人,和男人相比,其前景并不那么有利。在多数岗位
她的工资比男人低。她从事的工作不那么专业化,所以不像熟练劳动者的工作那样有优
厚的报酬。而且她同工不同酬。由于在男性世界是个新手,她成功的机会比他们少。男
人和女人都讨厌听命于女人,对男人总是更表示信任。做一个女人,即便不是一种缺憾,
也至少是一件怪事。一个女人要“成功”,就必须得到男性的支持,这是有道理的。男
人无疑有着最有利的位置,担任着最重要的职务。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从经济角度上
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两个等级。
    制约女人实际地位的一个事实是,顽固存在的悠久传统进入了刚源俄出现的新文明。
这一点为轻率的观察者所误解,他们认为女人对呈现在她面前的前景不胜任,或者,仍
然认为这种前景中只有危险的诱惑。实际情况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因而她很难让
自己适应它。虽然我们向女人开放了工厂、办公室和大学院系,但我们仍认为婚姻对于
她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她可以因此不需要参加任何其他的集体生活。和在原始文明
中一样,爱情行为在她那一方是一种服务,她有权多少有点直接地为此索取报酬。除了
苏联,各国都允许现代女人将她的身体当做剥削的资本。卖淫被默许,淫荡受到鼓励。
已婚女人有权设法让丈夫赡养自己,此外还有权要求赋予她比老处女高得多的社会尊严。
社会习俗完全不承认老处女有与独身男人对等的性潜能,尤其实际上不准许她怀孕,未
婚母亲仍是丑闻的对象。的确,灰姑娘童话怎么能不完整地保持其效力呢?一切都仍在
鼓励着少女期望从某个迷人王子那里得到幸运与幸福,而不是鼓励她努力靠自己去赢得,
尽管这种赢得是艰巨的、莫测的。多亏有了他,她才特别有希望能够升到高于她自己等
级的等级,进入以她用平生的劳动也不可能换取的奇迹般境地。但这种希望也是一种邪
恶,因为它把她的力量和她的利益分开了。这种分裂也许是女人的最大障碍。父母培养
女儿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结婚,而不是为了促进她的人格发展。女人认为结婚有许多好处,
以至地本人也希望能够结婚。结果,她受的专门训练往往较少,基础不如她的兄弟牢固,
她对于自己职业的专注也不是那么强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
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职业上的劣等性又增强了她想找一个丈夫的欲望。
    各种利益都有其不利一面的某种负担,但如果这种负担太重,利益就似乎与奴役无
异。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今日是一种无益的苦役。而对于女人,这并没有由
于她明确赢得了社会尊严、行动自由或经济独立而抵消。许多女工和女雇员在工作权利
中只看到负担,认为婚姻将使她们摆脱这种负担,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由于女人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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