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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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在这篇文章里，季羡林介绍了几个跨越国界、流传时间又很长的故事，其中包括“曹冲称象”的故事。据季羡林考证，都源于印度。文中，季羡林还认为：世界上的许多童话、故事、寓言的老家是印度。
《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
根据季羡林的考证，柳宗元《黔之驴》的来源，也与印度有关。他在印度古籍《五卷书》和《嘉言集》中找到了这个故事的母题。
《〈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在这篇文章里，季羡林指出：虽然吴敬梓的书多有历史事实的根据，但是，他是在写小说，因此他从其他书中也抄来了一些材料。
《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在这篇论文中，季羡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印文化关系的课题，这说明他正在寻找出路中的一些想法。后来，中印文化关系成了他终身研究的课题之一。
《“猫名”寓言的演变》
这篇文章也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季羡林先在明刘元卿的《应谐录》中发现了“猫名”的寓言。接着在日本的书中找到了这个寓言。最后又在印度的《故事海》、《五卷书》、《说薮》等书中找到了它。文章论述了这个寓言在流传中有趣的演变过程。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这一篇文章属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范围。
《论梵文td的音译》
这是季羡林初到北大三年内写得最长的一篇论文，是为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校庆而做的。这篇论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佛典中汉文音译梵文的现象来研究中国古音。许多中外著名音韵学家都参加了讨论。季羡林的这篇论文使众多学者折服。原因是学者中没有人能同时精通佛典、古代印度语言和古代中亚语言的。季羡林用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的音变规律，解释了汉译佛典的音变现象，使问题涣然冰释。季羡林对自己的论文十分自信。他说：“我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例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著名音韵学家罗常培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考证严谨，对斯学至有贡献。”
《浮屠与佛》和《列子与佛典》
这两篇论文是季羡林在三年中写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内容前文已经介绍，不赘述。
从上面的简略介绍可以看出，季羡林这时期的学术论文，大部分属于比较文学范围。季羡林利用自己熟悉汉文古籍、佛经及梵文的优势，对许多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社会中或书籍中流传的民间故事，寻根溯源，证明它们都来源于印度。正如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成的《〈痴华鬘〉题记》中说的：“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译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像季羡林写的这类“寻根溯源”的文章，在过去少有人写出，原因是少有人能同时掌握汉文古籍、佛经和梵文。所以鲁迅先生也只能说“尝闻”而已。
这些文章究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入“中印文化关系”和“比较文学”两大类研究之中。这也是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匮乏，暂时放弃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而顺时应势，寻到的新的出路。不意有了这个开头，后来“中印文化关系”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竟成了他毕生从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此外，这些文章的研究方法，均属于“考据”一类。以比较文学来说，季羡林采用的是所谓“影响研究”方法，而非“平行研究”方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看法。季羡林后来在2O世纪8O年代曾倡导比较文学研究，影响颇大。他倡导的也是“影响研究”，而非“平行研究”方法。“影响研究”要求论证的每一步都要拿出证据来，不能凭空想象，随意附会。这种研究方法正是他的老师西克教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也即是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季羡林受其影响，从以上几篇论文中已可看出。后来，这种治学方法，贯穿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之中。
《列子与佛典》、《浮屠与佛》和《论梵文td的音译》，是季羡林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的问世，使中国学坛始知有季羡林其人。
三篇论文既出，季羡林名声鹊起，学坛士林对这位从德国归来的年轻博士刮目相看。
*第五章新时代的幸运儿
一解放，东语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从北大最小的系忽然变成了北大最大的系。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喜迎解放
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当天新华社发出的由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北平解放》新闻稿写道：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
……
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进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打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切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事实确如新华社的新闻稿所说。1月31日这一天，虽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天气奇寒，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高涨热情。他们冒着大风，挥舞旗帜，敲锣打鼓，拥到北平的大街上，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军入城。
季羡林同北平市民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一个人从翠花胡同住处走到不远的东四牌楼，站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迎接这支胜利之师，观看这历史性的场面。
当天下午，他到西城去看朋友，走到什刹海桥上，正巧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这位年轻的战士，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眼睛炯炯发光，一身厚墩墩的黄色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季羡林看见这位战士的样子，“心里陡然觉得这位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它仿佛象征着勇敢、纪律、忠诚、淳朴；它仿佛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黄色军衣》）季羡林左思右想，一时百感交集，很想走上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黄色的军衣。当然，他没有真正地走上前去摸，而是仍然走自己的路。但总忍不住回头看了几眼，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黄色的影子，这个影子从此便永远镌刻在他的心头。
季羡林和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也有一段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写道：
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我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四十来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也仿佛年轻了十岁，简直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1948年12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时，由于行色匆匆，他来不及同北大的同事们告别，只留下一张便函给汤用彤、郑天挺二位教授：“今日下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难备地走了。一切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未几，国民党政府派人送两张机票给汤先生，胡适也从南京来电促汤先生南下。虽然汤先生与胡适交谊甚笃，但由于他对北大这片学术圣地的深爱和依恋，他拒绝了胡适的邀请，毅然选择了留下。不过，胡适拜托他“维持”北大一事，他倒是尽力做到了。
中国革命胜利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北大的著名教授绝大多数也留了下来。有的人明明可以走，甚至南京政府的机票都送到家里，也没有走，而且还有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这同俄国十月革命时，大量知识分子出国外流的情况截然不同。对此，中共领导人是很清楚的。
胡适南下后，北大群龙无首，一时成瘫痪状态。教授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校务委员会，主持学校各项事宜。通过选举，汤用彤先生被推选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汤先生临危受命，行使校长之职，领导北大度过了新旧更替的过渡时期。
解放军入城以后，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钱俊瑞等十人到校，与学校行政负责人及教授、讲师、助教、学生、工警代表等在孑民纪念堂开座谈会，商谈接管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北京大学诸问题。下午2时，欢迎接管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二千余名师生员工到会。汤用彤教授致词，表示欢迎接管。军管会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宣布正式接管北大，并讲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同时宣布：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立即解散，活动立即停止；训导制取消，党义之类反动课程取消；学校行政事宜暂由汤用彤教授负责。大会后，文管会代表和北大教职员工一起举行游行庆祝。游行队伍先绕场一周，然后出西校门经景山东街、景山东大街、景山东前街、沙滩、操场大院，复入西校门，达民主广场。4时30分，在“庆祝北大新生”、“北大新生万岁”的口号声中散会。
3月5日中共北京大学总支部召开干部会宣布总支负责人：书记林乃燊、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殷汝棠、副书记叶向忠、宣传部长黄仕琦、校政党组书记谭元堃、团党组书记汪家镠（以上为总支委员）。
5月4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许德珩、钱端升、曾昭伦、袁翰青、向达、闻家驷、费青、樊弘、铙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镜清、金涛、扬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等十九位教授和两位讲师、助教代表俞铭传、谭元堃，两位学生代表许世华、王学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