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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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再来敲诈一下,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张居正为百姓们的疾苦而生恻隐之心,为百姓们的收获而生愉悦之情,这时的他已经有了忧乐天下的胸怀了。有着如此的挂念,怎么能够一个人优游于山林、田陌?此时的他想必也是矛盾丛生吧!
在这样的心绪之下,这个已经出世的读书人,密切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手中无权就妄自菲薄,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注意到,百姓的生活困难,一部分因为田赋太重,另一部分则因为商税太高。他在《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中如此写道:“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音同“干”)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样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文忠公全集》)这一段话表明了张居正对于时弊的清醒认识。他知道,税收的繁重,不仅会滋生腐败因素,更重要的是增加百姓的负担。于是,他提出了“省征发”、“轻关市”的主张,希望借此可以减轻百姓疾苦。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没有实权在手,这一切的主张都是白搭。要想化解民生疾苦,待在乡下是不行的,关键是要取得权力。
三年的归隐生活,让张居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十月的一次衡山之游中,他虽然写了一首名为《宿南台寺》的诗,内容如下:“一枕孤峰宿瞑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音同“加”)趺(音同“蝠”)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
这首诗延续了他出世的情怀,显得根本无意功名仕途。然而,在另外一首诗中,这种思想毫无踪影了。这首诗的名字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内容如下:“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张居正终于爆发了!“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说出了他心中一直在犹豫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遥远的北京!是的,他就是属于京城的,那里还等着这位未来首辅的归来。既出世又入世的双重『性』格终于倒向了入世一端,他决计早日回朝了!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离开了江陵,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北京。在北上途中,他写作了《独漉篇》和《割股行》两首诗,内容分别如下:“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独漉篇》)“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割股行》)(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后面这首诗更加深刻地体现了张居正这次回京之意的坚决,“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哪怕京城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闯一闯了!只要能够亲身事主、除『奸』邪、安国民,死也情愿!
有着双重『性』格的读书人张居正回京了。在他仕途之路上,曾经经历了无数次出世与入世两种『性』格的矛盾纠缠,这以后直到他斗垮严嵩、独揽大权,甚至到他死,这两种『性』格都在不断地争斗。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回京以后,他无疑是越来越入世了。那段时间的归隐,以及对民生疾苦的亲身体验,让他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性』。于是,他毅然地抛下了家乡的一切,奔着权力而去了。从此以后,他的权力就是他的热爱,一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再放弃。他牺牲朋友,背弃老师,都是为了维持自己权力的存在,因为权力才是报国安邦的资本。
或许很多年后,当他坐上了首辅的宝座,为公务繁杂而疲倦时,他偶尔会回忆起那段归隐的生活,心驰神往于山水田园,但那也只会是片刻地出世。一瞬间,他又回到了现实!
张居正十讲 第三讲 权力博弈的胜出者
纵观张居正为官的历程,总的说来,他是一个隐忍耐心、稳重成熟的政治家。可是,这种『性』格却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形成的。进入内阁之后的张居正,虽然经历了好几次权力斗争风波,都如同一棵政治常青树一样,不仅没有倒下,而且越来越茁壮了!
争斗中的局外人
回到了北京复杂政局之中的张居正,仍然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行动着。那个时候,内阁大权分掌在徐阶和高拱两个人手中,彼此明争暗斗,内阁之中一时间刀光剑影。张居正就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冷眼旁观,成了一个“局外人”。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居正进入内阁之前的政治背景。在前几讲我们已经提到过,张居正刚步入政坛时十分不得意,眼见严嵩把持着权力祸国殃民,不仅自己没有办法,就连内阁大学士徐阶也没有办法,因此他一度厌倦政治回家修身养『性』去了。
然而,内心热衷权力的张居正最终还是回到了京城,继续忍受着严嵩的专政。此时的他已经站在了以徐阶为首的“倒严派”一边,最终斗垮了严嵩,并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拥立裕王载垕(音同“后”)为帝,这就是明穆宗。
这样一来,明朝的大权就落在了徐阶一帮人手中。
有人会问:这个明穆宗是个怎样的皇帝?他的统治和他父亲明世宗的统治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明穆宗时期,内阁权力斗争极为激烈的原因。
什么意思?试想,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将自己的干将压控住,让他们成为执行自己意图的工具,反而放任他们来管理,他们一定会自己先争夺起权力来。
这个明穆宗恰好就是这样一位君主。他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世宗那样干练、大权在握,而是从小就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因此就算是当上了皇帝,他仍然一味地谨慎小心,久而久之做君主成了一种让他感觉痛苦的事情。
这种痛苦表现得很明显,比如他在朝会的时候从来就是一言不发,一直坚持了四年之久。另外,他只是喜爱玩耍、花酒、女人和金银珠玉,对实际政治厌烦无比。或许在他看来,当朝的大臣们一个比一个能干,要自己来干什么,自己只管享乐人间就行了!
