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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部分

经历我的1957年-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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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 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此时的林昭也常去图书馆、公园走一走,结识了原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不免 议论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饿死人深感不平; 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中国借鉴。他们为此上书中央,信寄出不久 ,几人全遭逮捕。林昭父亲对女儿的冤情痛苦万分,不到一月便自杀身亡。在狱中,林昭 先后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及呼喊口号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为此,她遭到狱 方最重的惩罚,曾被反铐达180天,并经常组织女犯人对他毒打,进行凶狠残忍的斗争,她 满身伤痕,长发被一绺绺地拔掉。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 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1968 年4月29日,林昭经秘密审判后被秘密枪杀。据丁芸女士日记记载:当她被带出监号时,向 难友们招手频频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时,她想唱《国际歌》 ,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挣扎着嘶喊道:‘妈妈,你在哪里?‘狱卒们用早就准备好 的布条,将她的脑袋给裹了起来……此时,林昭年仅36岁。
1968年4月30日下午,一个公 安人员来到林昭家的楼房下面,呼喊:‘许宪民!‘这是林昭母亲的名字。林昭的妹妹令范 急忙开门见面,此人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 五分钱子弹费。‘令范镇静地交了五分硬币。林昭母亲许宪民一下昏厥过去……此后,她逐 渐神经失常。年逾七旬的她,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到处游荡,嘴里喃喃着,仍 在呼唤寻觅女儿。有时,家人闻讯将她找回,不久,她又走失,消失在上海茫茫的人海中。 后来,她终于倒在马路上再未起来。听说她是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的。红卫兵小将说她是反 革 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反革命老太婆活着。她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北京大学师生中有1500人蒙受不白之冤,二十二年后无一例外地 平反。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长时期的政治迫害, 生计的艰辛,使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英年早逝。另一些人在1957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 民‘的枪口下。最早被杀的是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他被杀于1958年。临刑前,他对妻子说 :‘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林昭是其中之一的冤魂。
1980 年年末,林昭先后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及曾经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大学的 部分师生,为林昭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会。1981年1月,以悼念会筹备组的名义,向未能出席 悼念会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同学、好友、亲属,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说:1968年4月29日 ,我们的同学林昭在上海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杀害了。事过十二年后,冤案终于获得了平 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悼念会。
悼念会场庄严肃 穆。林昭同志的遗像簇拥在由菊花和翠柏编织的花圈之中。相片下抄录了林昭在狱中用血写 的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 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由于林昭殉难后家属无法得到骨灰,桌上的白塑料盆内 存放着 她生前留下的一束头发……会场四周陈列、悬挂着鲜花和挽联,以及《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 》 的一组学生时代的照片。上午十时,在《光荣的牺牲》的乐曲声中,全体肃立,向林昭的 英魂致哀……
在庆祝百年北大纪念活动的繁华与喧闹中,林昭以她的头颅与脊梁,才真正 标识了北大的精神。(以上对林昭烈士事迹的介绍,来自《今日名流》2000年 第2期张元勋:《最知情者的回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及胡平著《禅机1957:苦 难的祭坛》。)
我的右派难友们以他们刚正不阿的秉性,敏锐犀利的政治眼光,对林彪、‘四人帮‘的倒 行 逆施在中国大地上造成的深重灾难,忍无可忍!他们不顾自己还钉在耻辱柱上,是戴着镣铐 之人,更不顾自己在1957年就因为仗义执言被划入另册而成为阶下囚的经历,硬是再一次地 奋身而起,作为伟大的思想解放先驱者勇敢地吹起号角,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冲 锋陷阵!
他们在划为右派之后,都经历过充满血和泪的‘改造‘生涯,对错划为右派饮恨吞声委屈不 已,有些人因之还经历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但是,对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 的罪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国难当头,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义愤填膺,按捺不 住心头的怒火。他们每个人就是一座火山,在党和人民遭受危难之际,他们胸中的火山爆发 了,喷出万丈岩浆,直射向那罪恶滔天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他们和全国人民同 仇敌忾,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他们一个个都倒下了,但正义的事业胜利了!
他们的英名将万世流芳!毛应星、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刘凤翔及与刘同案被 处决的几位英烈(作者朱正忘记名字)、林昭,还有已被处以死刑而捡回一条命、活着的‘烈 士‘朱希,他们的铮铮铁骨,不仅表现在1957年帮助党整风时的无私无畏,更证明在十年浩 劫中不惜抛头颅、洒鲜血,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冲锋陷阵的大 无畏的革命精神。
以上述及的诸位英烈及活着的‘烈士‘朱希老人的事迹,基本上都是我从见诸报端及手头的 纪实性书籍中查找到而加以转述的,我向这些也曾是我的右派难友,而后又站在反对林彪及‘四 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最前列,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的英烈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也向朱希老人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感到极为自豪!同时,我也想到,在全国各地,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尔后又因‘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许多罪名,被枪杀于十年浩 劫期间的英烈们,可能绝不止于上述的几位。他们只是默默地牺牲了,而无人想及他们曾是 1957年的右派,也无人因为他们曾是当年的右派而特别地加以纪念!历史老人将会到何时才 会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再来一次更公正的评价呢?
