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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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口气，说道：‘共产党这些年干的这号事……‘他极有节制地再没说下去。他当然清楚，景超是活活饿死的，在他 的亲属中，还没有如此的先例。
外祖母此时耳朵已完全失聪，我们交谈的话，她老人家一句也没听见，所以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二位老人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他们慈祥的面容依然和蔼可亲，只是显得有些瘦削苍白。我匆匆地向外祖父简单说及这几年的大概经历，便告辞回了家。
既然要回原单位，我想，我应该到报社谈谈我已回到了兰州家中。我决定到报社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叶滨。在反右斗争中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张源于1958年甘肃、宁夏分省后又回了宁夏。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去北京参观农业展览馆时，叶滨曾特意到西苑大旅社看望我 和曲鹤云，还对我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参观完了，你多住些日子，就住在我岳母家里 ，再多玩几天。‘可我当时心里只想着工作，觉得多玩几天不太好，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当右派后，我们再未见过面，此次找他，是不找不行。
当时，兰州常划片停电。我去找叶滨的晚上，报社正停电。我找到叶滨家，桌子上点着蜡烛 ，在摇摇曳曳的灯光下，我们开始了谈话。当然，叶滨早已得知景超已在一个月前遇难。当 时，作为报社领导的他，不可能赤裸裸地说出景超是饿死的，我也不敢这么说，我们心照不 宣地说及景超，我哽咽着说：‘没有想到去农场改造，落了这么个结果，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啊！‘叶滨神色黯然地说：‘下面劳动的条件太艰苦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唉，劳动怎么会 ……‘我仍没忘记自己的右派身份，一开口就说‘改造‘，但叶滨只说劳动，不提改造。我 后来设想，他一定是对这种把人残酷地改造到死的手段非常痛恨，所以绝口不提改造二字。 这种残酷的改造手段，仅仅在报社，已有二人遇难：景超和赵秉仁。
他语重心长地抚慰我，说：‘事已如此，不可挽回了，你就要坚强些，前面的路还很长。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地哭出声来，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一个人怎么走啊！‘叶滨又 说：‘你是个坚强的人，这3年的劳动你一人在农场都挺过来了，现在回到了单位上，各方 面的情况会好一点。‘
叶滨又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有个当农民的弟弟。‘叶滨说：‘那就该写信 通知一下。‘
1950年冬我第一次下乡采访前，叶滨曾在办公室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一个年轻女记者下 乡采访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作了周详细致的考虑，苦口婆心地谈了又谈。当时我和景超还没结 婚，我走后，叶滨又给景超写了封短信，信上说：和桑走后，你会孤独寂寞，思念会使你很 苦，但要耐心等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她下去采访，经受一些锻炼是不可少的。我相信，别离，只会使你们的感情更深更浓。祝你们幸福！景超当时把这封珍贵的信工整地全文抄 写在日记上，在我回报社后拿给我看，这封信仿佛为我们甜蜜的爱情加了注脚，我们为叶滨 如此细致入微地关心到我们的感情生活而感动。
叶滨此次和我谈话时，我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他曾写给景超的那封短信。他对我们有过的祝福 ，由于一场政治灾难造成了景超的离去，已荡然无存。
我告辞时，叶滨手执蜡烛，在昏黄的烛光的摇曳下，将我送到了楼下。
过了几天，杜博智突然来访。原来，他已回到了报社。我着急地问，我发给他的电报收到 了没有，他说，没有。
原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大饥馑中作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已通知各地农场把受各类处分的右派分子一律由原单位接回。四工农场的领导接到通知后，心里清楚，一年来右派分子们在这 个农场里受尽各种凌辱，积怨、愤恨已充斥了他们的每一根神经。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每一 滴血都会引发起复仇的火焰。所以，农场领导把此通知悄悄压了下来，对右派分子绝对保密 。我发给杜博智的电报自然被截留。当送右派分子们的大卡车开到一站时，杜博智还正在伙 房里忙活着。此时，站上的领导才通知他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捆绑好全部行李衣物，全体立即坐车回各自的原单位。此通知宛如一声炸雷，是我的难友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站上的领导选择在送他们上路的大卡车到来之际才宣告这一通知，是由于他们充分估计到，当送右 派分子们回原单位的大卡车到来之际，就是有人想要闹事也来不及了，此时每个人都只顾捆 行李上车了，谁还想在这千载难逢的当口，去为泄愤耽搁回原单位的机会？回原单位也就意 味着同分别了3年的父母、妻子儿女及所有亲人的团聚，这是他们3年来在梦中都渴望不到的 啊！
徐福莲是我的女伴中最后一个离开场部，坐着大卡车来到一站的。她在大卡车上看见杜博智 就大喊：‘和桑的行李、箱子都在场部呢，你给带回去吧！‘可是，大卡车不会为我一人的 行李、箱子再回场部，一站离场部虽一里多路，杜博智也没有时间去搬运，因为卡车司机不会为此而等待。这样，我的行李、箱子等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四工农场，我得重返四工农 场，把这些东西取回。
