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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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好玩，也做了起来，还被封为了“清微忠教真人”。可是，每日这些玩意，久了也会生厌。正好张居正回家了，朱宪找到了另外一种乐趣：邀请张居正饮酒作诗！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可以趁机『逼』迫张居正作诗，发泄心中久已有之的怨气！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心情就不怎么好的张居正只好强忍着自己因家仇生出的怒火，一面抽出空闲陪辽王作诗，一面还要“赞美”辽王的才华：“盖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自不外于矩矱（音同“约”）。每酒酣赋诗，辄令坐客拈韵限句，依次比律，纵发忽吐，靡不奇出。或险韵奇声，人皆燥吻敛袂，莫能出一语；王援豪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张文忠公全集·种莲子戊午稿序》）“种莲子”是辽王的别号，这几句话是张居正为辽王的诗集所作的序。从表面看来，张居正似乎在夸赞辽王的诗才。其实，他的语言暗含讽刺：说辽王的诗“越在意表”、“靡不奇出”，实际就是说他只知标新立异，并不懂得作诗的真正意境。并且这个辽王还喜欢让很多人陪着他作诗，让人依次按韵律作。至于张居正的后面几句话，就完全是一种明褒实贬的态度了。
尽管如此，张居正有他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城府，他还是在耐心地陪着辽王应酬唱和，这种屈辱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隆庆二年才得以结束！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是辽王的大灾之年。这年的十二月，他被废除了辽王的袭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时候，御史陈省就曾经弹劾过朱宪，这次他就被诏令削去了“清微忠教真人”的道号；到了隆庆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次弹劾朱宪，弹劾中一共列举了他的十三项罪名，明穆宗于是派了刑部侍郎洪朝选进行查处。可是，这个朱宪非常有意思，他没有等到洪侍郎前来调查，就上演了一出闹剧：他找来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就是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而且是个冤大头！本来，明穆宗是想派人来调查之后再作处决的。可是被他这样一整，一件可以大事化小的事情，结果变得更大了：正在他竖起大旗申冤时，恰好被在江陵巡查的按察副使施笃臣发现了，这个按察副使由此认定辽王是要造反，立刻就派了五百个兵士把辽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一直等到刑部侍郎到来才解禁。
洪朝选来了之后，经过仔细地调查，并没有发现辽王有造反的准备和可能。因此，洪朝选在上奏里，将辽王竖起大旗申冤的事情说成是“『淫』酗暴虐”，另外还奏明了辽王的一些违法行为。上疏到了北京，经过穆宗和内阁的研究，最后决定将朱宪废为庶人，同时也废除了辽王的袭号，所有辽府的宗族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
辽王就这样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可是，在辽王败后，有人就开始指摘张居正，说辽王的倒台是张居正报复的结果，是为了给自己的祖父张镇报仇。这些人的谣言越传越神乎，甚至有人说张居正因为责怪洪朝选没有将辽王的行为定为造反，因而将他害死在狱中。种种谣言，不一而足！到了最后，严重的事情出现了：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死了，朱宪的次妃王氏见御史羊可立正在追究张居正的罪责，于是就出来讼冤，明确地说张居正公报私仇，将昔日辽王府的万贯家产全部归在了自己的名下，实属严重的腐败行为！这一次，由于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他再也不能像刘台攻击他那次一样为自己辩护，进而取胜了。他输得很惨，而且无力反攻！这样一来，张居正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遗憾和怀疑：他清廉吗？
难以规避的腐败一个身居要位的高官要保持清廉是很困难的，而要让他的家人洁身自好，不沾他的光就更不容易了。评价张居正，就要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家人的品行出发，而不能仅仅将腐败的责任完全归在张居正一人身上。
正如在本讲的开头说的一样，很难绝对地说张居正是清廉还是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如果一位官员的行为说不上绝对的腐败，那么，他的行为肯定就具有某种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正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的行为才不会被看成是腐败的。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条件，站在另外一些角度看的话，又会让人觉得这位官员确实腐败得很！关键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其次，如果某些腐败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是这位官员很难控制的，甚至都发现不了的，也很难去责怪他在腐败。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讲述。
