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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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国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并未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到底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的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清廷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在发出第二个通知之后，清廷便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其职能便是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玑等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而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包括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加入）也被命遥为参预，这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最豪华的阵容了。
不过，仔细一分析，这个阵容貌似强大，实则不然。有见识有实力的，如李鸿章，他当时为辛丑和谈而呕心沥血，于当年积疾而亡；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时也年事已高，随李鸿章之后于次年病逝。1903年，最为慈禧太后所信任的荣禄也去见了上帝，而取代荣禄地位的庆亲王奕劻，对变法既不了解，也不甚热心。如此看来，当时真正能起到支柱作用的唯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取代李鸿章地位的袁世凯，而此时张之洞也几近七十，血气已衰矣。
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它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李鸿章死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而且这次他们两人又被朝廷双双挑中，“参预督办政务处”，这种其它督抚大员所没有的殊荣，也体现了朝廷对两人的重视。
由此，张之洞便和刘坤一商量是不是一起搞个折子，两人联名上奏，也好显示咱俩是参预大臣，与众不同。刘坤一听后大表同意，两人商议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当然，奏折的初稿不会是刘坤一和张之洞亲自去写，而是他们手下的幕僚去做这个事情。当时刘坤一手下有张骞和汤寿潜等幕僚，张之洞则有长期跟随他的军师郑孝胥、梁鼎芬和黄绍萁等人帮他拟初稿。在最后合并修订的时候，则是由张之洞来主稿。对此，资格更老的刘坤一并无意见，因为他本是行伍出身，笔头和见识远不如进士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张之洞愿意出力，他当然乐得逍遥。
（未完待续）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3）
（接上文）
此时的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它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它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了把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张骞等人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预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实际上相当于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那这变法三折具体讲的什么东西呢？
先看“育才兴学”折。这一折，讲的是科举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中就明确提出，搞“刀弓石”考试的武举对现代军事毫无用处，应当立刻停止，今后的军事人才必须由军事学校来负责培养；至于文举，则通过改变考试内容和减少录用名额的办法来逐步废止；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废除科举而带来的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全国应当仿照西方国家（其实是仿照日本），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设立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和大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并给予毕业生相应的功名，如高等学校毕业生为举人、大学校毕业生为进士等，以逐步代替科举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采用大量的西学内容，改变以往科举考试中经书为主的历史。最后，折子中还提到要奖励留学，特别是自费留学，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海归，要给予相应的举人和进士同等出身。
第二折是“整顿中法”，讲的是内政改革。除了提出要整顿吏治、选拔优秀人才等一般性建议外，折子有这么几个亮点：一是提出要建立警察制度，取代差役；二是要仿照西方，改良司法，改善狱政；三是裁撤一些有名无实或者无用的机构和部门，如屯卫和绿营；四是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实际上是废除沿用了两百多年的八旗军事驻防制度。
第三折是关于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也许是在历年的对外战争中输得太惨了，这一次要下定决心在军事上“全盘西化”。折子中提出，要完全采用西式方法练兵，从采用西式军械到建立军校乃至训练和管理，都要切实向西方学习靠拢。另外，他们也认识到，武器的制造不能完全依赖外人，从长远来看，这还是要靠自己。但是，军事工业需要很好的经济基础，由此，折子提出了一整套的经济改革方案，包括改良农业、发展近代工业，制定经济法规保护工商实业等。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并非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可行性建议。折子上去后，慈禧太后也很满意，认为“事多可行”，随后朝廷下诏各省督抚大员，将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折子中的内容，“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练，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上确立了清末新政的指导方向。随后，清廷以“江楚会奏三折”为范本，通过一系列政令和措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这点而言，张之洞和刘坤一对清末新政开了个好头，也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国家开了个好头。
回头看来，在鸦片战争后，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的新政派其实是同根所生，一脉相承，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相继登场，实际上也不断推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
（本节完，下一节《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1）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原因主要还是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统治。
科举考试制度在最初的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的历史优越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古代来看，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从前的人读书大都是为了做官，想要做官就要参加科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人参加科考实际上是向朝廷求取利禄的过程，势必对当权者俯首贴耳，志气丧尽；而当权者也利用科举制度收买读书人，使其悉入彀中。由此，科考的内容决定了教育的内容，而明朝开始的八股取士则更是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初试、院（省）考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秀才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每次在全国范围内录取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的，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譬如当年洪秀全就是因为秀才考不上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
乡试的科举考试的第二级，在各省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是有限定的，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高出许多，一般来说，考中秀才最多只能开馆授学，做个教书先生，而中了举人后，往往能够进入朝廷的储备干部名单，可以利用“拣选”、“大挑”等机会去做个小官，最不济也可以去衙门里做个幕僚帮办什么的。总而言之，中了举人便等于进入了上流社会的门槛。但是，举人这关很不好过，想当年，康有为考秀才考了三次，考举人可是在十六年中足足考了七次哪！怪不得范进同志中举后会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也是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的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那就是所谓的“天子门生”（皇上点中的嘛），而其中呢，又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前三名，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直接授翰林院修撰、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总共约二百名上下。这些人考完后，便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工作，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者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者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这七品芝麻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才有一次，全国的名额也就两百人上下，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是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同文馆招生的时候，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都不能做官啊！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由此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