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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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都是由政府负担。而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１９９８年提供的数字，我国农村教育的投入中，中央财政约占１％，省财政占１１％，县政府投入约占１０％，其余７８％由乡和村筹集，也就是说，是由农民自己负担。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教育的严重滞后。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已经开始研究免收中小学生课本费，以真正实现“免费教育”的同时，尚有大量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一年区区一百多元的学杂费而被挡在受教育的门槛之外。在大城市许多孩子坐进有空调的教室的同时，老少边穷地区的适龄学童却有相当部分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坐失及时接受教育的机会。
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城市中小学按等级拨付教育经费的作法和精英性教育的影响，同等级的学校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教学水平上呈现出巨大的差距。《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这种差异因为种种原因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学生因成绩不同，而被分到不同的学校，而能承担高额择校费的学生，则可以超越这种不平等，而享受另一种更为恶劣的不平等，高额择校费也正成为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不平等的最明显体现则是那些因贫困而上不了大学的大学生了。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住进了学校的豪华公寓，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家长因为掏不出学费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新闻屡屡出现，凸现了我国教育体制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
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弗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却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置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让我们来看看韩国是如何解决教育不平衡的问题吧。
与中国把政府投入主要放在高等教育不同，韩国的政府投入主要投向了基础教育，而把高等教育的投资机会主要留给了社会。
韩国政府在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上也有不平衡性，不过他们的不平衡方向与中国相反。他们优先把资金投入到落后地区。韩国在推行初中义务教育时，免费的范围明确规定由偏僻的农村、岛屿开始，逐渐向小城市再向大城市分步推进。
韩国新推出的普及信息化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将计算机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首先普及到农村、渔村、岛屿和偏僻地区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政支持，以提高学生接触信息技术机会的均等性。”
通过这种不均衡投资，韩国保证了国民教育机会的均等。为了保证国民都能接受高中教育，韩国取消了初中升高中入学考试。现在，韩国小学升初中升学率达９９．９％，初中升高中升学率达９８．７％。也就是说，韩国已经普及了１２年制教育。
在７０年代初，韩国也存在择校问题，中小学校分为一流二流，学校教育的应试倾向明显。韩国为此果断推出了“教育平准化”政策，具体措施有三项：第一，对“不利学校”增加教育拨款，大力改善其教学条件；二是实行教师每四年流动一次，确保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三是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分，各学区内由计算机随机决定就读的学校。这个“平准化”教育政府实施至今有力地促进了韩国义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弱化了学校应试教育倾向和学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成为韩国教育界引以为荣的佳话。
三、教师地位的差距
在中国，教师早已摆脱前些年“当老师不如当理发师”的尴尬局面，然而平心而论，教师的收入并不比理发师多多少。教师并不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还存在着大批“代课教师”，力不从心地填补着师资力量不足造成的空白。
在韩国，教师被全社会敬重，享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特殊权利。在大学里，学生跟着教授走路，不能离得太近，因为学生不能踩到老师的影子；教授到学生自习室，学生要全体起立敬礼；一个系的系主任，职责范围之一是为教师们服务，而没有领导地位，资金权、用人权、晋级权，都由教授委员会负责。
另外，韩国教师的工资也比一般社会成员高得多。韩国教师的政治待遇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汉城大学的教授要总统亲自下任命书。教授任各部长官、次官是很常见的事，汉城大学校长李寿成、明治大学校长高健则先后出任总理。
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也不同：小学为４３％，中学为１０８％，大学为３００％。经济学家作过计算，本世纪初，智力因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５％～２０％，而现在已经达到６０％～８０％。
教育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教育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快慢。
