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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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于内阁首辅在内阁起草诏谕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内阁以及内阁首辅就成为了明朝政治权力争夺的中心。

　　　　每个进入政坛的人都知道，只要能够进入内阁，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只要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拥有了对于大臣来说最高的政治地位。

　　　　首辅政治的残酷『性』正是由于内阁首辅的重要政治地位，再加上首辅和次辅的职权划分一直都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内阁里面，就存在着首辅和次辅的权力之争：次辅因为想要当上首辅，就会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到次辅的威胁，也要想办法驱逐次辅。

　　　　他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取悦于皇帝，以求得皇帝的信任，同时降低皇帝对自己对手的信任，从而借助皇帝打败政敌。于是，在这个明朝的政治核心里，就充满了血腥浓重的明争暗斗，这里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和杀机。

　　　　严嵩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掌握大权的。在张居正当上庶吉士那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内阁中的大学士除了严嵩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夏言。严嵩和夏言都是江西人，一个来自分宜，一个来自贵溪。但是，这两人却毫无同乡之谊，只有相互的敌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嘉靖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九月，皇上就让夏言进了内阁，由于他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比严嵩老，因此严嵩只好退为次辅。

　　　　从这之后，两人就结下了仇怨。尤其是严嵩，一有机会就会攻击夏言。正好夏言又是一个『性』格刚强傲气的人，自认为君子坦『荡』『荡』，这就给了『奸』佞的严嵩很多机会。

　　　　一次，世宗戴着香叶冠醮天，一时高兴，就做了几顶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戴着香叶冠到西苑来了，可夏言竟没有戴。当世宗问他为什么不戴时，他却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戴道士的衣冠，惹得世宗心里非常不快。

　　　　严嵩看出了世宗的不快，就借机会向世宗哭告夏言欺负他。世宗本来就不爽夏言，于是便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的第一次失败。

　　　　夏言走后，内阁成了严嵩的天下，一时间贪污腐化成风，这时世宗才想起夏言，让他又进了内阁。

　　　　可是，经历了失败的夏言仍然是那个『性』格，决不讨好皇上的内宠。比如，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去时，夏言把他们当奴才看。严嵩却与小内监并坐，小内监走的时候，他更是送给他们很多的金钱。

　　　　由于这样的原因，夏言得罪了许多内监。这些人就经常在世宗面前说他的不是，再加上严嵩借在外患问题上世宗和夏言的矛盾，极尽其诬告的能力，最终使得世宗龙颜大怒，下令杀死了夏言。

　　　　可以说，夏言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他的能力上，而是输在了他的『性』格上。

　　　　从那之后，严嵩再次当上了首辅，再没有谁能够跟大权在握的他硬碰硬，明朝的政局就这样被他一直控制了十五年之久。

　　　　这里有一个问题：夏言和严嵩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权力之争时，张居正在干吗？他对当时的政局又有着怎样的政治态度呢？

　　　　我们知道，张居正参加会试，考中了二甲进士，因而在当上了庶吉士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实际上是待在翰林院里的。

　　　　明朝的翰林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一般说来，翰林院是新科进士向其他官职升转的一个中间机构，因此对于实际的政治，它并不承担任何职任。

　　　　在翰林院里，新科进士同以前进来的士人们一起研讨诗文，过着悠闲的日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翰林院里养的只是一些会『吟』风弄月的酸文人，这里同样有一部分士人在研讨朝章国故。因此，准确地说，翰林院是一个既培养文人，也培养政治家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在张居正进入翰林院的时候一样存在着。大多数的进士们，都颇有兴趣地讨论着怎样才能做出西汉的文章、盛唐的诗句。

　　　　张居正并非不热心这些活动，只是在他的目光里，正在关注着更为紧要的事情：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他正在注意观察那些握有实权的人，仔细寻找着自己应该依附的“大树”。

　　　　要知道，对于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读书人来说，是绝不会只用心于诗词歌赋的。无疑，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格局里，应当怎样保护自己进而从容向政权的最高处上升，才是此时的张居正最热衷的事情。