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念头,才使得明穆宗时期的政局,尤其是内阁里面,出现了权力争夺的混『乱』局面。大家或许在想,严嵩已经败去,他的儿子也已经死了,还有谁能够跟徐阶对抗呢?
其实,大家忘记了一个人,他就是高拱。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元,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他曾经为裕王侍讲九年,深得裕王信任。后来,裕王成了明穆宗,高拱也就顺利地从国子监祭酒进入了内阁,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的内阁实际上也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徐阶及其党羽,一派则是高拱及其党羽。那么张居正呢?他在徐阶和高拱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正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
穆宗刚即位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成为内阁大学士,那时的内阁大学士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首辅自然是徐阶。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官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那年的二月,他再晋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这标志着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跟张居正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老师陈以勤。自然,张居正的入阁,既是因为曾经做过裕王讲官,也是因为他协助徐阶铲除严嵩的功劳。这样一来,明穆宗初年的内阁就显得热闹非常,而其中最不安静的就要属高拱了。
刚刚进入内阁的张居正是清楚当时的政治格局的,他一向细心,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
对于内阁里面的明争暗斗,这时的他都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来之不易的,因而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以免摔得粉身碎骨。
在张居正看来,他只有牢牢把握住手中的权力,利用机会不断往上升,才能获得最高的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抱负。
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很好地处理自己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关系。
首先,还是要和徐阶这位既是自己老师,又是当今首辅的实权人物继续保持亲密关系。其次,阁中的其他大学士,除了李春芳是自己的同辈之外,都是自己的老师和前辈,就算是李春芳,也比自己早两年进阁,资历上高于自己,因此都要小心逢迎着。最后,自己还要特别小心高拱,他可是对徐阶的首辅位置觊觎已久,而且此人能力不在自己之下,鉴于自己与徐阶的亲密关系,一切都要小心从事!
这就是刚进内阁的张居正对政局的分析,可以说这个分析是十分恰切的。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就是按照这个分析来处理自己和其他内阁大学士之间关系的。至于那时的他在政治上的态度,真可以说是小心翼翼、谦虚谨慎得很。他在入阁之初的几封信,就正好反映了他的这种态度:“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答宗伯董浔阳》)在第一封信里,张居正谦虚地说自己非常浅薄,骤然得到了大权,内心很惶恐。只有虚心工作,不敢与人交恶。还说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难免会有违心的做法,难以尽如人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第二封信里,张居正仍然对自己获得权力保持一种谦虚态度。
在如此政治态度的支撑下,我们可以想象,明穆宗初年的张居正肯定是左右逢源、政治声誉极好的。
继二月被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之后,隆庆元年的四月,张居正又一次加官晋爵,不仅当上了礼部尚书,而且做上了武英殿大学士,可谓是仕途通达!
张居正为什么会在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原因不仅在于一般人所说的他重修《永乐大典》有功,更重要的还是他处理政治关系的得当。因此,一时间,张居正成了明朝政局中的一个红人!
如此一来,明穆宗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上就成了徐阶、高拱和张居正的内阁。其他几个内阁大学士,或者由于志向不大,或者由于能力欠缺,都无法与这三人相抗衡,因此张居正反倒比那些资历高于自己的大学士们取得了更多的实权。
可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张居正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