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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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就再没见到他。
5月初的一天上午，小妹凤仪突然来到家里，告诉我：‘大大死了。‘我大吃一惊。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了。我随即和小妹一同来到黄河沿前街的家中。
我和小妹来到家中时，父亲已停放在地上的木板上。妈妈正用湿毛巾擦拭他脸上和手上的污 垢，看来，他已多日没洗脸了。已是5月，他上身穿着三妹的一件蓝底带黄色花朵的棉袄， 外套一件深灰色他自己的中山服上衣，领口没系好，所以三妹的花棉袄从领口处就能看见。 他自己的几件旧衣服都不见了，当时就有人说，他是把几件衣服送进了洗染店，这也是他神志不清的表现，几件旧衣服哪里值得送洗染店。
父亲的突然离世，大家心里自然是悲凉的，但都流不下眼泪来。父亲一生也历经苦难，尽管 这两年的饥肠辘辘改变了他，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有许多眷恋，对未来依然有憧憬有希冀，他 还想好好活下去，但是，他病态的胡闹，他对全家人的不信任，他的自私，使全家人都离开 了他，谁也受不了他。到他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咽气时，从心灵到肉体肯定都很 痛苦。是房东黄家的人，夜里听到他痰壅塞到喉间呼吸困难发出很大响声，到早晨发现他已 停止了呼吸，就急忙到外祖母家找到母亲和妹妹们通知了此事。全家人流不下眼泪来，是觉 得父亲自己总算解脱了，大家也都解脱了。
母亲和妹妹们赶进家门时，父亲躺在炕上，原来铺在炕上的旧栽绒毯斜放在当地估计父 亲是想把栽绒毯从炕上取下拿去卖掉，但他已没有力气把栽绒毯拿出房门，更不可能拿到街 上去卖。满地都是垃圾，脏得不像样子。再看水缸里竟是他拉下几天的大便。院子里有厕所 ，而不知他为什么竟然把大便拉在水缸里。家里也还有别的可拉大便的家什，不知他怎么竟挑中水缸当作了便桶。这就给母亲和妹妹们造成了难题，水缸不能不用，买新的没钱也买不 到。幸好当时兰州城里还有专门挑水沿街叫卖的下苦人，这些下苦人只要给钱也不嫌脏，就 叫来个卖水的，挑了三担水，方才把水缸清洗干净。这事当时瞒住了所有的人，是怕别人知 道水缸里拉过大便，吃饭喝水恶心。我也只是多年后才听说。
到下午，我们的几家主要亲属都来了，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弟、当工人的和保中来了，我的亲 叔伯兄弟和温、和良也都来了，还有父亲的亲外甥、我的表兄王原泰也来了。当即打发表兄 王原泰去兰工坪甘肃工业大学把正在上课的二妹凤翔叫回了家。
大家在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后事，主要是准备一副棺木，向何处埋葬的事。当时兰州尚无火葬场，听说棺木已脱销，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多老人经受不住饥饿的熬煎纷纷辞世，造成了 棺木的脱销，少数家庭因买不到棺木，不得已用水泥制作成棺材抬埋老人。好在我那位在西北大学当了右派分子的兄弟和良有熟关系，可以托靠人把棺木买来，他当时在市民政局的下属单位工作，决定由他联系在大沙坪公墓找个墓穴，办理一切手续。当时一副棺木100多元 ，我和母亲拿不出这笔钱，和温、和良资助了一部分，才凑够棺材钱。
没有人为父亲设立灵位，也没有任何祭奠，一切都是简之又简。
到第二天下午，棺木就拉来了。
第三天早晨，入殓，准备起运抬埋。
父亲没有老衣，他就穿着三妹的花棉袄进了棺木，身体周围用报纸包着烧败的炉灰垫了垫， 使身体放得稳当些，不致摇动。保中叔提出用一床被子把身体盖一盖，而那是一床家里人已盖了多年尚可称之为完好的被子，我说：‘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还是先顾活着的人罢 。‘保中叔便再什么话也没说，依从了我。
父亲的灵柩抬到大门口时，妈妈随后送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他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 ，父亲最后的日子如此凄凉，如此悲苦，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心里一定很内疚，很 难过……
我内心也十分凄楚，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妈妈和女儿先后都成了寡妇！‘
妈妈一向身体衰弱，大家没让她送葬。二妹凤翔这天头疼得厉害，也没去。一个架子车工人 拉着灵柩，我们都步行，去大沙坪公墓要走十多里路。
到了墓地，仍无任何祭奠，把灵柩放入墓穴，填进土，再堆起个坟头，一切便完成了。
然后，仍然是各回各的家。
此后不久，妈妈和妹妹们清扫了房子，便从外祖母的家里搬回自己的家。
我从元月回到兰州，不到4个月，先后有3位亲人辞世，他们都没有得什么大病，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如果像早些年那样大家都安居乐业，吃饱肚子，他们肯定都不会匆 匆离去。尽管由于在农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我感情已麻木冷漠，3位亲人的相继离去，在我的生活中仍然投下了阴影。
