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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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 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若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 没有人想及。我麻木不仁，一点儿也没有从那位干部的口风里想得多一些，全民性的饥馑已 悄然逼近，我的执迷愚蠢竟使我在那时仍未能把此情况看到想透。
我吃饭慢了一点，当我走到分配给女同胞们午休的房间时，只见大炕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家 属和小孩们都已沉沉大睡。一组刘志俊组长的小的孩子只有两岁左右，是由一个七八岁的女 孩带着的。孩子们的妈妈是个泼辣能干的女人，当然也参加了收割。只见他们母子三人都 已沉沉睡去，两岁的孩子嘴半张着，身体斜斜地横着，一条腿还搭在妈妈的腿上。显然 ，她们一个个都疲累已极。我看着她们的睡姿，从心底涌出一种滚烫的感情，十分感动。她 们都是多好的人啊，赵金恒动员夏收的报告，她们自己并未去听，只是自己的男人回到家中 简单说了几句，她们就毫不犹豫全身心地投入了进来，还带上自己的小孩。当然，她们原都 是农民，夏收意味着对全年辛劳的肯定，夏收绝然是一场战斗，她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在 这种时刻只让男子汉们去流大汗出大力，她们于心不忍。她们即便仅仅是出于维护自己男人 脸面的心思，也得全力投入。
午休后，收割的节奏依然紧张快速。才是第一天的收割，谁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整块地里 ，到处都是一片割麦的“嚓嚓”声，别的声息都被“嚓嚓”声淹没了。我拼上了命往前 赶，却总也难以跟上旁边的人，好在很多人都帮我一把，有的人见我落后了，便从前边把我 割的四行麦捎带割去，我割到断行处，便空手走几步，再蹲下去忍住膝盖的疼痛继续往前赶 ，有的人和我同时往前赶着割，仍像王昭、裴组长的老婆那样，帮我割上两行，我并无落后 之虞，有时一起还能说上几句话。
到下午收工前一个小时，赵金恒和刘鸿年把我叫去，一同去统计各组当天的收割成绩。我们 一行3人到各组先根据割过的地块算出收割的总亩数，有些缺行断垄占一定面积的，要从总 亩数中扣除。赵金恒手里还拿着一根约一米长的细棍子，在收割过的大田里随便扔出去，在 木棍落处一米见方的地方数一数共掉了多少个麦穗，便是收割质量的参照系。我把各组的成 绩都记下来，第二天还要在黑板报上公布，原来挂在队部的黑板报已挪到了一组的小院里。
当金黄色的麦田里已不再发出耀人眼目的光泽，沉甸甸的麦穗开始出现阴影，尚未完全褪尽 绿色的长长的叶片麦秆杂乱的影随着镰刀的起落，已显得黯淡如丛丛野草，此时，收工的哨 子才响了。
我回到一组的小院里，许多行动快捷的人已在大口吞咽着晚餐，一个个其乐无穷的样子。小 院里燃烧着一堆冒着黑烟的野草，原来这里也有蚊子的侵扰，特别是到了夜间，烧野草冒 出的黑烟是用来驱赶蚊子的。
这天晚上，除家属外，大家都挤在一组的宿舍里睡了，谁也没有回队部的宿舍去。我一人睡 在地铺上。
第二天凌晨4时多，上工的哨子就响了。人们拥成一堆睡眼惺忪地向麦田走去，地上还残留 着一抹月亮的清辉，天边的月亮只露着小半个脸儿。地上的坑坑洼洼沟沟坎坎都无法看得很 分明。在田间刚走了一小段路，我便摔了一跤。我立即轻捷地爬起来再急急地走，就是走路 也不能落到后面呀，走路慢了几步，到开始收割时就会差别人一截子距离呢。
