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1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英里增加到每加仑27。5英里。由于当时在全世界每天使用的每七桶石油中就有一桶是作为汽车燃料，在美国的马路和公路上烧掉的，这样的改变将会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的石油平衡产生巨大影响。包括燃料效能标准的这一立法也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这个主意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后提出、伊朗国王在1969年试图向美国推销的。这项计划极佳；这样一种储备将大大提高补偿供应发生任何中断的能力。可是实际上，储备建立的速度结果是慢得要命。
1977年，吉米。卡特当了总统，他是作为一个给水门事件玷污了的不振的美国政治带来道德上新生的局外人而参加竞选的。能源问题在许多年前就引起他的注意。他曾经在美国海军中担任潜艇兵，他一直记得核潜艇之父海曼。里科弗海军上将一度提出的警告：人类如何正在耗竭大自然贮藏的石油供应。在竞选期间，卡特答应在就职之日的九十天内提出一个全国性的能源政策，并且一心要实现他的诺言。
他把这项工作交给哲学博士、经济学家詹姆斯。施莱辛格，施莱辛格原来是以国家安全经济学专家而成名的。他是一个兼收并蓄的人，具有有力的分析才智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据说是“知识分子的热忱和道德激情”。他对于政治和管理方法上孰是孰非持十分明确的看法。在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不吞吞吐吐或转弯抹角。他本人不大有耐心作随和的互让，然而他肯定可能考验他的对手的耐心。他会慢条斯理、一字一顿地亮出他的思想，他的神气有时候好像是表示，他的听众，不论是将军还是参议员，甚至是总统，都是些不能理解最显而易见的原理的一年级研究生。
尼克松从兰德公司挑出施莱辛格到预算局任职，接着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然后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但不久以后又调他担任国防部长。可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或星期天早上，人们可以看到，他手里拿着望远镜，在华盛顿周围的乡下，他不是以他的职业身份出去寻找俄国人，而是追求他观赏鸟儿的爱好，他对这个嗜好十分热衷。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于福特时期结束，当时施莱辛格对基辛格的缓和政策以及导致西贡陷落的美国对南越的最后苦难所持态度表示异议，并在内阁会议上十分清楚地申述了他的看法。在民主党1976年全国大会以后，卡特打电话给施莱辛格，邀请他上卡特在佐治亚州普兰斯的家中谈论政治和政策。施莱辛格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密友，杰克逊在涉及能源方面究竟是一位最重要的参议员，也是跟卡特争取获得提名的竞争对手。竞选结束后杰克逊竭力劝说卡特让施莱辛格当新政府的能源战士。卡特非常愿意。他不仅对施莱辛格有很深的印象，正如施莱辛格本人说的，“如果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是你首要能源部长的朋友，那是多少有些方便的。”
在卡特政府的头几个星期中，“能源”被他们列为头号问题。卡特看了中央情报局1976年末准备的、预料未来石油将短缺的报告；他觉得这个报告令人信服，有说眼力，报告对于促使他按照他的做法继续干下去起了重要作用。施莱辛格和卡特一样深信，碳氢化合物将经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美国是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险。当然施莱辛格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不相信绝对的能源枯竭，而是认为，为了平衡市场，油价必然上涨。两人都深深担心石油市场偏紧给对外政策造成的影响。正如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许多美国人，显然包括卡特和施莱辛格，“对于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国家正在被一些沙漠国家作弄极为不快”。
1972年，早在危机之前，施莱辛格还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曾表示了一种异端的想法：美国应该以国家安全、对外经济政策和环境改善为理由促进节能。“汽车一加仑跑十英里，绝缘很差的大楼同时又加热又调冷，我们可以采取些措施来改进这种状况，”他当时说过。的确，他曾劝告环境保护者说，他们立论的“核心”应当是对这样的“假设前提提出挑战，即认为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或多或少是自动的”。这时，在1977年，他比以往更相信，节能应该成为任何能源政策的核心。不幸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前提，许多人并不像他那样看得清楚。
新政府仍然保证要在头九十天内拿出其无所不包的能源计划，这样匆忙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去不仅仅同国会委员会的主席，而且同更广泛的有关国会议员—一或甚至在政府内部—一建立必要的共识和工作关系。计划本身的发展是尽量保密的，而且施莱辛格需要把头九十天的1 ／3 用于提出紧急天然气立法以帮助缓解1976年一1977年的短缺，对于建立能源部的立法也需要时间。由于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发生，施莱辛格要求卡特放缓九十天的保证。“我说过九十天，”卡特坚定地回答，“我作出了保证，我打算遵守保证。”
可是卡特本人对于正在出现的能源计划并不完全满意。“我们基本的和最困难的问题是提高紧缺能源的价格，而同时把对我们经济制度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在承受财政负担方面做到更大的公平。”他在给施莱辛格的一封短信中写到，“我不满意你的办法，这是极为复杂的。”为了说明他的意见的要害，卡特又哀叹地补充说，“我对它无法理解。”