从我手头的材料看,对英烈的善后处理,以甘肃省最好。甘肃省不仅向民政部申报,由民政部发布决定,授予毛应星革命烈士称号,发给冤狱费,并根据烈士生前遗愿,由中共甘肃省 委追认烈士为共产党员,省人民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毛应星烈士的遗骨,从原葬地起出火化,由平凉地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程护送兰州,安放在华林山烈士陵园。
为毛应星烈士平反昭雪的一切事宜,早在1980年11月29日就已完成。12月3日《甘肃日报》 从一版转二版转四版用了两个多版面进行报道,为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提供了充分的事实根 据。《甘肃日报》并发表社论:《忠骨不朽,真理长存纪念毛应星烈士》。社论上说:
‘毛应星烈士是我国十年长夜里又一颗闪光的星。她代表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正气,她不畏 强暴,坚持真理,英勇献身的事迹,将永垂青史,永远为人民所敬仰所怀念。‘
‘毛应星同志是我们民族的好女儿,知识分子的好榜样。‘‘她屡受挫折而不屈不挠,勇于 探索,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表现了崇高的情操和可贵气节。‘‘毛应星是人民之星,星光 闪亮,昭示着人民的爱爱仇仇。‘
‘忠骨存正气,英烈励来人。‘
可以与此对照的是,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中,对刘凤翔在1970年4月英勇献身的事迹,在文件中只简单地提到:‘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 月被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 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烈士生前不为名、不为利,才有了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 集团坚决斗争,英勇献身的壮举,作为烈士生前的所在单位,只以‘宣告刘凤翔无罪‘、‘ 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作罢。这样简而又简地处理善后,刘凤翔同志在九泉之下已然 什么 话也不能说了。
写到这里,我心里仍十分难过,那些活活饿死在安西四工农场、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包括 高台明水分站)的难友们,他们之中肯定也不乏如毛应星、刘凤翔诸英烈的铮铮铁骨,死亡 使他们永远地闭上了嘴。在十年浩劫的深重国难中,他们已没有机会呐喊,向林彪、‘四人 帮‘反革命集团作最坚决和最后的斗争!他们作为民族的精英逝去得太早了。如果他们还活 着,谁能说,他们不会集结为一种力量,向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最后 的冲刺!从维熙的4位‘老右‘朋友: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不正是集结于南京, 在作最后的冲刺中,被集体枪杀的吗?这样的民族精英多增加一个,对于正义的事业就多一 份力量。
再说我的亲人景超,他如果能活着回来,在‘十年浩劫‘中,他绝不会沉默。他是个刚正不 阿、宁死不屈的人。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 中的滔天罪恶,他绝不会容忍,而会奋起作坚决的斗争!他是正义事业的一份力量。令人抱 恨的是,大饥馑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没有给予他这个机会。
写完这一章,不由得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万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在遭受 了无以描述的屈辱、饥饿、甚至死亡,他们仍忠心耿耿地信任党,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 惜抛头颅、洒鲜血,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这是因为,党的事业和马 克思主义已经深深地扎在了他们的心里,指明了他们终身的道路。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论个人有着什么样的遭遇都不能摧毁的。我想,这就是他们不惜一切为之奋斗的真正原因。
一次奇遇·尾声
    1998年9月15日下午,杨康打来电话,说他的一位老乡陈群,40年前曾在酒泉夹边 沟劳教农场同景超生死与共。他50年代在甘肃日报文化部任副主任之时,发过陈群的两 篇稿子,陈群很感激,并同陈群有一面之遇。近日,陈群打听到他还在报社,找到他家里, 他们见了面。谈话中间,陈群说起他同景超生死与共的许多情况,并问到我。但陈群并不知 我的姓名,也不知我原来也在报社工作。杨康认为此信息十分重要,就将陈群的电话及家庭 住址告诉了我。
这太意外了,我十分兴奋。原来同景超共过患难相互比较熟悉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听说在70年代已患癌症辞世,写本书时,我已无法从他那里获得有关景超生 前的任何新的信息。这位难友的出现,无疑将会提供许多景超生前的、为我原来所不了解的 新情况,这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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