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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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东来说，在重要性的程度上不亚于是把权力移交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政治分水岭。”至于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个协定满足了迫切和紧急需要，即要增加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的收入，以便维持战后的石油秩序和帮助维持那些“友好”政权继续执政。涉及的风险和赌注是巨大的。在当时，根据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每一块美元在国会内都成了一场战斗，一种使中东各国政府能从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抽税的商定，比试图从国会那里获取额外援助更为有效。再者，“平分”原则具有顺利得当的心理感受。在政治方面以及在象征意义上，它都干了需要于的事情。　　　
　　　　许多年后，于1974年，那时围绕石油的国际政治已经到了猛烈争论的地步。作为助理国务卿的乔治。麦吉曾经是沙特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交易的经纪人，他曾于1950年帮助设计出这个协定，现在在参议院一次听证会上受到质询。一位参议员问他，税收抵免是否真正是“一个十分独特巧妙的手法，把几百万美元的钱通过行政决定从国库转移到一个外国政府的财政部手里而无须经过美国国会的分配和批准呢？”　　　
　　　　麦吉表示不然。那不是戏法。当时同财政部和国会都商量过，这个决定并不是秘密。在沙特阿拉伯采用之前，“平分”的原则在委内瑞拉已经运行了七年。麦吉解释说这个责问不得要领。“这份石油开采权的所有权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资产。”不按照这一类的方式行事，所背的风险简直是太大了。麦吉说，“实质上，威胁所至，便是石油开采权的失落。”　　　
　　　　实际上，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开采权是保存下来了。但是，在1950年12月与沙特的“50％对50％”的交易签署定当后的六个月内，在邻近的伊朗所发生的事件证明那里的地主和租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　　　　　　　　
　23、“老摩萨”和为伊朗的斗争　　　
　　　　1944年，当消息传到德黑兰说伊朗前国王礼萨。巴列维在流放期间死于南非以后，死者的儿子和继承人身心交瘁。许多年以后，他把当时的反应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莫大的悲痛”。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一直崇拜他的父亲——波斯的哥萨克旅的坚强和身材魁梧的司令员，他在二十年代攫取了权力并自封为国王。礼萨国王嗣后使这个难以驾驭的国家建立了秩序，以仓促的步伐使之现代化并制服了那些有权威的毛拉；父子都把毛拉视为中世纪以来危险的死敌。　　　
　　　　但是更使那位儿子悲痛和内疚的是，如果他不是其父王宝座的真正篡夺者的话，他在促使其父亲倒台上起了部分作用。1941年8　月，德国侵犯苏联之后两个月，英国人和俄国人派遣军队进入伊朗来保护在阿巴丹的炼油厂和从波斯湾到苏联的供应线。德国在俄国和北非的迅速推进使盟国大为吃惊，由此盟国深怕会对伊朗发动一个钳形攻势。它们废黜了曾经对纳粹表示友好和同情的礼萨国王并以其儿子替代他，那时他儿子年仅二十一岁。　　　
　　　　在礼萨国王死后，穆罕默德。巴列维将每时每刻想起他的父亲而且为对他的回忆而困扰。他将永远努力使自己无愧于礼萨国王，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以国王的标准来判断自己。1948年一天，国王自己向一位来访者承认，“我的姐姐阿什拉芙昨天问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耗子。”他付之一笑，但他明显地表示他并不觉得可笑。言外之意总是有暗示说他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不足以同他父亲相比。而且也总是有一个方面国王不知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外来者。六岁时，他被托给一个法国家庭女教师看管；十二岁时，他被送往瑞士念书。他的教育和经历使他与伊朗社会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1950年，美国大使沉思后说，“当然，那可能是他太西方化了一些，因此不适合于一个东方国家。”这个可能性将在近乎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追随他而形影不离。　　　
　　　　然而，不管国王自己有什么热望，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投入变化莫测的环境里，这些环境即使对最有自信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或许也是一个强烈的挑战。他的王朝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和未定的；在伊朗，君主的作用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国王必须同外国的长期干预作斗争，也须向苏联对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施加的压力以及非常明显的英国的经济存在作斗争。他被迫作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在一个由各种分歧——阶级的、地区的、宗教的和现代与传统对立的分歧所撕裂的政治制度中的权威。一方面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由暴躁的阿雅托拉。赛义德。卡萨尼领导，他对现代世界的每一个人侵都不能容忍——外国顾问来到伊朗也好，礼萨允许妇女不戴面纱也好，他都不能容忍。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和与莫斯科有关系的组织得很好的左翼党派伊朗人民党。在这两方面中间存在着改革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及共和党人，他们都要求重组政治制度，还有跃跃欲试想夺权的军官们。　　　
