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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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顾汗滴不断落在黄土地上砸下一个个的小坑儿，也不顾眼镜片蒙上了厚厚的水气，在汗 水的雾气蒙蒙中视野模糊，仍一个劲地舞动镰刀快速收割。有了去年夏收的经验，收割动作 已规范化：右手先用镰刀钩住一大束麦子成半圆形，再用左手揽住麦束，接着把右手里的镰 刀略略向外伸出，然后向怀里顺着地皮用劲一拉，麦束便顺顺当当地被割倒，割倒的麦束要 就势放成整齐的一堆，过会儿等割下一片之后，再把它们捆成捆儿。在十工农场时，捆麦子 的草要子，是用芨芨草在夏收前早就拧就的，夏收时把草要子运送到地里，捆麦子时只要拿 一根草要子，捆紧捆牢就行。要防止把麦捆子捆得太大。芨芨草要子比较长，可以把麦捆子 捆得很大，但麦捆子太大了，到把麦捆子运到场上往上摞时，用木杈举高不容易。所以麦捆 子捆大了，队长就要喊叫。这里，捆麦子就用麦束拧成的要子，随拧随捆。拧时，要把两束 麦子的穗子交叉在一起拧一下打成结，把要子平放在地上，要子麦穗与整捆麦穗同一方向， 放一捆割倒的麦子，再把分开两束的麦秆束紧从根部拧两下扳倒就行。割麦子的人自己割倒 的麦子自己捆。在十工农场，割麦子同捆麦子分工明确，各干各的，都很辛苦。我和小徐在 十工农场四大队学会了割麦，在这里又学会了捆麦，尽量割得快，捆得好。这收割的规范化 动作，就跟卓别林在电影上表现的那样，简直成了机械动作，根本不用看，也不用想，手变 成了机械，只需动作就是了。这真神奇。我们被整成了“牛鬼”，我虽自认不是“牛鬼”， 自知我确确实实是人，可我还得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希冀将自己改变成一个新的 我。但我确信，新的我将是一个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当然，我和小徐都不是机械，紧干上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得小憩一阵，嚼会儿生麦粒，再摘 些羊奶角换换口味，我们都感到惬意愉快。小憩几次之后，我发现小徐收割的地块，分明比 我收割的地块小，小徐当然也心中有数。再后来，小徐收割时就把她割的地块同我割的连成 了一片。我苦苦较劲，被她几镰刀就抹平了。我自然什么话也不能说。她摸透了我的脾气。 鬼精灵的小徐啊！
我们收工返回场部时，二站的难友们早没了踪影。
但，我们参加夏收，仅仅就这么一天。后来，听说我和小徐共割了二亩来地，也算是高记录 。
此时，天气炎热，无杂活可干。我和小徐都穿上了干净漂亮的衬衣。记得我穿的是1956年同 学党贻从北京寄来的一件白泡泡纱的短袖衬衣。这件泡泡纱衬衣，式样别致，中式领子上 镶了浅蓝色碎花布的边儿，领口直开在胸前，同样镶了浅蓝碎花布边，短袖袖口的边呈略弯 的“V”字形，也镶了浅蓝碎花布边。在那个年代，用普通布设计缝制成这样的衬衣，应该 说，是匠心独运。去年夏收后休闲的日子里，我在四大队就穿了这件衬衣，还和几位难友一 起，在田间照了几张相片，是韩书谦提供的照相机。
过了一两天，生产科的马淦要我晚上到他办公室里帮他造向上级汇报的报表。自从我帮王会 计记账以来，这类报表已造过一些。不过是按照既定的表格规格，用复写纸复写几份。所列 项目用汉字填写，为了整齐美观，我都用仿宋字体书写，再填写上上报的数目字。马淦此人 ，我过去在财务科就见过，以后为别的事还和他说过话，我觉得他说话比较随便，面孔不是 摆得那样森严，还将对他的观感向小徐交谈过。谁知小徐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才不知道 呢，马淦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有一次，杨股长要我和场部的干部们去麦地里锄草，我和马 淦挨着锄草，不小心锄掉了一根麦苗，马淦立刻变了脸，把我数说了一顿。咱们在十工农场 也锄过草，可谁会为锄掉一棵禾苗批评人？从来没有嘛！”小徐的一席话，立即又改变了我对 马淦的看法。现在，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按照他的吩咐造生 产报表。他拿来的报表底子，字写得歪歪扭扭，阿拉伯数字也极不规整，这使我立即想到， 这大概就是他的笔迹，一个小学程度的人。也许，由他手写的报表送交上级很不像样子，他 才想到了我，由我代为造报表送交上级。工作量并不大，有一两个小时就可完成。在我认真 造报表的时候，他几次凑到我身旁，他也穿短袖衬衣，借机说一两句话，把手臂紧紧地挨在 我裸露的手臂上，这种“亲昵”令我反感，因为不把手臂紧挨在我的手臂上，完全不影响他 对工作的指示或检查。但我不敢有什么表示，他也不敢进一步有什么举动。我曾是女记者的 身份，当了右派后还有工资拿降了5级后的工资可能比他的现工资不少，这些对他有一 定的威慑。造完报表，我庆幸工作量不算大，就匆匆回了宿舍。