这天中午，我提前半小时回到一组的小院里，在黑板报上公布头天的“战果”。我用白粉笔 写出各组的成绩和受表扬的个人，还用彩色粉笔点缀上图案，画上花边，把版面安排得引人 注目，大方好看。写好了黑板报，我才拿出盥洗用具，开始刷牙。这时，大家都收工回来了 。一组的人拿出他们各自的脸盆舀了洗脸水，人们就三五个人成堆地蹲着围住一脸盆水，快 速地用手撩起盆中的凉水在头脸上胡乱搓洗一顿，再使劲洗去手上黑绿色的泥垢。有的人用 自己的毛巾擦拭头脸和双手，有的人连毛巾也没带，就着别人的毛巾抹一把也就罢了。此刻 ，脸盆里污黑的水已所剩无几，在院子里就地一泼，人们就又开始了午餐的饕餮，一曲快乐 的就餐交响乐重又响起。
我慢条斯里认真地刷牙，引起了赵金恒的注意，只听他哈哈笑着说：“嗨，我们的和桑子的 卫生讲得认真得很呀！”我抬眼望去，可不，全院子里，只有我一人在刷牙，紧张的夏收活 动，已使男同胞们都免去了刷牙这一着。当然，赵金恒的调笑，并不意味着我刷牙犯禁。我 觉得不刷牙嘴里的味道最难耐，我仍刷我的牙，和最后的三几个人共用一脸盆水草草地洗了 脸，用自己的毛巾擦了手脸。然后立即加入了午餐的队列。
紧张繁重的夏收，继续了一天又一天。膝盖疼痛逐渐减轻，以至不疼了。但体力的不支，却 不像初到农场时由不适应而逐渐变得应付自如，长时间超负荷的重劳动，使我清晨听到上工 的哨子声时不由得犹豫胆怯，心里七上八下，发愁新的一天的劳动将怎样收场。
20多天后，酷暑使我的双脚生了脚气病，两只脚肿得像发面馒头，脚趾间烂得一塌糊涂，疼 得利害。有天夜里疼得觉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清早上工的哨子吹响以后，我坐在地铺上忍不 住掉开了眼泪，赵队长见状，关心地走过来问：“怎么了？”看见我的双脚肿成了那样，脚 趾也烂了，我仍不住地掉眼泪，就催促我到大队部医务所去看看。
在这种大忙的时节请病假，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赵队长一再催促，我才起身回大队部。大 队部的医生有两三个，此刻大都也下地收割去了，不知在何处。留守在医务所的医生叫薛明 璜，是个年轻小伙子，也是我的难友，看见我一副疲累不堪的模样，他连声说：“累坏了吧 ，一定累坏了，治脚气没啥药，只能补充一点维生素。”30多年后，我在兰州自己家里，从 电视屏幕上多次看到“脚癣一次净”的广告，声称30分钟就可以治好脚气，电视屏幕上起先 不断发出痛苦的“哎哟”之声的汉子，一会儿把脚浸泡在药水里，立即变得喜笑颜开的形象 ，使我感慨万端。当时，我忍受痛苦已许多天了，每天还在酷暑中紧张夏收。“脚癣一次净 ”的发明却是在30年之后。那时，此药即使已经发明推广，也不可能出现在戈壁深处十工农 场四大队的医务所。“脚气”算什么病？经费短缺简陋的大队医务所不会准备这种药。我只 能忍受脚气的疼痛，拖着一双浮肿的脚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薛明璜穿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衣，干净利落地坐在医务室里，等待有限的病人上门，过的完全 是另一种清闲潇洒的日子。此时，我不禁有些羡慕他，正如去年夏收去二大队演出时，自己 受到杨骁的羡慕一般。薛明璜用小纸片包了些维生素给我，还说：“徐福莲也来开过药，说 是病了，有什么病？不就是累了。”我觉得此人说话的语气刻薄，有揭短的意思。他对我们 承受的劳动之沉重紧张缺少体会，所以才会轻松地断定小徐没什么病。
