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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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了书本，靠教 书维持生计的中年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平田整地之苦之重，是很难消受很难支撑 的，但他们情绪尚好，那位女教师收工回来，虽然满头满脸满身厚厚的土，变得面目全非， 也还是笑呵呵的。50年代，兰州出现了一批上海迁兰的企业，如：信大祥绸布店、红花女子 服装店、王荣康服装店、泰昌百货公司、佛慈制药厂、美高皮鞋厂等等，这些企业以优质的 服务，高超的工艺，赢得了兰州人的赞誉。上海人越来越多地在兰州站稳了脚跟。兰州人戏 谑地把上海人称做“上海鸭子”，或简称“鸭子”，因为上海人最喜欢水，不仅洗脸、洗头 、洗脚、洗澡比西北人多，还特爱洗衣服，女同志常在洗衣盆里搓洗个不停，哪怕是深更半 夜，都要把当天换下的衣服洗完。在这里，上海人喜欢洗浴的习惯已无法维持，他们自己无 法烧水，房间里没有火，从食堂打来的开水十分有限。女教师回到家中，先在房门前拍打刷 掉浑身上下的厚土，用干毛巾把头脸大概擦拭一下，再用热水蘸湿毛巾擦一把脸上海人 说是“打打脸”，就完成了全日的卫生大事。他们来这里似乎很匆忙，在大跃进的年代，用 了大跃进的速度，准备很不足，就没有带来下地劳动该穿的衣着。也许，他们就不懂应该置 备一些耐穿的衣着，不知道劳动多费衣服。女教师的蓝平布罩衣下面是漂亮的织锦锻棉袄， 夫妇俩都当中学教师，只抚养一个孩子，他们原来过的是比较宽裕的日子。参加劳动不到一 月，虽有罩衣的遮挡，女教师织锦缎棉袄的下摆及两边开叉处，便破得吊串串，裂开的丝织 物成绺儿挂在了棉衣下面，真可惜了那么漂亮的衣服。但女教师很无所谓，她大概觉得已失 却了的一切，比这织锦缎棉袄更重要更值价，值价得没法比。女教师眼里也有流露出忧虑的 时候，此时，便是她为丈夫的身体担忧，劝丈夫休息一两天的时候。
原来，那位男教师患有肺结核，她怕丈夫会因劳累而一病不起。我们最初听说她丈夫患有肺 结核都大吃一惊，农场如此的生活条件、伙食水平，还要参加劳动，怎么得了呵！我们也就 一起帮她劝说，要他休息，但男教师倒很坦然，说他知道自己的病，在劳动中该怎么出力使 劲，他能掌握，让大家不要担心。有时候，他也听大家的劝说，休息一两天。后来，男教师 出工渐次少了，常常是女教师一人出工。安西冬日的太阳很暖和，中午男教师常坐在屋前晒 太阳，这对他就是一种重要的治疗，场部的医务所药物甚少，哪能有充足的药物给他。再说 ，他们的伙食虽有保证，都在食堂吃饭，食堂冬季的蔬菜只有胡萝卜、洋芋，在非节假日平 时无油也无肉，对于一个肺结核病人，这样的伙食水平实在太差了。他的头上似乎并无什么 沉重的帽子，事实上又无劳动能力，为什么要作为移民来到这里？女教师和他的奉献应该是 在中学的教室里。
我结识的另一户上海移民，女主人名叫黄玉华，是个小学教师。她，人瘦瘦小小，身体单薄 却是带着5个孩子来的，最大的女儿也只有十五六岁。她说，她的丈夫姓蓝，是个右派分子 ，到安徽芜湖劳改去了，她只得带领孩子们到这儿来。她说的“劳改”，我的理解是判了刑 ，右派分子只要不触犯刑律，一般都不判刑，她丈夫为什么被判了刑？但我也不好深问。凭 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收入，她是无法把5个孩子都养活住的，来到“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 ，各方面的条件虽艰苦，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开饭时全家人拿着饭碗进食堂就行 了。而且，黄老师还干本行，继续在农场小学教书。领导上对她全家的困难照顾得相当不错 。后来，公社向上海移民发放冬季补助，让大家添置棉衣和铺盖，上海人的被子又薄又小， 让西北人看来就不是被子，在这儿根本过不了冬，黄老师全家理所当然地领到了补助费，添 置了棉衣被子。记得当时她全家就住在小学的空教室里。大批上海移民的到来，使农场的住 宿条件骤然紧张，住小学的空教室也是一种应急的措施。
