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文集-第12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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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妻子手里捧着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说:“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一松,盘子破了,红薯落满一地。婴啼声,号角声,马蹄声,啜泣声中幕下。
这出戏非但写出了夫妻深情,也把当时抗战的气氛写得淋漓尽致,小故事看大时代,实在是很成功的呢!
观众倒也十分踊跃,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是在看完戏后,大家就快乐地、满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由乐捐一些演出的经费。因此,演了几天的戏,非但不能赖以赚出一些家用,连每天必须打破的盘子,和那盘红薯都无法筹钱去补充,也就只好真正落幕了。我们这一路的“逃难”,实在是高潮起伏,好戏连台。只会教书和念书的父母,为了谋生,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红薯、糍粑卖过了,粉墨登场也试过了。到此时,已经一筹莫展。这是我们无数次“山穷水尽”后,又面临到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好心的县长,看我们戏又演不成,强盗也抓不到,觉得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确实与他管理不善有关。当下,就急忙替父亲和瞿伯伯安排了两份工作,热心的对我们说:
“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累了,经过县长一挽留,大家真的在剑河停留下来。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
第二十六章 抗战胜利了!
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父亲呢,他依旧忙忙碌碌的,有天,从邻居家抱回一个大牛角,原来他拜了个金石师父,学起刻图章来了。父亲刻了一大堆牛角图章,兴犹未尽,有天,他采了一段竹节,用竹根做了个笔筒,他在竹筒上面,精心雕刻了两个大字:
劲节
是这两个大字触动了父亲的心事吧,那些日子,他闷闷不乐,连瞿伯伯的笑话,也不能逗他笑了。于是,母亲明白了,她说:“你还是想去四川吧!”
“是啊!”父亲长叹着:“一百里已经走了九十里了!现在停下来真没道理。”“可是,我们没钱哪!”
“从东安河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钱吗?”父亲问。“比起那时候,现在不是强多了!”原来,在剑河,父亲还有些小收入呢!于是,那几天,父母商量又商量,终于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四川,一直走到重庆。这次,瞿伯伯不肯跟我们一起走了,他坚持要捉到强盗以后再走。但他祝福我们。当我们全家动身的那一天,他依依不舍的直送到城外,并为我们虔诚的念经祝祷!
我们又开始走了!行行重行行,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终于,我们到达四川省境了。
记忆中,进入四川后,我们就开始在翻山越岭。
走山路是很苦的,那些山虽然荒凉,却常有土匪出没。我们一来要担心毒蛇野兽,一方面要担心土匪。虽然我们身上都没财物,但是,如果像上次一样,被土匪连换洗衣服都抢了去,我们又没有个瞿伯伯会念经告状,那岂不是灾情惨重!
这样,有天,我们在山中走着。走啊走的,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壮丁,抬着个担架,担架上,一块白布连头带脚的盖住那躺着的人,默默的经过我们身边,走进深山里去了。父母有些疑惑,也不敢问什么。再走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抬着蒙了白布的担架,走进深山里去。片刻,第三次,担架又出现了……山风吹在人身上,突然变得凉飕飕的。那沉默的抬担架的人,那白布,那担架……不知怎的,一直让我们背脊发冷,这景象太诡异了。终于,当又一个担架出现时,父亲忍不住问:
“怎么回事?有人生病吗?”
“生病?”抬担架的瞪了父亲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里去埋!”原来,这些都是运尸人,那白布下都是尸体,再经探询,才知道这整个山区,都正在霍乱流行,每天都要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区贫困,抗战时药物又缺乏,只能眼看一个个人死去!昨天抬尸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面色凝重,带着我们,小心的趋避着那些尸体。整天,我们不停的遇到抬尸人,我和弟弟们,到底年纪小,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着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一看,吓得尖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着,动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着,笑着,手里高舞着一面国旗,同时,在放着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着: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着,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着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着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着,疯狂的笑着,哭着,叫着: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
第二十七章 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