此后，我参加夏收便是断断续续的了，赵、刘二位队长对我的脚疼认为应该治疗养息，全队 的工人、难友们看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也是有点怜惜同情吧，都没人为难。这样，以 后十几天的收割，我断断续续参加一些，到扫尾的几天，干脆就没下地了。
每个人挥汗如雨耗尽了全身的气力和精神劲儿。到后来，每当收工时最壮实攒劲的男子汉们 也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歪歪斜斜缓缓慢慢地走回住地，连欢声笑语也少见了时，历时40 多天的收割终于结束了。
前后40多天的收割，大家都累垮了。过去办农民报时，听说陕西关中一带夏收都要求3天地 净场光，收割打碾在3天内都要全部结束，所以每年夏收时甘肃很多“麦客”都要到关中去 赶麦场挣钱。像十工农场这样连续大干苦干40多天毫无歇息一味攻坚的做法，怕是那些最攒 劲的“麦客”也承受不起。但，大家伙就这样干了下来。当时，安西县委有个领导张应虎到 农场看了看情况，认为40多天一点不休息太苦了，因为那时的政治口号已由“一天等于二十 年”、“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如何如何，改为较缓和的“有劳有逸，劳逸结合”。 大跃进的有些过火做法开始有了松动。而农场领导不以为意，总不能把到口的粮食抛撒在地 里吧！
在此期间，一中队最大的损失是，我和赵、刘二位队长种的一畦瓜尚未成熟，就被过路的人 摘吃了个光净，赵队长后悔不已地说：“错了，错了，我们原该留下两个上海移民老汉照看 瓜田的，移民老汉割麦子不行，保住一畦瓜田，咱们大家不就都有吃的瓜了吗？那么好的一 畦瓜，一个都没给我们留下，可惜可惜！”长势甚好的一畦瓜田最后竟没见到一个瓜，我也 觉得遗憾至极。
在夏收的日子里，许多上海移民的孩子们都到地里去拾麦穗，他们拾来的麦穗不是交公，而 是拿回到自己家里。在当时“一切为公”的形势下，自然有些不妥。但是，队上已没有人力 可以有组织地去拾麦穗。对他们这种行为只好宽容地予以认可。这样，到了晚上，大凡上海 移民的家里都出现了不绝于耳的“嘭嘭”声，这是他们无师自通地把麦粒从麦穗上敲击下来 的声音。个别移民家庭在离开上海时，还挺有心计地带来了小小的手摇粉碎机，可以把麦粒 粉碎成面粉。一天，我听赵队长说：“移民们能干得很，谁谁家（自然30多年后我已无法记 得他的姓名）有个东西能把麦子磨成面。”我好奇地跑去看，果然见到一个小小的铁物件， 放进麦子用手不断摇动把手，磨出的面粉就缓慢地充塞在约一寸多见方的斗里向外溢出。像 这样小巧的机械玩艺儿，我在兰州不仅未曾见到，也闻所未闻。我不禁惊叹先进的工业给人 民生活带来的好处。这些上海人在上海过着怎样的生活啊，他们怎么会安心在这里扎下根来 呢？
夏收后不久，二中队的上海移民中，竟出现了一桩惨绝人寰的事件，在全农场震动很大。有 个叫陈尔云的上海移民，妻子滕菊英，他们共有5个孩子。他们从鱼米之乡来到戈壁深处的 十工农场，自然觉得苦不堪言，在痛苦中竟做出了冒险的抉择，打定主意全家人都逃回老家 去。他们只想到夏天气候热，无冻馁之虞。谁料全家逃出四大队的地面进入茫茫戈壁滩后， 一望无际的戈壁使他们迷了路，带的水早已喝完，从戈壁滩上再也走不出来了。在酷热干渴 中挣扎了两三天，滕菊英和孩子们都奄奄一息。陈尔云在无奈中总算找路回到四大队，向领 导说明一切请求救援。队上立即派人分头去找，可是等找到滕菊英及孩子们时，他们一个个 早已死去。7口之家，一下子只留下了陈尔云凄凄惨惨孑然一人。90年代初，我和徐福莲回 忆这一事件，徐福莲记忆犹新。她说：“我陪着陈尔云流了不少眼泪！”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