这个计划定在四月初总统的一次重大演说中披露，在前一个星期天，施莱辛格在电视采访节目中露面，在节目里他试图找到一个比喻来说明能源挑战之大，他想起了威廉。詹姆斯的一句话——“相当于道德上的战争”。结果是星期天那天看电视的观众，包括吉米。卡特，对这句话印象颇深，于是把它用在自己的演说中。因而，卡特在1977年4 月身穿开襟羊毛衫向全国人民发表炉边谈话时，介绍他的能源计划是“相当于道德上的战争”；于是，以后这个绰号常为人所知。贬低他的计划的人喜欢用这个比喻的缩略语MEOW（猫叫）来嘲弄他。
卡特的计划包括一系列旨在改变美国能源状况的倡仪，在定价中引入经济合理性，并减少对进口石油的需要。在施莱辛格的思想中，头号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办法，让处于价格管制下的国内石油价格上升到世界市场的价格，这样消费者会对正确的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现行制度是把价格受管制的国内石油和价格较高的进口石油，调和为一种消费者付的最后价格，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要对进口石油给予补贴。因此卡特的计划颁布一项程序，通过“原油平均税”来结束对国产石油的价格的管制。在这里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8 月原先实行价格控制的是尼克松的共和党政府。这时试图取消管制的是一个民主党政府。卡特和施莱辛格在寻求一种机灵的——如果说是非常复杂的话——方法使这个国家从天然气的价格管制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政府比它的前任更强调节能和煤的使用。它谋求把某种竞争机制引入电力部门，并鼓励开发可供选择的取代能源和再生性能源，其中包括太阳能。
政府的做法是好像发生了一场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危机；然而公众不认为存在危机。而在推行其计划的过程中，卡特在特别利益集团如何对美国制度起作用的问题上受到了一次直接教育。这些特别利益集团包括自由派、保守派、石油生产商、消费者集团、汽车公司、主张和反对核能的积极分子、煤炭生产商、公用事业公司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大家都有相互冲突的议程。可是在施莱辛格看来，争议的问题是完全清楚的。美国面临“一个长期的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他不认为世界上的石油即将用完，而是支持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济高增长发展的石油消费率不能再保持下去。“我们不得不停止依靠原油来换取经济的增长，”他后来解释说，“我们需要戒除这个习惯。”他由于对自己就这个争议问题的有力分析很有信心，对辩论的风暴和接踵而来的斗争之艰苦没有思想准备。他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国会听证会，开始想起在他当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委员会中一位老战士给他的一个忠告：“有三种谎言——谎言，糟透的谎言和能源谎言。”施莱辛格后来说，“我多少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心态。如果总统说某些事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我原来以为他会得到比我们发现的更多的拥护。但是全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国防部长，一个人不反对你，就是支持你。但是在能源问题上，你看到利益集团反对利益集团，你无法得到共识，这是使人苦恼的。”
在所有的能源问题中，天然气是最有争议和难以处理的。因为在天然气定价以及价格由政府控制还是由市场来决定这个问题上，卡特政府直接进入了已有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和几乎神学方面的斗争之中。争论激烈到施莱辛格不禁在参众两院关于天然气的会议期间发表议论说：“如今我懂得什么叫地狱，地狱就是能源会议没完没了永无止境的开会。”然而，不知怎么地，还是作出了妥协，一个很错综复杂的妥协。天然气价格将允许有限度地增加，某些当前价格管制的天然气，将解除管制，而某些不管制的天然气，将恢复管制一个时期，然后再解除管制。但是为了定价的目的，为这种至多也不过是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的同样的标准分子所组成的商品却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类目。
尽管经历了种种血淋淋的政治斗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很多政治资本的耗竭，卡特政府仍然能够宣称在能源战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国家能源法的通过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开始使我们的需求适应能够获得的手段，”施莱辛格对伦敦的听众说。“道路的转向是由于未来石油供应的实际的和政治的局限性而强加给我们——我们大家——的。”但是当他回顾继卡特最初号召采取行动以后的几乎将近两年的斗争时，他不禁叹道，“反应与其说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相当于道德的战争，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相当于中国人的水刑。”
繁荣时期
到1978年底，在其他地方，像在美国一样，禁运以后的政策也刚开始使人感觉到它的影响。然而，对禁运，有一种反应差不多是立即发生的。油价的增加，对期货石油涨价的预期，大大扩大的现金流动以及投资者的欲望——这一切加在一起，激起了全球寻找石油的狂热和膨胀。当有人要求描述这个世界范围的热潮时，埃克森石油公司副勘探经理简单地归结说：“这是真正的疯狂。”直到1972年底还一直是不景气的勘探业，这时候开足生产能力，一切东西的价格，不论是半潜式钻井装置或者是动力定位钻井船或者还是俄克拉何马州时代老式的地面钻井人员的价格，都比1973年哄抬了一倍。
而且，投资的流动很可观地改变了方向。第一条戒律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开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无论如何，由于国有化，在大多数欧佩克国家的勘探已被排除，同时有一种相当强有力的前提假设认为，如果一个公司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其成果还没有来得及吸收就可能被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