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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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由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迁到高台的另一个分站，来了个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入学 不久的十九岁女大学生，名叫吴玉玲。她为什么来这里呢？原来，在国庆节后的一天，她突 然接到定西县家中的电报，要她“速回”。她立即赶回定西县小北街72号家中，在提硝厂当 工人的母亲马新民忧愁地告诉她，几天前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吴瑛已亡故”。吴瑛是吴 玉玲的大哥，母亲不相信刚刚二十九岁的大儿子会突然亡故。就在三个月前，吴瑛曾到定西 看望全家人，说他要出差，顺路看望大家。吴玉玲清楚地记得，英俊的大哥穿一身深蓝色条 绒中山服，还笑着问她：“你看哥的这身衣裳阔气不？”她高兴地回答 ：“阔气。”不到三个月，突 然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说大哥“已亡故”。母亲不相信大儿子“已亡故”，用电报把大女 儿从兰州叫来，抹着眼泪对玉玲说：“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我不信你大哥好好的个人咋 就殁了，你年纪最大，妈就打发你走一趟，看看这事是实是虚。”此前，有个邻居芮大妈已 到 高台看望丈夫芮杰三去了，走时带了许多吃食，说是那里吃的困难。玉玲母亲心想儿子还活 着，就急忙准备了些用榆树叶和谷面做的熟面，还做了些包谷面和苜蓿蒸的“群馍馍”（群馍馍：甘肃人把面粉和上苜蓿、洋芋等蒸熟后食用的一种饭食。），就打发女儿玉玲上路了。吴玉玲在定西坐上火车十几小时后，清晨在高台站下车，问 了路，在戈壁滩上一直向北走去。路上遇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嫂，这位大嫂一路走，一路 从背着的包包里拿出黄纸钱随手撒出。吴玉玲问了问，原来大嫂的男人已死去，大嫂是从东 北赶来祭奠亡灵的。走着走着，迎面蜂拥而来了几十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 ，他们是收工回来的劳教分子。劳教分子们见到吴玉玲，就问她是来看谁的。吴玉玲说：“ 我 大哥，叫吴瑛。”众人说：“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饿死了。”吴玉玲立即大哭起来……
此时，劳 教分子们有些已经跪在地上，不停地作揖，向她讨要吃食。吴玉玲就伸手从背着的包包里抓 出一把把的“群馍馍”，分给大家。饿极了的人们，捧住“群馍馍”就立即送入嘴里狼吞虎 咽。“群馍馍”分完，又分熟面。一阵风吹来，把有个人手里的熟面刮走了。众人就揭起衣 襟，把分到的熟面包住，再慢慢吃。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是在生命线上挣扎，毛 主 席、党中央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我们挨饿受苦的情况，你是 干啥的，你能不能帮我们寄信，把我们的情况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救我们的命。”吴玉 玲 含着泪说：“我是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我回到兰州后，一定帮你们把写好的信寄出去。” 这些 受难者老老少少都有，他们有些称她“大姐”，有些叫她“娃娃”。听到吴玉玲答应帮他们 把信寄出去，他们又不停地作揖，连声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们回去这就写信，你 回 去时帮我们带上。”吴玉玲问：“我大哥埋在哪里？”众人指了指北面的远处说：“坟就 在那里，那 是一片坟滩，没有任何标记，你就是到了坟滩，也找不到你大哥的坟。”吴玉玲流着眼泪告 别 了他们，到场部说明了身份，然后到先她已来到此处的芮家妈和芮家爸住的地窝子里。吴 玉玲的大哥，是西北大学地质系五三届毕业生，在校时品学兼优，担任班上的班主席。原为 西北煤田地质勘探队采样队队长，为西北五省（区）勘探煤田出了大力。1959年庐山会议后， 吴瑛对彭德怀蒙冤表示不满。后在单位“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作为“白旗” 被拔掉。到1960年8月单位领导决定送他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三个月。吴瑛于赴酒泉 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途中，顺路在定西看望了全家人，怕给家里人增加思想负担，佯说要 出差几个月，心想劳教三个月很快就会回来。家里人没想到，他自己更没想到，此一去竟是 永诀。吴玉玲来到芮家爸住的地窝子里，看到芮家爸睡在土台子上，已起不来了，他靠在 被窝上半躺着，芮家妈用小勺舀着熟面糊糊一口一口地喂他吃。芮家爸有气无力，喘着气， 断断续续地介绍吴瑛的情况说：“你大哥才来的时候，人攒劲得很，那时候，我们都已干不 动 活了，你大哥和泥打土坯都抢着干，一个人顶我们几个。以后，就也干不动了，肚子里没吃 上啥，饿得干不动了。后来，饿得没治，生吃院子里堆的红萝卜缨子，吃了拉肚子，拉了一 夜，到天亮就咽了气了。你大哥来时说他的劳教期三个月，可不到三个月就把命送了，才是 二十九岁的人哪……”吴玉玲抽抽噎噎地哭着，听了芮家爸的述说，心如刀绞。地窝子的土 台 子上睡了有三四十人，挖出的土壁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白霜。吴玉玲就在芮家妈身边，靠在蒙 着厚厚的白霜的土壁上半睡半醒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吴玉玲见到托她到兰州给毛主席、 党中央寄信的人，问他们信写好了没有，他们说还没有，让吴玉玲再等一天。