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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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讲馆里的书籍。馆中有十二卷本白棉纸《说郛》，我看是明初抄本，可惜内容不详……何妨录出大家来研究研究。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6月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日本人喜欢在研究里引用四库全书和什么根据帝王等等编纂的书籍，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这样。何以故？因为不能任用那种既非专门学者，又非专门研究者，而是依靠金钱和统治作出来的书籍。那种书籍有很多错误。为什么，那些编纂的人，是作为官吏每日拿着月薪从事编纂的，既非出自学者良心的研究，当然又非出自学者的态度。那只是从这种出发点做一种堆积，不管它是怎样的庞大，它只不过是对帝王的任何事情都极为嗜好的一种堆积罢了。它并不是学者必须引用的东西。不管量是怎样的小，数是怎样的少，只要是学者出于学者的良心的研究著作，以及出于完全学者的态度的编纂著述，我们都愿意引用，并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四库全书的信誉》，文收内山完造著，日本改造社1938年版《上海漫语》。
“（汝）所藏旧画十二帧，疑系织贡图，清初物也。”
·与季自求的谈话，录自1914年3月27日季自求
日记，转录自钦鸿《季自求与鲁迅、周作人的
一段交往》，文刊2000年第2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来到南方想不到会看见你们（指鲁迅在北京时教的学生戴锡樟、宋文翰、吴艹育、赵宗闽、林品石等五位，时在集美学校教国文/编者），真是难得。
“白话文的推行是不可改变了，有些人要复古也是不可能的了。
“你们这样做了（指这五位学生在集美推广白话文/编者），有没有人在压迫和反对你们呢？”
·与戴锡樟等五位学生的谈话，录自戴锡樟《鲁迅师在厦
门时期与我们的聚会》，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杨子为我，只取他自己明白，当然不会著书；墨子兼爱，必使人共喻，故其文词丁宁反复；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总嫌其太阴柔；庄子的文词深闳放肆，则入于虚无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生活在世上而“无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情。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话是骗人的，我讨厌它。我不喜欢作这种无为的说教的老子。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财神老爷有元宝，那是有钱供奉的，香火最旺。关圣大帝，他有周仓大刀把门，他的庙宇也不错；孔老夫子既没有大刀，又没有元宝，自该倒霉的。”
·与曹聚仁的谈话，录自曹聚仁著，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鲁迅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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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中国文化
作者： 吴作桥
孔子是权势者的圣人，不值得参拜。
·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同事的谈话，录自王祖勋、董舒林《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西湖》编辑部1979年印《鲁迅在杭州》。
孔夫子没有学过数学，干禄经中没有几何学，只好喟然叹息地走他的末路了。
·与曹艺的谈话，录自曹艺《纪念鲁迅先生》，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
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
真的孔夫子，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孟夫子就不同了。
·与曹聚仁的谈话，录自曹聚仁《鲁迅与我》，文收曹聚仁著，三联书店1987年版《书林新话》。
“孔老二他是没有见过‘山’的。”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田军《十月十五日》，文刊1936年11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5期。
我说老板（指内山完造/编者）呀，您既是个基督教徒，最好霸气书库中国墨子的书啊。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
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语言文字
我查字典只查《康熙字典》，那是许多学者经过长年月编写成，比较可以信用。
是不看（《辞源》）的。
就看（《辞海》）担任编辑的那些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你认为利用萤火虫的光和窗外的雪能看书吗？
据说，有一位好学的青年，利用萤火虫的光和窗外的雪光，不分昼夜地努力学习，这件事就传开了（指成语“囊萤映雪”，是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的故事/编者）。他的一位朋友听到之后，就想去看个究竟，于是，白天就去找他。他心想，晚上他要靠萤光坚持学习，白天准得更用功。当他去到一看，这个青年却在呼呼睡大觉。
他的朋友见到这个情形不免有些生气，心想：“真怪，人们竟能相信这一套胡诌的谎言。”一会儿，这个青年醒来，他的朋友就问他：“听前人说你在不分昼夜地学习，就连萤火虫都要捉来用，可你……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青年回答很有意思，说：“天一黑就得去捉许多萤火虫，捉到很晚才能回来，所以，困得没有办法，只好在白天睡觉。”
这只是一个比喻。总而言之就是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虽然从学校毕业了，但是光靠在学校的学习还是不够，平时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解
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决不要为此而悲观。不管是日本文字也好，俄国文字也好，毫无关系。我倒干脆希望，在中国，中文被取消（鲁迅此处的意见似过于偏执/编者），不管它是英文还是法文，比中文更好的文字得到普及。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新作家，尤其是我们所期待的由劳动者或农民中产生出来的文学家，在现在的中国，是颇不容易产生的。在将来的长久的期间，也恐怕不易产生出来，因为生活丝毫不与人们从事文化的余裕，而且文字的拘束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力。在中国，因为那种困难的文字的关系，能够粗浅地看得懂写得出，就要花费初等教育的大半的精力，想驱使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是需要很多教养的。在目前，劳苦的大众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中国新近的作家，都是由大学出来的知识阶级，无论怎样，与劳动阶级出身的作家是大不相同的。他们那些丰富生活的体验者，如果有了文学的才能，那无疑会产生伟大的文学来。语言文字上的改良，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鲁迅访
问记》，文刊1934年5月4日《世界日报》，
1992年第7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中国人写文章较别国难，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要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意义，中国是分不出来的，有时加上形容字，也觉得不妥当。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用语太少，是新文艺成功的很大障碍。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董大中著，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国到处可闻到大众不平凡的吼声，社会上任何角落里，可以看到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汇流的斗争鲜血，这一切都是大好题材。可是前进的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作品的产量还是那么贫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国青年对文学修养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在汉字太艰深，一般大众虽亲历许多斗争的体验，但结果还是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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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编辑与出版
作者： 吴作桥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先生此论是专指当时繁体字/编者），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进步的文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的“”字，或一个“”字，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花一番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们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动，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
·与芬君的谈话，录自芬君《鲁迅访问记》（据作者称，此文付印前经鲁迅校阅/编者），文刊登太编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
■编辑与出版
我一向反对刊物的文章排得太满，密密麻麻，看了使人有压榨之感，不舒畅。不过正文后面留下许多空白，也确实很可惜。《掂斤簸两》（指《太白》半月刊的栏目名称/编者）好，排得少些，和正文区别开来，必要时加上花边。既像花饰，又批评了坏现象，这能使刊物活泼起来。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1979年10月版《回忆·书简·散记》。
“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莽原》常登姜华的作品。中国大学有人向鲁迅先生反映姜华是国家主义派，《莽原》不应刊登姜华作品，先生讲了上面的话/编者）？。
·对中国大学某先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编辑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他比作家知道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也许不及作家想得深。编辑不能随心所欲地吹捧一个作家，就像他无权利用地位压制一个作家一样，这是个起码的条件。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1979年10月版《回忆·书简·散记》。
这本版画（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于1936年10月印出，16日吴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