我还遇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移民大妈，她穿一身黑衣黑裤，显得十分整洁利落。她也是孤身一 人 来到疏勒公社的。我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丈夫因为是历史反革命判了10年刑，刑期 还没满。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动员她来这里时曾表示，如果她和丈夫离婚，就可以不走，如 果不离婚，就非走不可。她和丈夫感情甚好，不愿离婚，就迁移到了这里。这么大岁数一个 人来到荒僻的戈壁深处，她的勇气真够可以的。但她已不是建设者的年纪了。疏勒公社有限 的生产能力能够无偿地养活她吗？还有更多的其他人？
从以上几家人的情况，大体也可以估摸出这些上海移民的全貌，他们或本人或家庭在政治上 都具有被认为是不干不净的因素，他们不是根正苗红的左派。上海市委决定把他们迁出上海 ，送到遥远的西北边陲，让新生的、无所不包的人民公社把他们接纳下来开发边疆，其真正 的目的是要把大上海建设成一个纯之又纯的先进城市，名扬全国。说真的，他们干的是一 件清除城市“垃圾”的工作，是为了净化城市开展的工作。被有些人说成是最忠于毛泽东、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开展这项工 作，毫无疑问是首肯的，但这位好学生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透。这项清除“垃圾”的工作 最终彻底失败。3年后，大饥馑扫荡了全国，甘肃尤甚，据说当时在全国排名第二为 受“自然灾害”的严重省份。对于上海移民来说，竟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那时，他们已随 原十工农场的全体职工迁场到了玉门县，农场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疏勒公社已不复存在。 上海移民在自己洒下汗水血泪播种收获了粮食的农场挨饿，他们觉得已无法再忍受。于是， 便开始有人卖光了所有能卖掉的需用的及不需用的衣物家什，凑够了去上海的火车票钱，便 举家逃离农场。最早行动的人家，立即被全体移民认同是一种大智慧，是摆脱苦难的唯一最 佳途径。于是，除少数人外，在短短的十数天内，上海移民迅速掀起了一次大逃亡的潮流， 互相帮助，扶老携幼，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农场。小学教员黄玉华也带着她的5个孩子逃离 了农场。当他们先先后后回到上海后，已不是原先听了政府的动员报告便听话驯顺地举家动 身去大西北的普通老百姓了，他们经受了的苦难，他们有过的血泪，使他们变得天不怕地不 怕。他们既已回到了全家人曾经安居乐业的上海，在那里，他们的亲友依然过着一如既往的 正常人的生活，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他们绝无反悔，绝不能再回到移民的噩梦里去了。对于 这些在戈壁深处吃够了苦头的上海人，他们口袋里装着户口迁移证，上海的公安机关也无可 如何，况且，他们也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回到上海要求庇 护来的啊！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以后，公安局最后又全部恢复了他们的户口。尽管已一贫如 洗，这些移民仍欢天喜地地又开始了上海人的生活。
来农场的第一个冬季已经来临，严寒的步步威逼，使我们进一步知道了生存的艰难。
