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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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罚⒈碓谥泄嘤Щ岬幕峥希�2000年1月，被山东当 代文化中心、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文库收用。从1979年至今，刘文汉为了探讨《罪犯学》，先 后共写出论文52篇，这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公安战士在思想理论战线所作出的特殊奉献。离休 前后，在省劳改局领导下，他还参与了甘肃省《劳改志》的写作，做了大量工作。
我还愿意向本书读者透露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的难友、挚友杜博智在甘肃日报工作期 间创造了一个奇迹：1988年12月21日晚，新华社电稿《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十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文内将‘闭幕‘错为‘开幕‘。杜博智发现此错，找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值班领导共同研究，果断地将此错予以纠正。第二天上午10时许 ，新华社就此向全国发出更正，《甘肃日报》在22日见报前已改正，而全国与《甘肃日报》 同日刊登人报社论的20多家省市级日报都未改。在对这条电讯稿《伟大的十年》中差错的改 正方面，《甘肃日报》成为省市级日报的‘全国第一‘。 他多年来在校对检查员的平凡岗位上爱岗敬业，干出了不平凡 的成绩，踩出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1982年7月中共甘肃省直属机关委员会授予他优秀党员 称号；1990年1月，他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同年7月，他由编辑晋升为主任编辑 。他被报人誉为‘甘肃第一校‘。
杜博智作为我多年患难与共的难友、挚友，对本书的校对当然是出了大力，特别是他对有关 资料的查证与提供，更是费尽心血。我对他在本书的写作中提供的鼎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
同时，我也向积极为本书提供了各种宝贵素材，给予热情帮助的所有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 谢。
再说我的三位女伴：石天爱、王桂芳、徐福莲，她们的右派问题也全都改正了。我退休后，曾于1991年、1993年，特意到安西、天津先后探望了王桂芳、石天爱，同她们畅叙别情，感叹各自不同的苦难经历。徐福莲和丈夫梁富杰（他的右派问题也改正了）多年来住在兰州，我 们的交往就更频繁了，她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石天爱在鸣放中无任何言论，她自称是‘天生的右派‘，是由于她有个当军阀 、汉奸的父亲石友三。党的政策历来是子女不对父辈的事负责，反右斗争使石天爱戴上右派 分子的帽子，毁了她的一生。她一直戴了22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丢掉了工作，贫病交迫。 1971年，她和70多岁的母亲程竹溪，被遣送到天津市远郊区的深树村，母女俩都已失去了劳 动能力，生活穷困潦倒。她当了22年的右派分子，因而也被剥夺了去爱和被爱的权利，孤独到老，孤独到死于1997年8月6日病故。王桂芳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亦于1996年9月22 日病逝。她们都未能长寿。
至于我，虽曾两次戴过右派分子的‘桂冠‘，前后达11年之久，我仍自认为我从十六七岁起 就一心向党，坚信走社会主义道路，会将我国人民引向富裕幸福，会使我们的国家走向兴旺发达。我在1974年恢复了工作，于1975年调往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4年 里，我热爱 民族教育事业，除了兢兢业业尽最大努力做好教学工作，我对我的藏民学生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有些学生生病或家中有困难，我也从当时微薄的工资里予以经济上的帮助。到1979年 4月，我离开甘南民族学校时，两个班的全体学生在依依不舍地向我告别时，特意送给我的 镜框上书写有‘严师慈母‘4个字，礼物虽小，它是对我4年教学工作的最高奖赏。以后有些 学生又到兰州深造，有的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的到西北民族学院攻读藏语专 业后成为研究生。他们在兰州学习期间，都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畅叙师生情谊。如，王者义 就说：‘当年和老师教语文课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后来经过刻苦努力，才考上了西北 师大中文系。‘
我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4年间，藏民学生在作文中常动情地称我‘慈母老师‘，使我激动 不已。
