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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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之所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和梁启超当时的舆论地位也有关系。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突然爆发，文章满地飞，语出惊人，一惊四座，几至于执舆论界之牛耳。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才要找这颗大树来攻击，这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就宣传战略来说，革命党人做得非常之成功，而且是胜算在握，因为《新民丛报》只有梁启超孤军抗战，而《民报》则人多势众。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性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再听不进理性的东西，特别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是如此。而梁启超就尴尬多了，因为他的文章多以理性见长。对于这点，梁启超的同情者杨度曾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他私下奉劝梁启超，文章要得到读者的赞成，最好的办法就是“多骂政府，少批国民”，正如革命党人所做的一样。不过，面对革命派的挑战，杨度固然可以袖手旁观，但梁启超为了自己的一世英名，那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
可笑的是，梁启超说他将来可以为革命党发生间接的助力，其实这次论战已经是帮了革命党很大的忙了（所谓通过骂名人，借以让自己出名）。事实上，从论辩开始，梁启超就注定落于下风的，且不说人数和文风，光“保皇”和“革命”观点的交锋，梁启超也必败无疑－－－革命哪里还需要那么多的理由？任你梁启超说破嘴皮也没用。
1906年底，梁启超不得不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他不无担心的说，“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皆有，彼（革命党）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可轻视”。梁启超也许没有意识到，他非要与革命党去“争舆论之动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正如孙中山所说的，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说实话，孙中山固然要感谢《民报》的功不可没，但也别忘了《新民丛报》为丛驱雀的功劳。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时梁启超和革命党人的论辩颇为类似如今之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但往深层里看，论战的原因还是因为两派要争取的主要对象均为留学生及海外华侨。由于当时两派在国内都无立足之地，他们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几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保皇党在1903年前，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颇有影响力，因此保皇会较占优势，经费也较充足。而中国同盟会创立之后，此消彼长，两派互相把对方看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难以相容。正如梁启超说的：“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梁氏此语，一般人以为是主义之争，其实也是经济基础所决定。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革命思潮盛行这种现象，当时人也说，“革命之说，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其所惑”。由此可见，愤青多出自少年，诚然是特定年龄段易犯之病。
下一节《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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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
孙中山先生名满天下，固然是人所皆知，但孙先生终其一生，未曾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有人说，孙先生的“中山”二字，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为此，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还特意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了一番）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固然，孙先生出生是在广东香山县（如今的中山市）翠亨村的，他家世代为农，不过，从孙先生9岁入私塾读书的情况来看，想来他家不会是贫下中农，至少也是中农或者富农这个级别。1879年，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由此看来，唐德刚先生所言非虚。
1883年的时候，受到教会的影响，孙中山想受洗入教，当比他早来异邦多年的长兄孙眉却对此大加反对，于是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翠亨老家。回家之后，已经是新派青年的孙中山觉得村中死气沉沉，保守依旧，迷信依然。于是，他便和好友陆皓东干了件坏事，把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砸了&；not；（这事洪秀全当年也干过）。这事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结果孙中山和陆皓东就都跑到香港去了。
去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后来，孙中山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算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在澳门、广州等地讨生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这份职业失去了兴趣，而开始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但因康有为要“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要是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去做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写一封上书给朝中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在家关门写了一个多月，写好后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孙中山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的结果竟然毫无下文。
话说回来，李鸿章当时是个大忙人，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青年。即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不会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对孙中山来说就不一样了，这太伤人的自尊了－－－好歹你给报销点路费啊。
李鸿章的一个不经意，活生生把这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如果李鸿章接受孙中山的上书会怎么样呢，留下他作幕僚？这也许是孙中山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可有点投靠的机会主义倾向）
未完待续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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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秋，孙中山重新回到檀香山并在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当年11月，孙中山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不过，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他们之前（一说1890年，一说1892年），杨衢云便和他的一帮同志们搞了一个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比如“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等，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几乎一模一样。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过共同的友人尤列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一拍即合，并决定将两个团体合并，组建联合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兴中会的名字气派点，不像辅仁学社那样过于文绉绉的）。后来，孔祥熙等一帮子山西青年也搞了个团体叫兴中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毫无关系）－－－看来，兴中会这个名字是够响亮，连起名都起重了。
合并后的兴中会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计划在广州搞起义。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各路起义队伍（主要是会党分子）约定以红带缠臂作为标记，随后相继潜入广州。当时起义的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不料，此时作为主力的杨衢云一路人马和汕头的一队未能按照计划及时赶到广州，而起事的消息泄露，结果孙中山只好及时的解散队伍，计划中的广州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起义流产后，清兵四出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分支机构，陆皓东不幸被捕杀害，成为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经过这个事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孙中山在横滨后，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当时都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个事情说来也是蹊跷，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估计当时清使馆人员是打算把这个通缉犯送回国内献功的（也有人说是孙中山自己走进驻英使馆的）。
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MrsHowe）和雇工科尔（Cole）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JamesCantlie）和孟森（P。Manson）紧急求救，结果这两位先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导致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没想到的是，他们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反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孙中山被放出来后，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得这个事件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