我和几个女伴的手指特别是拇指和食指的弯曲处，都裂了深深的血口子，像是小孩的嘴 ，手背上是不计其数的小口子，疼痛非常。我有个竹壳的五磅暖水瓶，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晚上睡觉前，把暖水瓶里的开水倒出一点，大家都烫烫手，擦上厚厚的凡士林，让裂满口子 的双手养息一夜，就是最好的治疗。
我和小徐在饲养室准备饲料，清洗鸡兔的食具，都要接触冷水，冰冷的饲养室不生火，干一 阵活，大大小小的血口子就又裂开了，流着血的大口子一张一合，倒真像小孩红红的嘴唇， 疼得我们不住地吸冷气，呻吟不已。小时候，我曾听说，农村里的人冬天用小男孩的尿洗手 ，洗了就手不裂口子且绵软光滑。以前我对此是真是假持怀疑态度，反正我的手很少裂口子 ，也不去多想它。记得在我上中学以前，兰州城里的普通人家冬季都是用蜂蜜搽手脸，早晨 洗完脸后，用右手食指从用过的雪花膏瓶子里挖出一点蜂蜜放到左手心里，再用右手食指蘸 一点洗脸水，两个手心相对磨擦一阵把蜂蜜和洗脸水调匀，然后搽到脸面和手上就行了。我 们家里用甘油和凡士林搽脸，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了。那时，大家都认为甘油比凡士林更好 ，所以，我们家用甘油较多。而此时，我真恨不能搞到小男孩的尿，每天用尿洗手，只要手 不裂口子就好。我还问家在农村的老殷：“用小男孩的尿洗手，是不是手就不裂口子？”老 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她抬起头，用她那双并不好看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她眼角的 皱纹已明显地增多了，认真地回答说：“哪谁知道？反正我也没洗过。”老殷说话做事都挺 认真，很少开玩笑，这也许是她多年做财会工作的职业习惯。
为了保护经常渗出鲜血的双手，我们实在也疼得受不了啦！后来，我和小徐只好放弃了对鸡 兔食具的清洗工作，每天清理了鸡兔头天吃剩的饲料，用干抹布把食具擦拭一番，放进新饲 料，全天放三四次，也就算了。这样，手裂口子的状况略有改善。严寒的威逼，此时自然也 进一步威胁到鸡兔的生存，死亡增加了。我们忧心忡忡。
石天爱毕竟是搞医的，她后来发现小卖部有卖小卷橡皮膏的，每卷1毛多钱，就告诉我们去 买，用来贴手上裂了的口子。石天爱是我们之中跑小卖部最勤的一个，因为她常去小卖部买 8分钱一包的廉价香烟，别的什么倒是一概不买。数月前，她母亲从天津给她寄来的包裹里 ，除了有她称道不已的吉士林的牛肉肉松，有几件内衣内裤，还有用大红布手工制做的绵绵 软软的卫生带，慈母的心真是把什么都想到了也做到了，她毋需再买什么了。她的经济能力 也不允许她再买什么。石天爱曾慷慨地把肉松给我和小 徐都送了一点，是用她吃饭的大调匙舀的，还特意给我多舀了一两勺。她对小徐有些小意见 ，多给我一些，是表示一种特别的友好。这种肉松对于我们经常不见荤腥的人来说，无异是 天外来的美食佳肴，味道好极了。再说我和小徐听到小卖部有橡皮膏可买，便立即去买。我 想到景超手一定也裂了，他们那里未必能买到橡皮膏，就多买了两卷。小卖部还有卖的深蓝 色帆布手套，很结实，冬季戴上干活可以抵挡寒风的吹刮，少裂些口子，就买了两双。他们 在冬季不会停止劳动，这是一定的。前些天，我还从小卖部给他买了一件雁塔布的白衬衣， 价廉物美，只两元钱一件，正适合他现在穿。另外，我还买了些凡士林、针钱之类，就这样 零七八碎凑了个包裹，给他寄去了。在严寒来临之际，我能够为他做的只能是这些了。
我强制自己不去多想他。时日长了，便也逐渐习惯于不想他，想他，除了徒徒地增加许多悲 戚无奈，徒徒地苦恼自己，又能怎样呢？在大跃进的年代，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在“改 造”自己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想得很实在，确实也在争分夺秒地表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