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在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把教育放到第一位的做法是何等英明。
而我们的一些地方，则存在着不正确的发展观，甚至有一种严重的急功近利倾向。有的地方一直以经济发展第一，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把钱花到刀刃上”，花到一个又一个巨型工程上，就是舍不得把ＧＤＰ中的教育投资比重提高一点点。在新一任政府上任前，有的地方把经济增长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教育发展与官员升迁关系甚少，由此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
另一个急功近利的表现就是教育发展本身的不平衡。把投资主要放在能立刻见到效益的高等教育，这本身就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０年，是我国教育投资增长比较快的时期，这期间，我国普通高校通过各渠道的收入总和的增长幅度达２３９％，高中达１５６％，而小学和初中为７０％，其中农村的初中和小学为５０％，差距十分明显。
因为急功近利，我们在发展中已经犯了种种错误。好在新一届政府终于意识到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但愿中国能在教育发展上亡羊补牢。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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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兴起的秘密
“韩流”征服中国之轻而易举，甚至让韩国人也有些吃惊。韩国文化官员权其永说：“我没想到（韩剧）能如此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哈韩族”现在已经让人们视觉疲倦。他们一律染发，最多的是韩国人喜爱的酒红色。从渔夫帽到篮球帽、牛仔帽，把不同帽子与各种风格的服饰搭配是他们乐此不疲的装饰手法。小格子衬衫或超大码的Ｔ恤，浅色的大短裤或快要擦地的直筒裤，或者冬季的高领毛衣，大大的鞋子。他们看似五彩缤纷，实际上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如果仅仅是年轻人疯狂一下倒也罢了。然而韩流却是从街头暴走族，到中年夫妇，甚至老头老太太，一律席卷。一到晚上，无数阿姨大婶陪着韩星傻乎乎地流泪，连很少看外国电视剧的老人们也早早地守在沙发上，等待着从韩剧里看到那个年轻人都很懂礼貌的韩国。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凡是曾经的中华文化圈内，韩流一律通行无阻。韩剧《秋天的童话》在越南电视台刚播出２０多天，收视率超过了同一时段播出的欧洲足球节目，攀升为第一。
对日本人来说，这几年韩国已经从“既邻近又遥远”的国度渐渐变成“既邻近又有趣”的国度。１９９９年秋天，韩国大片《生死谍变》作为东京国际电影节特别招待作品第一次登陆东瀛，看电影的日本观众场场爆满。２００１年５月下旬，韩国大片《共同界线》在日本全国公映，以《铁道员》等名著享誉日本文坛的作家浅田次郎观片后称赞：“这部影片的娱乐性、艺术性及主题都贯穿着创作人员的真诚。”并将之与好莱坞大片相提并论。韩国电影在日本电影市场的占有率迅速窜升。
从凤凰卫视播出《天桥风云》开始，韩剧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杀入香港。在韩剧如此火爆整个香港的情况下，各大电视台大力哄抬韩剧每集的价格，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从韩剧杀到以后，台湾本土演艺圈便因此备受冷落，“年代”等几大电视剧公司拍出的剧集很难卖到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档去。甚至于广告片商在拍摄产品广告时，也优先考虑韩国明星，在韩国明星们档期不合等特殊原因下才退而求其次考虑台湾本土艺人。
“韩流”兴起仅仅是数年之间的事。在此之前，我们也许知道韩国的汽车，用过韩国的手机，但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说过韩国的演艺明星。金融危机前的韩国，在世界眼里，无疑是个文化小国。１９９０年以前，韩国电影也是政治宣传工具，社会意识强烈，背负着沉重的民族悲愤包袱，毫无朝气，除了一部电影《春香传》，除了那种在史诗片中被浓墨渲染的刚烈的民族情绪，我们对韩国文化几乎一无所知。谁能想到，当韩国从金融危机中苏醒过来的同时，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亚洲的“文化输出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韩国正在设定亚洲美的标准。韩剧的成功，同时也把韩国的风土民情、特色、美感，行销给全世界。
而韩国政府在文化建设上的勃勃野心更让人吃惊，韩国宣布，要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决心用五年时间，把韩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由１％增加到５％，而且要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而且最终目标就是要把韩国建设成为２１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的强国。
世界已经习惯于对韩国吃惊。可是除了吃惊之外，我们也应该做出点别的表情。
那么，我们不妨来探寻一下“韩流”涌起的秘密。
流行文化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宣泄的渠道。中国本身的流行文化缺乏原创性和吸引力。因此，很自然，他国的流行文化就会涌入并填补中国民众，尤其是都市消费者在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空虚和迷茫。
为什么是韩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这是因为韩流有它的特别之处。
总结韩国电影、韩剧、韩国流行歌曲的特点，我们会发现以下几个引人注目之处：
其一，韩国流行文化突出“主旋律”，相当“讲政治”。
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中国对大众文化的“主旋律”始终强调和扶植，可是在“主题意识”、“评奖意识”的作用下，制造出的并不都是优秀的作品。商品文化通过电视左右着我们的思维，艺术无限多样的文化功能和形态，被电视简化为单调的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