　　　　既然如此，张居正不能不知道朝廷当时的一些大事：他肯定已经了解到了在内阁里面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也知道了夏言的失败和严嵩的胜利。虽然对于当时的政治局面，张居正作为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但是他对于时局还是有了如此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张居正又会有怎样的政治态度呢？他肯定也听说过严嵩的『奸』佞，那他又会对严嵩抱持一种什么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期间，不可能不跟严嵩发生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严嵩作为内阁大学士，同时也是翰林院的长官，他的一切公务都是使用翰林院的印，因此在严嵩往来于内阁和翰林院办公时，张居正跟严嵩发生联系是很正常的。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张居正在与严嵩的交往中，采取的是何种态度呢？

　　　　我们从张居正留下来的《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和《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几篇文章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张居正对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采取的是合作态度，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代严嵩做的。

　　　　张居正虽然知道严嵩并非良臣，甚至就是一个坏主之臣，但是他没有傻到直接与之对抗。因为他知道，跟严嵩对抗没有必要，再说也对抗不起。在自己的实力没有足够大时，只能保存力量，不能急于暴『露』自己的立场。从这方面看，张居正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

　　　　并且，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张居正对于严嵩的这种合作态度维持了很久，甚至后来出现了“庚戌之变”，他也没有跟严嵩决裂。这样的态度，很好地体现在了严嵩当权时期张居正的一些政治行为上。

　　　　先来看一下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张居正进入翰林院时是庶吉士。按照明朝的制度，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等到三年期满后就要“散馆”，这时候凡属于二甲进士的，都要赐予编修的官衔。因此，到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时，张居正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

　　　　然而，此时的他仍然没有实权。他只能上些奏疏，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

　　　　尽管如此，一心为国为民的张居正仍然上了许多疏，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初步显『露』了自己的才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时政疏》。在这个奏疏中，他指出了当时政治的五种臃肿痿痹的病况，这些病况分别是：“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张居正指出的五种政治病状分别是：宗室势力过大、官员不尽职、吏治不好、边境守备不严和财政开支太大。紧接着，他还指出了政治上应该作的改进：“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张居正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喻成使身体血气畅通的方法，认为要想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只有“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才能实现。

　　　　从后来张居正留下的奏疏看，这是他第一次上疏，对问题的分析十分到位，说明他的确很留意政治上的缺陷。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张居正在这个奏疏中提到的问题，不是只有他一人才看见的，其他一些清廉的官员比如海瑞等，也十分清楚地向皇上指出了。

　　　　与张居正不同的是，这些清廉的官员大多没有因为上疏得到好结果，相反还身遭刑狱之灾，甚至还丢了『性』命。可张居正却安稳如泰山，既没有得罪明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却仍然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的确，海瑞这些清廉的官员是做到了直谏，但是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好效果，反而祸及自身，却又何必？对于张居正的如此作为，我们只能从保存自身力量，留待他日使用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不这样做，日后或许就没有神宗年间短暂的天下太平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在他的上疏中，张居正对严嵩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或许是他知道这样的上疏迟早会惹祸，因而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再也不对时政发一言一语，只是埋头钻研朝章国故。

　　　　在严嵩当权期间，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张居正对严嵩的合作态度。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正月是严嵩七十岁的生日，文武百官都前来向他道贺，有的人甚至借助这样的机会极尽巴结之能事。

　　　　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落后，他给严嵩写了一首名为《寿严少师三十韵》的贺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对严嵩得宠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世宗对严嵩专有的信任。在这首诗中，张居正还有这样几句：“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几句诗表面上虽在说严嵩在皇上面前的谨慎和虔诚，实际上表达了张居正对严嵩的一些好感。

　　　　的确，张居正就算知道严嵩是个『奸』臣，会误君误国，但是一方面因为皇帝还没有完全放开权力，另一方面严嵩也没有『奸』邪到非除不可的地步。

　　　　而且，严嵩并没有构成对张居正的直接危害，因此张居正犯不着跟严嵩过意不去。更何况，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然而，如果张居正对严嵩就这样一直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历史上顶多只会出一个『奸』臣，决不会有明末的张居正改革，明朝或许就会提早灭亡了。

　　　　那么，张居正对严嵩的态度是何时改变的呢？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蒙古族的俺答攻下大同，八月攻下蓟州。蓟州失陷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很快就对北京形成了围攻之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

　　　　然而，当时的明朝，武备已经松弛，大不及从前。等俺答打到北京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