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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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论述了取得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和抱什么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中间立场、中间态度是没有的。
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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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周恩来报告后，北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①
季羡林从印、缅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他继续写道：
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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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上面大段摘引季羡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
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沉重十字架，踏上了永无止境的“忏悔”之路。
在北大，像季羡林一样的虔诚信徒，还有不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仍然没有通过。
北大“洗澡”运动最后剩下的两个困难户是：经济学系的周炳林教授和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这两位教授都因为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在自己所在院、系作过多次检讨，未获通过，又在全校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仍未获通过。4月8日，周炳林教授在法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五百四十多条意见，足见群众革命热情之高。周炳林教授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于是，马寅初校长、钱端升院长亲自到家中看望周炳林，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法学院为了帮助周炳林教授检查过关，甚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对他思想进行研究。运动到了这个地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说了算，群众认为不满意，便需继续检讨下去。马寅初校长不知如何是好。4月18日马校长专门主持会议，研究周炳林教授在全校大会检查的有关事宜，甚至动员周炳林教授的共产党员女儿给周做工作。最后，周炳林教授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查。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4月21日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林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林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①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林教授在民主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朱光潜也随之通过检讨。
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反共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团结，一片新气象。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补充一笔。毛泽东在信中提出“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人”以外，其余均可帮助过关。显然，张东荪是划分敌友的标准。张东荪何许人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了，而在当年却是个有名人物。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422页介绍：“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洗澡”终于完成，运动渐渐停止，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以后历次运动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始是大会动员，小会学习；然后是自我检查，群众批评或批判；再后是典型引路，人人过关；高潮是大会批判，定性处理；结尾是落实政策，甄别平反。除文化大革命以外，历次运动的过程大体都如上所述，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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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
2O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同时又是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一个批判狂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激情与痛苦并存，幻想与灾难同在的，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
当时，意识形态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它的主旋律是：批判，批判，再批判。
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里这样概括：
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为可观。……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当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射向这个靶子。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的学术界都参加进来。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钩。“修正主义”这个词，5O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
季羡林对50年代的批判运动概括得很全面，很简洁。不过，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批判与运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二者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紧密。一般说来，批判“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作靶子”。这种批判并不会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能够上“靶子”资格的人是很少的。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的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总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一般的平头百姓只要跟着摇旗呐喊几声，甚至冷眼旁观，看热闹，也不会有人管你的。运动一来则完全不同。无论哪次运动，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次运动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下次运动又是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当然知识分子都跑不了。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