　　　　伊朗的政治文化本身是混乱和变幻不定的，是由任意的夸大和强烈的情感来驱使的。贪污腐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英国代办把德黑兰议会中所玩的游戏规则归结为一个直率的准则：“代表们期望贿赂。”在农村里生活着许多部族和氏族，他们对屈从德黑兰和巴列维感到痛恨。实际上，国王的领土没有一处不受分裂运动的影响。四十年代后期，伊朗这个国家受着赤贫的煎熬和经济趋于崩溃的苦难。整个国家笼罩着绝望。　　　
　　　　只有一件事真正把国家联结在一起——对外国人的仇恨，特别对英国人的仇恨。从来没有这么多恶行统统归罪于如此迅速地在衰落的政权。英国人几乎被认为是超自然的魔鬼在控制和操纵整个伊朗。每一个伊朗政治家，不管他在政治上处于什么地位，实际上都不得不谴责他的仇敌和对手为英国代理人。甚至旱灾、歉收、蝗灾都归咎于那些聪明伶俐的英国人的恶毒阴谋。但是仇恨特别集中在伊朗最大的工业雇主、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及现代外国世界入侵伊朗的太明显不过的有形象征身上——莫伊石油公司。　　　
　　　　对莫伊石油公司的仇恨部分是由于石油地租的斗争所点燃起来的。在1945年到1950年期间，英伊石油公司的利润达两亿五千万美元，而伊朗的开采权使用费仅为九千万美元。英国政府从莫伊石油公司那里收到的税款超过伊朗所收到的开采权使用费。把事情进一步推到严重地步的是，公司的红利的很大部分落到它的主要所有者英国政府手里，还有谣传说，莫伊石油公司以很大的折扣将石油卖给英国海军。但是在伊朗，远为重要的不是多少英镑多少便士，而是情绪和象征。这两者促使政治家和街头群众疯狂激动以及把对莫伊石油公司的仇恨转为一种民族的感情困扰。当国内事情搞得这样糟的时候，要找一个外国替罪羊是非常方便和唾手可得的。　　　
　　　　最后的机会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把伊朗看作是伦敦的责任，主要是一场“英国的表演”。可是嗣后冷战开始，加上对波斯湾石油的安全问题的忧虑越来越大，这就使伊朗在美国外交政策事务中占了显著的地位。苏联部队于1946年由伊朗北部撤走，但是到了1949年，美国害怕伊朗的经济和政治陷人如此衰败的状态，伊朗可能会轻易地成为苏联的牺牲品。　　　
　　　　伊朗的前景越来越飘忽不定，政治舞台更加混乱，这局面是由当地流行的暗杀行动和暗杀策划造成的。1949年2　月，一个穆斯林狂热者乔装成摄影师企图在国王莅临德黑兰大学时把他杀死。虽然暗杀者在近距离的地方开了六枪，国王却只受到轻伤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反应冷静。他后来说，“这次暗杀企图奇妙地未能得逞，又一次证明我的生命是得到保障的。”国王对自己的看法和对他国家前景的看法却以此为转折点。他利用这次事件来颁布戒严法和发起一个有力的运动来树立其个人的权威。他命令把他父亲在南非的尸体挖掘出来运回伊朗国葬，并授予“伟大的”溢号。后来，礼萨国王骑在马上的巨大塑像在他儿子的版图内陆续竖立起来了。　　　
　　　　国王在扩大他的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努力调整伊朗与莫伊石油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与其他出口石油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况是类似的。美国害怕苏联的野心，同伦敦比起来美国估计不会有多少损失，于是就推动英国政府和英伊石油公司增加付给伊朗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美国人的出头人是专管近东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他同时正在促成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50％对50％”新交易，而且他也认为莫伊石油公司与伊朗之间目前的盈利分配并不合理。英国官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但强烈地对麦吉和其他一些美国人的干预和随意劝告表示不满。这些人喜欢把1949年时正巧进入三十七岁的麦吉称为“那个幼稚的神童”并特别倾向于把他看作为他们所碰上的麻烦的祸种。他们认为他是反英和反英伊石油公司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想错了。麦吉作为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获得者认识了莫伊石油公司的约翰。卡德曼爵士的几个女儿，并且曾经去过卡德曼的乡间住宅。在牛津大学攻读地质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他同英伊石油公司一起搞过地震研究工作（地点在该公司有兴趣钻探的汉普郡某地），后来，带讽刺意味的是，该公司曾问他愿意不愿意去伊朗从事地质物理学家的职业。他经过慎重考虑后回绝了这个工作，但仅仅是为了思乡的缘故，他想回美国去。后来他说，“那时候我对英伊石油公司怀有亲切感。”　　　
　　　　事情的发生说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在他从英国回来以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麦吉在路易斯安那州发现一块大油田，从而他获得了财富、独立和机会，使他把以后的生涯完全献给公职。他同杰出的埃弗里特。德戈利尔的女儿结婚；在他服军役以前，他一直是德戈利尔的石油鉴定公司的合伙人。麦吉是毫不掩饰的亲英派（在晚年他担任英语民族协会的主席）。他认为英国人需要自救，特别当他们对石油采取“十九世纪式”态度的时候更需要自拔。麦吉还公正地反映了他的同事们的意见，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伊朗这个题目提出批评时，曾把这些意见总结为“莫伊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出乎寻常地固执不化是愚蠢的”。　　　
　　　　在另一方面，尽管美国人看来从未这样相信过，英国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也同样不和。英国政府是莫伊石油公司的一个所有者，拥有51％的股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怀有丝毫深情和共鸣。相反，有的是猜疑和怨恨，它们之间有几次最剧烈的斗争，是典型的所谓“部长和经理之间的战斗”。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早在1946年就抱怨说，英伊石油公司“实际上是国家资本的私营公司，它干的每件事都对英国政府与波斯之间的关系产生反应。作为外交大臣，我没有权力或势力去干任何什么事，虽然政府拥有这笔大财产。据我所知，没有任何部门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