在这些日子，省建工局出了个奇事。省建工局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共8人，经‘ 抢救‘回来的只2人，其余6人均死亡。到5月间，有个已报死亡的人，戴着个大口罩突然出 现在办公楼里向单位上报到，吓得凡见到他的人都乱跑一气，急忙躲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此人叫曹德明，上海人，原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 ，他确曾‘死‘过一次，当时已报了死亡，在‘抢救人命‘时未能回来。他‘死‘后已被拉 去埋葬，埋他的人发现他还活着，就只在他的脚上盖了些土，并用裹他的棉被把他盖好，然后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慢慢缓过劲来。有个放羊的人路过，他见到后就翻身坐起，求放羊人救他。放羊人当时家中也无吃喝，问他是哪里的。他说出了农场的站名，放羊人就扶他回到了站上。此时，站上的劳教人员已被‘抢救‘回了原单位，形势已好转。站上见他身体很弱，就留他在站上多住了些日子，恢复健康后才让他回原单位，所以他迟至5月才回到单位 。
至于那个埋葬他的人为什么见他活着却不将他再拉回去，据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他如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就不会给他。为了两个馍，他把未咽 气的曹德明留到了荒野里，但并未用土埋葬，给了他一条活路。
这件奇事却也多么悲惨可怖！
此时期，我在报社也参加一些轻微劳动。先是在报社门前的一块农田里，同从农场回来的诸 位右派难友翻地，后来，又在力行新村56号院子里的粉坊干点杂活。粉坊是报社在困难时期 因地制宜地办起的一个作坊，由木匠葛德明负责，批来豆类有时是蚕豆，有时是榨过油 的大豆豆饼做粉条，其下脚料则用来喂猪，目的是为了给报社食堂自产一些副食，改 善职工的生活。粉坊同我的住房在一排，活不多，一般在上午我还有些活干，下午就没事了 。有时是有事葛师傅才叫我，没事就不叫。葛师傅是匠人，他把和好水的粉芡倒入一个有许 多圆孔的大瓢，大瓢用绳子挂在房梁上，对着下面的大锅。到下粉时，葛师傅一只手抓住瓢 把，一只手用力拍打瓢里稀稀的粉芡浆，粉芡浆均匀地进入大锅，便煮成了粉条。我现在 已忘记当时我干了什么杂活，只记得把煮好的粉条捞入旁边不高的凉水缸后，葛师傅便招呼 我用手捞起才漂凉了的粉条大吃一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当时大家的口粮仍很紧张，大吃 一顿才煮出的粉条也是个大贴补呢。当时一起干杂活的，还有个临时工辛师傅，他是炊事员 辛炳南的哥哥。葛师傅是个个头不高的山东汉子，中年人，为人挺好。他后来探亲回老家， 回来还把从老家带来的山药等土特产送了一点给我。
我的两个儿子真是性格各异，伐夏活泼好动，胆子大，能干；小夏文静，听话，喜欢在家里做点事看书。平常我在家里擀面条，都是在床上放个小案板擀，从来没想过教他们。 有 一次，我刚揉好了面正准备擀，葛师傅有事喊我，我就去了。干完了活，回到家里，只见10 岁的伐夏已将面擀开擀好了。可见他平日里早就注意观察我怎样擀面，已无师自通地掌握擀 面的窍道，一旦有机会就急不可耐地实践，一次成功。我非常高兴。
小夏不太出去玩，我买回韭菜，他就说：‘妈，我剥吧！‘就一声不吭，安安静静地把韭菜 剥完。他才是一年级小学生，识字不多，家里有一二十本小人书，他就反反复复地翻来翻去 地看，显出其乐无穷的样子。有时，我也读点童话故事，给弟兄俩听。
同院的李惠风，原来在农民报和我共过事。抗日战争初起之时，他在北京是青年学生，经后 来担任中央领导的一位同志的动员，作为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在河北、山西一带跟日本鬼子 打游击战。他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吃了大苦。后来他离开战场，跑到了大后方的兰州，娶妻生子 ，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1955年肃反时，报社对李惠风脱离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进行审查。景超是个一般群众，休息时，看到李惠风思想负担很重的样子，就递给了他一只烟。这 事，景超也许早就忘了，但李惠风铭记在心。得知景超已在农场活活饿死，我和孩子们过上了孤儿寡妇的悲惨生活，李惠风全家对我们就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过‘五一‘节菜铺 供应一些好菜凭菜本购买，有此情况，买菜的人照例排队很长，他老婆就把我们的菜本要去 ，她和大女儿早晨早早地就去排队，帮我们把菜买来。李惠风还向他熟悉的西北师院的几个 右派学生介绍了我的情况，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个数学系的学生叫傅大塔。这几个右派学生原 来也在农村劳动，和农民有联系，他们后来还送给我一些炒大豆，在我农场打饭的盆子里盛 了有大半盆，这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礼物。过去，炒大豆在兰州人是零食，我从小就爱吃也 常吃，在困难时期，炒大豆可以顶粮，地摊上一毛钱也只能买到四五个，这大半盆子大豆， 用地摊上的售价计算也是很值钱的。伐夏、小夏看到大豆都非常高兴。俩孩子都知道家里经 济困难，伐夏说：‘妈，大豆我们别吃了，干脆我和小夏一块儿拿出去卖掉，能挣不少钱呢 ！‘当时，我认为让孩子从小学做买卖不是好事，就没让他们去卖，而是自己吃了，3人吃得 非常尽意。那时，谁家能一次吃那么多的大豆？
李惠风对右派很同情，他说：‘这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农民都说，娃们不懂事，说话不 注意，把毛爷爷得罪了。娃们还是好娃们，有个啥哩嘛！农民根本没把右派大学生当作阶级 敌人看待。‘当然，这也是他本人的心声。
这期间，原十工农场副场长邹士杰带领全家人回陕北探亲，返回的路上，他让家里人先回了 ，自己到报社找到杨康。然后，杨康请他在南关十字的一家饭馆吃饭，邀我和杜博智作陪。杨康是从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原来对黄花农场没饿死一个人的情况就向我们作过一些介绍 。这次在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