在场部的干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教育科的梁干事。别的干部我们都要称其为“股长”，梁 干事不知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就称他为梁干事。教育科在业务上同我的工作没啥联系，但我 因事到教育科仍去过一两次，每次去办公室只有他一人，他会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奶糖，递给 我。我不好意思拿，他会重复地说：“拿上，拿上，拿去吃。”安西县城里的商店难得有奶 糖卖，我没钱，也无法买到奶糖，梁干事不知从哪里设法买来了奶糖，热情地送我几块，执 意要我拿去吃，竟使我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却又不得不有些猜想。也许，他对反右派斗争就 有看法，特别是看到年轻可爱的女性，远离家人，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使他不禁产生了 同情怜惜，所以他愿意把自己设法买到手的奶糖送我几块，给我一点惊喜。因为他知道身居 农场失去自由的我，根本无法买到奶糖，而像我这般年纪的女性都 嘴馋。后来我得以知道，他给小徐也送过糖块。当时我俩都对此保密，那稀罕的 糖块都是各自偷偷地吃了，既不向别人说起，也不给别人。也许，他只是出于一种人类的同 情心，才慷慨地把不易弄到手的奶糖分送给我们一些。
此次夏收中，一、二站我的难友中还出现了悲剧。挨饿半年的难友，在麦田里都吃生麦子， 站上的干部无法到每块地里监视，吃生麦子便成为不限量地补充食物的最好途径。难友们大 喜过望，在收割过程中，即使在站上干部的监视下，也设法避开他们鹰隼似的眼睛，毫不懈 怠地吃生麦子，谁还会去关心收割的进度呢。我和小徐路遇他们，看见他们散散慢慢或蹲或 坐在地里，漫不经心，全然没有了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一个个抢先收割的情景。政治高压和 饥饿，这双重的压力，已使他们的心境有了很大改变。夏收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我的难友 们补充食物的大好时机，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这里的夏收不像在四大队时那样会延续到40 多天，因为播种面积要少得多。难友们仅仅是看到了机遇的难得，长久饥饿的胃肠只觉得 总也填不饱，吃生麦子又无人为之限量。于是，为了让长期挨饿的胃肠也满足一下，人们吃 生麦子的欲壑难填，吃了又吃，总也不停。许多人凭常识知道，吃生麦子不可过量，过量了 会出事，特别是对饿久了的人。而个别人不知其利害只一味地满足胃肠的需要，心理上的需 要，毫无节制地吃麦子吃个不停。生麦子本来就难消化，在麦田里狼吞虎咽未经充分咀嚼的 生麦子就更难消化。这些大量填塞在胃肠里的生麦子，经饮水和胃液的发酵膨胀后，体积胀 大了几 倍，正常的胃无法容纳，就出现疼痛非常的症状，如得不到及时抢救，最后胃被胀破，人只 有一死。我在二站的一位难友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大田里吃生麦子，他是不管不顾，对别 的难友的忠告毫不理睬，饿久了的胃肠总觉得填不饱。到第三或第四天的晚上，回到站上吃 了些面条，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生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 上翻滚不已，大喊大叫，此时，已回天无术。到他停止了喊叫时，人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他 姓徐，上海人，原共产党员、复转军人，是兰州茶叶公司的干部。妻子叫唐迪凤。
胀死了的难友，又成为二站借题发挥，对右派分子进行教育的“活教材”。第二天，割麦前 ，就在站里的一块空地上，召集全体右派分子及家属开现场会。死难者隆起大肚皮的尸首就 摆放在一旁的地上，让参加会的每个人一眼就能瞥见。站上的王智礼队长铁青着脸，大声训 斥：“你们有些人不是叫喊肚子吃不饱吗？，右派分子徐××吃生麦子胀死了。现在大家都 看见了，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 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王智礼冷酷无情的训话，重重地敲击在每个难友 的心上。他们眼睁睁地看见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头发散乱，脸色蜡黄，肚子高高隆起，肚皮泛 起青白色，肚皮上的血管因为绷得太紧，甚或已经绷断了，颜色五抹六道的。这副惨状，使 他们一个个瞥了一眼之后，便立即转过了头，不忍再继续看下去。
唐迪凤哭肿了眼睛耸动着肩膀啜泣不已……她来到农场是和受难的丈夫同甘共苦的，现在， 可怜的亲人抛下她独自走了。已经进了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听不见王智礼那残忍冷酷的训话 ，而她还得听着，因为亲人吃生麦子胀死了“犯法”。那沉重的政治压力，她还得承受。她 本该号啕大哭，吐尽几年来心中的苦水，倾诉几年来她和丈夫积郁的愤怒和委屈，而她不能 。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遗孀，她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噎着气啜泣不已。
在一站，也出现了我的难友吃生麦子被胀死的事实，他的名字叫刘万民，是个大高个儿，其 余不详。一站的做法要缓和一些，没有摆出他的尸体进行批判。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曾多次听到过胀死人的事件，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位堂伯父。在我的父辈 中，论大排行，他是老六，我的父亲是老七，按老家习俗，我叫他六爸。他在50年代被判了 刑，过了几年劳改生涯，在劳改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