先来看官员很难控制，甚至都无法发现腐败行为的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官员本身能够做到清廉，但是却很难控制住，甚至都不能发现自己的家人出现腐败行为。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在了张居正身上。我们从张居正当政之后的一些书信，可以看出他的洁身自好。比如，他在一封信中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张文忠公全集·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这种私人生活，几乎已经到了“闭关自守”的地步了。另外，作为一个热衷政权而且抱负宏远的政治家，张居正应该是一个不贪财的官员。可是，他可以对自己的私生活打保票，却不一定敢对自己的家人打保票。因为腐败势力一旦见到在张居正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会寻找其他出路，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极为腐化，就算是张居正家教再严，也难免会出现他意想不到、难以控制的事情。大家不要忘了，张居正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一直住在北京的寓所里。他可以在北京的寓所里“闭关锁国”，可是他在江陵的家却不是这样的，那个家里的仆役、同族、儿子、弟弟以及父亲张文明，却不一定能像他那样洁身自好。尤其是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大家应该还记得，他可是个放『荡』不羁、充满浪漫气质的文人，张居正管得了自己，却不一定能够管得了父亲张文明。原因不仅在于张文明的『性』格，更在于那时的通讯设施不完善，这样的条件之下，让张居正怎样来管好自己的家人，尤其是父亲张文明？这里，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官员很难控制，甚至都无法发现腐败行为的情况。
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行为具有某种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这个意思很明显，上文已经说过，在张居正当政的时代，明朝的政治已经充满了无数腐化的因素。在我们现在看来绝对是腐败的行为，在那时根本就不被认为是腐败，而只是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难以说张居正是清廉还是腐败的原因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有被现在看成是腐败的成分，也是习惯使然。只不过，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行为最终被人指摘了，进而习惯就成了腐败。人就是这样，大家其实都在犯罪，虽然心里明白这是犯罪，却由于习惯而默许；可是，只要一人东窗事发，另外的人就会跳出来指责这人的罪过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可以反映上面两个方面意思的史实吧！第一件事情发生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这一年，湖广的巡抚和巡按都提议为张居正建立牌坊。先不说能不能给内阁学士建立牌坊，首先来考虑一下需要花费的钱从哪里来。毫无疑问，这些钱自然要从湖广的民众身上来。对于这件事情，张居正听说后，极力劝戒湖广巡抚和巡按不要建牌坊，因为在他看来：“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这样的话出自一个首辅之口，的确让老百姓觉得开心，也反映了张居正的官场作风！
可是，事情却没有因为张居正的劝诫而结束，腐败势力想要瓦解一个官员，很少有人能够躲得过。湖广巡抚和巡按看张居正不答应建牌坊，就想出了另外一个贿赂办法：将准备修建牌坊的工钱全数送给张家。然而，听到这个消息后，张居正仍然不肯接受，他在回信中说：“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凟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张文忠公全集·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就表明了自己不接受折价的意思，因为自己家里还有田地，另外自己还有一些俸禄，可以奉养老人。他知道这些折价其实就是民脂民膏，因此不肯接受。然而，接下来，张居正却说如果实在推却不了，那就把这些钱作为购买辽王府的对价好了。在他看来，即使是这样做，他仍然受惠良多，担心会结怨于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其实并没有坚决地拒绝，在一番推辞之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将这些钱“准作废府纳价”。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将修建牌坊的钱用来作为被张居正占有的辽王府的对价。如此说来，张居正当年的确占有了辽王府，只不过在占有的时候没有给付相应的对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辽王府被废除之后四年，张居正才利用别人要给他建牌坊的钱来付清占有辽王府应该交付的钱。
怎样来评价这件事情呢？很明显，这些钱说来说去都是老百姓的钱，不管张居正最后怎样使用这笔钱，他们都已经受到了盘剥。从这个角度讲，张居正的行为的确属于“穿窬之徒”的行为，是极其腐败的。然而，我们这样讲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明朝，就会发现老百姓们对为这位功勋卓著的首辅和老乡建立牌坊，是心甘情愿掏钱的。况且还有地方财政的支持，其剥削程度也并不那么厉害。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只能说，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其实是符合当时的习惯的！至于他强占辽王府的说法，就更加不能使人信服了！
在接受了原来用于建立牌坊的钱之后，张家人就立刻用这笔钱修建自己的宅第。虽然钱由自己出，但是建筑工人却是由锦衣卫军士包办。有人看到这里，肯定也会说果然是官官相护，就连赚钱也是一起赚。其实，这同样是明朝的一个未成文习惯。因此，张居正对这样的做法，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在一封信中如此说道：“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