这天，场部把 她大哥吴瑛的三件遗物给了她：一副眼镜、一个印章，还有一个用线衣缝成的布袋，布袋发 出浓烈的蒿草气味，像是装过野草之类的袋子。下午收工后，受难者们送来了上百封的信件 ，信封上都写着“北京：毛主席、党中央”，或“北京：国务院、周总理”。这些受难者千 叮咛，万嘱咐：“到了兰州，可不敢把这些信件塞进一个邮筒，一定要多走几个邮局，把这 些 信件分散在各个邮局寄出，哪怕其中有一封信送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那里，我们就有救了。 不然的话，你大哥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我们是在生命线上挣扎，向你求救的啊！” 吴 玉玲把这些信件装好，第三天早上就动身回兰州。那些受难者们正要上工，看见要离开的她 ，都把生的希望放在了她将要寄往北京的上百封信上。吴玉玲去火车站要朝南走，受难者们 上工要朝北走。吴玉玲见到他们，就停下脚步，挥手向他们告别。这些受难者们离她已有一 段距离，仍郑重地一一向她告别。有些人身体衰弱，已直不起腰来，仍费力地举起双手向她 致意，有些人双手连连作揖向她致敬。他们凄楚的眼神令吴玉玲心酸非常，她心想，一定要 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的信寄出去。到了兰州火车站，她没有回学校，而是一出火车站， 就找邮局。到第一个邮局寄几封带来的信，再找另一个邮局再寄出几封信。就这样，从火车 站，一直到西站，又到十里店一带，寄完了上百封信。然后，她徐缓地长出了一口气，觉得 完成了受难者的重托，心里踏实了。这才在西站附近的表姐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返校学习 。四十年后，吴玉玲已从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退休。一天她 在同我邂逅中说到这件往事，仍为英年早逝的大哥吴瑛悲痛不已，她感到安慰的是经自己的 手她把受难者的心声传送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那里。她不无自豪地说：“我当年立了大功了 。”是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要把受难者们的心声传送到毛主席、党中央那里是很 难很难的，她善良诚实的心使她完成了这一使命，她热情救人的人格力量使她义无反顾地圆 满完成了这一使命。 就在此一时期，四工农场从一、二站的右派分子里，抽调了30多人也派往高台县办场。当时 我人在场部，并不知此事。这30多个右派分子被派往高台县，其目的与夹边沟农场办分站不 同。30多年后，我听一站站长王志玉说，当时四工农场的头头们已风闻农场要迁往新疆，右 派分子们原在甘肃都有单位，不属就业性质，管理起来也不顺手，所以，他们在迁场前准备 把全场的右派分子仍留在甘肃，派往高台的这部分人就是分流出去，先走一步，为以后把全 场的右派分子都留在甘肃作些准备工作。
此次，派往高台的难友，我所熟识的有关维智、兰生玉、杨得春以及30年后才认识的阎廷梁 等人。阎廷梁原本就是高台县的干部，据他说，此次他们被派往高台县，最初也说去明水河 ，后来又改变决定，全部去了碱泉子劳改农场。碱泉子劳改农场是在50年代初期就设置的一 个劳改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各方面略有基础，便于管理。
说是碱泉子农场的地盘，我的难友所在的小地名叫骆驼城（曾为北凉古都），四周荒无人烟， 一片草滩，同碱泉子农场的其他站、队都不连畔。
这30多个难友，是由一个不到40岁的张指导员领队到达骆驼城的，也是于9月底到达。到达 的当天，大家先挖地窝子，挖半人深的长方形大坑，上面架上椽子，盖上树枝、草席，用沙 石一压就成。地上铺麦草，再铺上行李，住宿处就完备了。每个地窝子原则上住8人。用的 椽子、树枝、草席、麦草等都是从四工农场准备好拉运去的。不分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挖好 ，什么时候休息。当然，这30多个难友还为领导挖了较为宽敞高大的“公寓”，还挖了个伙 房。
此时，每人每月还有24斤的粮食定量，从四工农场迁来时，还带了些洋芋、胡萝卜，每个人 处于半饥饿状态。但是，第二天，大家就到无垠的戈壁滩上划线挖沟开荒，在挥锨平地中， 人人汗流浃背，许多人只穿着背心干活。一周后，张指导员指定关维智为记工员，每天量方 ，检查质量，统计工作量，此外，也跑跑采购，在碱泉子总场场部为队上购买日常用品，在 梧桐泉火车站办些事务性工作。伙房炊事员是个刑满就业人员。在30多个右派分子里，独独 带来一个刑满就业人员让当炊事员，由这也可以看出领导上对刑满就业人员情有独钟，也是 为了方便自己。
到11月，口粮减为每人15斤，每天每人只有半斤，还从四工农场运来了代食品碱菜子。高台 县属重灾区，饥民大批死亡，骆驼城离农村远，想从农民那里买些或找些吃食绝无可能，这 样，我的这些难友便陷入了绝境。在饥寒交迫中，已无法劳动，每天晒晒太阳，想法挖些野 草树根以图保命。
我们在场部，炊事员根据领导指示，把碱菜子、麦草等代食品都作了精细加工，和在面粉里 做成面条，还做成馍馍，其主要原因是场部的干部工人和我们同吃一个灶，炊事员不敢怠慢 。这里山高皇帝远，炊事员只一人，他不去花费许多辛劳精细加工碱菜子，碱菜子只是随 意 地和在糊糊里。未经精细加工的碱菜子进入胃肠之后，非但消化不好，还造成便秘。为了排 出黑黑的结成硬块的粪便，人人几乎都挣得肛门鲜血直流，痛苦莫名，大喊大叫！
再说，炊事员还肆无忌惮地做起了钱粮交易，在这生死关头，炊事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吃食， 同个别手头略宽裕、同他敢于进行交易的右派分子进行交易，换取他手中的钱。
这样，吃到每个人嘴里的口粮，每天连半斤都不到。手中无钱，又无其他办法找来吃食的人 ，仅靠饭票维持生命的人，便只能坐以待毙，迎接死神的到来。很快，地窝子里便出 现了死亡。
到了12月中旬，这里又增添了一支30多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