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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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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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从国民性、教育、农民问题等各种角度比较中，探讨了中韩两国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以期引起国人的反思。其中《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等篇什在网上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代序）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什么
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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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杰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代序）
不一样的日本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４０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余年后的１９４９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１９０７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学习一切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是不可取的。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地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则说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历史上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将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解放前的旧中国像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的旧观念之下，禁锢在僵化的专制政体枷锁之中，依靠腐败、疲塌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
古代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学习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曾长期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它曾经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也像宋朝太祖赵匡胤一样，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１６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朝鲜半岛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倔强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是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国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古代朝鲜统治集团在“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作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半岛社会存在着许多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文化基因，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观察韩国如何摈弃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它的经验，知道它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领先与落后：三百年间三篇游记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某些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