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部的精彩故事:十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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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都在各个媒体重要的岗位上，他们现在的基础训练基本上都是陈钢先生领导的。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苗炜他们说陈钢对于整个记者的训练，三联生活周刊的传统是陈钢奠基的。真正面市是杨浪先生开始，真正从新闻和文化的结合是杨浪先生做尝试，具体地做了四本杂志。生活周刊前期的奠基，为什么有媒体说三联生活周刊在发展中比较有骨气的一本杂志？我想跟前期的准备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杂志编辑已经没有这样的机遇，没有这样的领导有魄力，使得一本杂志前期还没有真正面市的时候就有那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在充分准备以后，先培养人，先做结构上的准备，我觉得这是三联生活周刊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基础。像盖楼一样，如果没有地基，不可能有今天，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取得这样经营上的业绩，我们从人均利润上，每一个人的人均利润超过十万，纯利润。这样的基础跟当初三联书店的领导确定的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从期刊经营上来讲，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比较早的走市场化的道路，包括我们，如果说前期的磕磕碰碰比较多的是在跟我们投资和经营合作方之间的关系磨合，我觉得这也是三联生活周刊成功的一个很值得总结的经验。我们的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前卫的，或者说是跟市场结合得比较紧的结果。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上任，我是1995年9月份正式当三联生活周刊的执行总编，到现在为止，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到现在十年不到，虽然说现在生活周刊渐渐长大了，但是如果说没有前面那么长时间的奠基，后面这个楼是盖不起来的。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三联生活周刊所有的同仁，对我们的前辈们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前面做出很大努力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从1995年开始出版，1996年开始以半月刊的方式出版，2002年开始以周刊的形式出版。我们从半月刊转周刊的时候，当时也是我们董总一个非常坚决的决策，其实我们在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关于是不是从半月刊转为周刊经过过激烈的讨论，当时的条件是不成熟的，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整个编辑部的准备方面，但是董总说现在周刊如果再不做就完了，一定要抓住时机上。我们后来顶住了一切压力，当时发行和广告全部都不支持，我们在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大的前进，变成了周刊。我们幸运的是，变成周刊以后，2001年当年，我们的广告和发行都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很大。实际上三联生活周刊走出困境是从2001年开始，真正变成周刊开始。但是变成周刊以后投入很大，变成周刊以后一年投入1000多万，当初所有的广告其实不能支撑三联生活周刊的发展。2001年的广告，天依发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广告是700万到800万，但是我们开始起步以后，到2003年，天依发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广告一下跃升为1800万，2003年三联生活周刊从经济上彻底走出困境，到今年为止，在全国的周刊中，全国现在大概有很多家周刊，从经济实力来讲，三联生活周刊是最具经济实力的，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从今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从今年开始增加了印张，使它变成最厚的作品，现在是120页篇幅，我们希望不断地增加篇幅，使得它能够变成一本真正综合性的权威的周刊。董总给我们定的目标，基础目标，一个亿的广告，我们距离这个目标比较遥远，但是我们周刊的同仁们还是有信心，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达到我们周刊的创始人、策划者给我们提出的基础目标。
下面我们请周刊的老同志代表杨浪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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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4）
杨浪：在过去这十来年，我对三联生活周刊是密切关注的。我们算长辈、前辈。经过十年，从93年开始已经12年了，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是很有意义的，老总最初发起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当时不像现在期刊业市场这么好。刚才朱伟说的这些数据对我是有益的。
董秀玉：99年就开始盈利。
杨浪：其实三联本身是一个传奇，有一年北青报还登了一个刊，北青报找我采访。方向明的一篇东西里也说到三联。为什么历史这个东西那么多人要殚精竭虑，还是说不尽？其实历史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这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其实三联生活周刊的初期经过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许多事件，才有今天，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杂志、一个出版物之所以有生命力的内在原因。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看谁会写那段事儿？后来发现没有。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东西，正因为发生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它有它顽强的生命力。