杜博智当然也已知道了景超的噩耗。下午，他把伐夏带回报社他的宿舍，给伐夏做了顿饭， 让伐夏饱饱地吃了一顿，晚上再把伐夏送回。
重返安西四工农场，我想最好有个人搭伴而行，路上有个照应。很快就打听到省检察院的韩继祖正在兰州探亲，他妻子在省委医务所工作。我在他家里找到了他，他在探亲期间并不知 农场的难友已全部回原单位，他的行李也全部留在农场。一两天后，我们一起登上了西去 的列车。
这次再返四工农场，我的行李、箱子都绑扎得好好的，只丢了农场发给我的那套工作服，可能是被哪个‘职工‘顺手牵羊拿走了。农场的难友几乎都已走光，我的3位女伴都已离场。 一站的卢全福还没走，我邀他一同返兰，他同意了。在一站见到王志玉站长，他让卢全福剁下一块约四五斤的牛肉送给我，还送给杜博智一条羊腿，让我回兰州时带给他。
在场部，我还遇到了在眉户剧《梁秋燕》中扮演年轻妇女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职工‘，他 还活着，这使我感到高兴。近一年未见，他脸上出现了皱纹，显得有点老相，那些年纪较大 的群众演员呢，他们也还活着吗？我不知他们的姓名，就无法打听。三、四站的情况更糟， 死人更多，我在‘医院‘里见到的‘病号‘就都是三、四站的。我相信小‘职工‘活下来很 不易，我为他庆幸，他总还活着。他是到场部集中，然后坐火车去新疆的，迁场行动已开始 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但愿这些幸存者到新疆后能过上好些的日子。
一两天后，我就和卢全福、韩继祖一同搭火车返兰。此次在柳园车站上火车，还出现了惊险 的一幕：上火车的旅客很拥挤，我刚将一只脚踏进车门，多半个身子还吊在门外，火车就开 动了，而且速度不慢，吓得我大声惊叫。不知车上是谁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才将我拉进车厢 。这次回兰州的火车上，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因为有当炊事班长的卢全福与我们同行，他带 了很多大饼。也许，是出于对新寡的我的同情，他不断地拿出大饼劝我吃，我虽也带了些饼 子数量毕竟有限，老吃他的就不好意思，但他慷慨大度，一再拿出饼子劝我吃，对韩继祖就 不像对我那样大方。
这次回到兰州，才得知我的外祖父在我去安西期间已去世，得病很快，一两天内就咽了气。 我回到兰州时，后事早已料理完毕。我远在敦煌的姑姑即我的舅母，她是我父亲的同父 异母妹妹，嫁给了我的亲舅舅，这种婚姻叫做‘换头亲‘接到外祖父病故的电报，就立 即带着儿女回到了兰州家中。这时，外祖母又病重。
因为家中住处紧张，我到报社要求给个住宿的地方，管理科只在女工的集体宿舍给我安排了 一张床的位置。在出进报社的路上，遇到一些熟人，他们都避而远之，装作没看见我。在大门口，我见到托儿所的阿姨王荷秀伐夏和小夏她都带过，所以她也认识我。见到我，她笑着握住了我的手，亲热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的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转，却并未流下。我知道，她说这话是从内心里庆幸我总算回来了，对于景超未能回来，仍谨慎地避而不谈。
在报社这个我极为熟悉而又陌生的所在，人们对我的疏远冷漠，使我的感情也只能是相应地对应之，麻木冷漠，难以外露。
我去看外祖母，只见她枯瘦如柴，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围靠被子坐在炕上，外祖父过去可算是小康之家。外祖父的寿辰是阴历重阳节，外祖母的寿辰是阴历九月初七。过去，二位老人 家的寿辰常合在一起，都在重阳节这一天过。我小时候去外祖父家贺寿，每次都要磕头的。 他们的寿衣早在50多岁就做好了压在箱子里，在这样的大年馑里，需要时取出很方便。现 在，外祖父已辞世，看见外祖母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坐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她已完 全失聪，我无法宽慰她，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看望她老人家，我提了一斤供应的饼干 ，坐在她身旁。一会儿，我看到她用手指着桌子上切开的萝卜，说是要吃。姑姑切了一片递 到她手里，她抓起来就往嘴里送。我看见她满嘴上下牙一共也就五六个，可她硬是用残缺的 牙使劲咬着脆生生的萝卜 。她一定是肚中饥饿。
又过了几日，外祖母咽气了。二位老人的生日只差两天，先后咽气在一个月内。显然，是无法抗拒的饥饿，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去外祖母家奔丧时，外祖母已穿好寿衣躺在一块木板上。我只流了眼泪，没有大哭。我见过的死亡太多，心灵情感都已麻木迟钝。任教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表兄苏炳勋，年纪比我大得多，他跪在灵堂前，喊着：‘奶奶啊！‘大哭不已，悲痛不已。给外祖母送葬，我没有 去。抬埋老人，按兰州过去的规矩，主家都要准备酒菜，招待奔丧的所有亲友。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自然无法为亲友们准备饭，送葬的人就尽量减员。大家认为我连遭不幸，景超去世不久，身心的重负已难以承受，我便成为当然减员的对象之一。外祖父母都埋葬在兰州 西郊的晏家坪。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过去家中一切祭祀天地祖先的大事，都由他操持。由于他没有子嗣，一 切祭祀活动中，跟着他磕头的常常只有我这个长女。我的妹妹们都小我许多岁，那时还无法 跟上我一块儿磕头。我从安西回来才两天就带着俩孩子去兰园看电影，父亲当时嘴里没说什 么，心里很生气。有一次在我为别的事和他发生顶撞时，父亲就借机怒气冲冲地发泄说：‘ 你一回来就领上伐夏、小夏看电影，像啥样子嘛，谁家的人有像你这样的，狗东西！‘父亲 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他心里对失去景超的哀痛是很深很深的。我重返安西去取行李后，为 了纪念景超，他重操原来的行当，在方桌上为景超设了灵位，上写：‘爱婿王景超之灵位‘ ，并摆了几样祭品。3个妹妹从未经见过这种祭奠活动，心里都清楚大姐夫是个右派分子， 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