1979年，我调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教写作课后，在教学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8年的新闻 写作实践经验，使我在批改和讲评学生的作文中，备受学生的欢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断 更新有关写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使我的课堂教学常有新内容。我参加写作教材的编写，同时 写了几篇论文。我的论文《试论理论思维的形象化表达》，于1987年获甘肃省社会科学科研 成果奖三等奖。我取得了副教授的职称。
我的这些成绩虽微不足道，但也是我历经坎坷和苦难后奋力拼搏的结果。我再重复一句，苦 难重新铸造了我。我在大半生经历的重重苦难中，始终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对党会恢复 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抱有信心，从不低下我昂起的头，阔步前进！于是，我才拥有了我现在 的一切。
书，已是尾声。我在安西十工农场、四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当年的难友们，不论本书写及 或未写及，经过 40年的沧桑，他们大都已散居全国各地，我希望他们能够读到本书，并提出宝贵意见。我用 生命写就的这本书，用了10年的辛苦。我把当年的苦难和奋争展示给世人，是希望记述这深 深埋藏在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创伤、痛苦和拼搏，会成为一笔精神财富，对后人有些启示， 在今后永远不要再出现曾经有过的悲剧。
为了纪念那些已在40年前‘钻沙包‘的死难者，我心中更有着无尽的悲痛。原酒泉夹边沟劳 教农场的负责人，多年后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是众多的死难者救了活着的幸存者。为什么 众多的死难者才救了少数幸存者，才有了少数幸存者被‘抢救‘？这已是历史陈迹，但是它 很值得我们长久地深思。但愿这样的悲剧也永远不再出现。
同时，我希望通过此书，能够与当年的难友们取得联系。在安西十工农场和四工农场以及玉 门黄花农场曾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不论当年他的问题是右派分子或其他的什么‘罪名‘， 我都认为他们是我的难友。40年后的今天，他们都已在安度晚年，本书也算作是我的一瓣心 香，祝福他们全家安康如意，祝他们健康长寿。读本书必然会引起他们对往事的痛苦回忆。 痛定思痛。我既然有勇气把它写出来，还望难友们忍住心头的悲痛，耐心地把本书读完，并 把你们的感想及宝贵意见告诉我，谢谢！
告诉难友们不幸的噩耗，原安西十工农场场长吴玉璋、副场长邹士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 给予我们最大的关怀及庇护的二位领导，都已先后辞世。我于1991年8月曾在酒泉邹士杰副 场长的家里拜望过他们全家，追忆往事，心潮激荡。此次分别后，我们再没见过面。没料想 ，到1998年8月，他已病逝，享年69岁。我原想在本书出版后再去拜望他，把这本书呈送他 ，代表我本人和原在安西十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劳动过的所有的难友，对农场所有的领导 给予我们的庇护，表示最大的敬意及深深的感谢。但是，他已匆忙地走了。我未能把本书 呈送给他，他未能读到本书，这成为我最大的遗憾。
最后，我要向我原来的老领导，原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最大的敬意 。在本书完稿定稿之际，我即与远在北京、20多年未曾谋面的刘爱芝同志电话联系，希望他 帮助联系介绍出版，他当即热情应允。后来，我向他寄了部分书稿，请他阅后从政治上把关 ，提出宝贵意见。他在来兰州参加甘肃日报50周年大庆期间，同我几次见面，首先对本书予以肯定，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同时，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有些是很具体的意见， 让我继续修改。一位20多年未曾谋面的老领导，在这20多年里，我原本有机会去看望他，我 却一次也未曾去看望他。他以出人意料的热情这样帮助我，使我感激在心。一次，在谈话中 ，我说：‘我没想到你这样帮助我。‘他说：‘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我就干。‘ 后来，我根据刘爱芝同志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书稿进行了认真修改，于1999年11月去北京，住在他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把书稿又修改了一遍。然后， 他嘱我回到兰州家中再作修改最后定稿。我的书稿达到现在的水平，同这位老领导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同时，对于本书的出版，他也帮了大忙。 我这位老 领导以他一贯的坦荡胸怀、助人之心对待我，我只能在本书的尾声中提上一笔，略表寸心！
我希望看了本书的难友同我联系，说出你们的感想和宝贵意见，无任欢迎。同时，更希望敬爱的读者也向我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