三联生活周刊，经营的套路是现代做杂志、做期刊最终决定成败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我期待着三联成为一个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我认为三联生活周刊绝对具有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的可能性。从韬奋先生做这本杂志，实际上是世界性的如今有影响力的品牌，三联生活周刊是从韬奋先生开始传承的。三联生活周刊是在93年、94年的时候，是中国期刊界最早的用现代期刊的理念引进商业资本的，试图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商业运作。93年，我们谈了很多经营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惊讶，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现在有许多在市场上覆盖很不错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但是三联是最早的，三联最早进入市场，并且历经坎坷。如果说老总很顽强，我绝对是有见解的。三联生活周刊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其实它是有优秀的期刊运作的基础。一个好的媒体的标志就是一个好的内容、一个好的市场覆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人才，要有好的团队。当时我跟陈钢一块儿做，包括在座的苗炜、王锋，在当时如何使一批年轻人用现代、专业的方式进入这个岗位，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十多年来，回过头，我觉得三联生活周刊能这么好，原因在于基因，根上有一个东西。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一定有望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当然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期刊市场竞争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机构，一定会试图以某种方式进行与国际品牌嫁接合作，其实我们知道最好的是自由品牌。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在财经方面还是有一些书生气，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没准我们会看到一个三联的纪录片。
朱伟：最重要的基因是三联生活周刊从最早的版本开始做起，可能是董总说的“理想主义之路”，如果说没有理想主义，大概也不会有三联生活周刊纪录片。
杨迎明：“十年”这本书只谈风月，不谈其它别的，我就按照这个写。我到三联书店主要是杨浪介绍我来的，杨浪和希林之所以推荐我到三联，主要是救助，我这个人离文化越来越远，希望我能够进入文化圈子。在三联一年的过程中，虽然本性时时暴露，但是多多少少沾到一点文化的东西。从三联书店出来以后，办了一个《放眼看世界》，仍然走的是老路子。
三联生活周刊最初的时候，董总的意思是打造“一条中国新闻周刊的航空母舰”，不用发动进攻，只要使用一些炮艇，被它的浪就给冲掉了，我觉得最早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此他才能够集结北京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媒体、出版、新闻等所谓的大腕，是准备打一种综合性集团大兵团作战。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的东西并不是应运而生，中国的形势发展到那一步需要出这么一本东西，而是想打破一层天窗。因此当陈钢到我家里谈办三联生活周刊，我第一种感觉是复辟，现在感觉并不是复辟，而是中国走到现在这一步应该有这么一本东西，这本东西是非常主观的。
三联生活周刊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我希望三联生活周刊是一种更高的姿态。因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不能用格调和品味，而是要做更深的东西，做宗旨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三联传统的东西，一种不可更替、不可更改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我希望三联生活周刊确实能够做到大刊，而且它具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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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5）
黄集伟：去年闫琦约我写这本书的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到去年基本上三联生活周刊的事儿回顾了一下。为了写这个稿件，我又回去把93年、94年、95年的工作日记翻出来，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事儿，我又挑了七篇日记，稍微删了删，改了改。现任主编朱伟非常感谢前面的主编和记者。作为我，我倒是感谢后来的主编、后来的记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的个人履历表填这一条肯定是无效信息，很多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人也更感谢后来的记者、编辑，尤其是主编。
“十年”这本书我基本上翻完了，我感觉这本书里的观点都比较有意思。我谈谈印象比较深的。很多人为这本书写稿会有顾虑，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说，在这本书里朱先生写得最直率。朱伟先生这一篇最有历史感，记录了三联生活周刊第五期整个出版过程。再就是王锋，王锋这一篇充满激情。苗炜把他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后的一次暗恋联系在一起，非常有意思。这本书已经在书店卖，周围的一些朋友都在看，我想它对很多刚刚走出学校、想要到媒体工作的人有一些参考意义。作为一份职业，尤其当这个职业跟自己的梦想有关的时候，我想会有很多的启发。
王锋：我十年前怕讲话，现在还是怕讲话。我感觉很焦灼，十年前我刚刚20几岁，杨浪他们40几岁，我特别希望成为他们。十年后，又看到新一拨的编辑，我又很渴望成为他们这样的人，总是不安定。这本书中说十年前的记者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对，不管是知识储备、学识修养，现在这一代远远在我们之上。
朱伟：我这儿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三联生活周刊当初在胡同的一张合影，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那时候刚办没有几年。刚才王锋已经说到怀旧的层面，回过头看三联生活周刊，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应该说还是欢乐的时候多。下面请胡泳发言，他最早从《中国日报》到三联生活周刊。
胡泳：这本书我拿到以后仔细看了，因为是一些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很亲切。而且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生活周刊十年了，十年太长，中间的波折非常多，以至于没有人能够从前到后把事情说清。这本书把三联生活周刊的前前后后记录得比较全，这是最大的好处。与此同时，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还不够过瘾，当时编辑说不要宏大叙事，或者是个性化的写作，这样会使这本书出现断面的东西。因此对于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我想看到的有些东西，比如董总、方向明、杨浪的事情，比如社会资本当初怎么运营，中间我们曾经长久的在新闻报道和文化领域中打架，比如一些很关键的东西，这本书没有反映。如果作为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