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档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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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出现（同时形容词被小写）。当需要官方术语时，也多是加以引号：“第三帝国”，“褐色大厦”，“狼穴”，“希特勒青年团”或“人民冲锋军”。
使用人名时不用名、官阶或贵族称号是为了保持距离。用常用词“宫殿”来指代希特勒的山庄也是一样。虽然论其规模和上萨尔茨山上修建完整的基本设施，用这个词来称呼这座别墅并非不恰当，但林格和京舍肯定没有用过这个词。文中使用“行法西斯礼”代替常用说法“行德国礼”或“行希特勒礼”，将保安处头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形容为“屠夫”可能也是帕尔帕洛夫的编辑部写进文章中去的。
最后，一种——大多数使用得很笨拙的——修辞手段也引人注目。为使报告轻松活泼，制造紧张气氛，编辑们有时突然变换时态。叙述大体上使用的过去时，但在想特别突出某个情节时，它会突然跳到现在时。同时常在少数几行里变来变去，有时很难看出其中的逻辑性。
出版者序（3）
编辑插手的顺序和修辞特点很多。但少数例子就足以让出版人的说法可信了，后人对文章进行任何的汇编和修饰都会不可靠地影响历史资料的特点。因此赫尔穆特·埃廷格的翻译尊重原文。《希特勒档案》的可信度不仅在于它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在于它所诞生的方式方法。修辞繁琐既反应了复杂的形成历史也反映了惊心动魄的政治环境，可视为资料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得到承认。
《希特勒档案》包括两名天天跟希特勒交道、但同他并没有私人亲近接触的党卫军军官的描述。他们崇拜他，是虔诚的纳粹分子，但跟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们不明白这位独裁者追随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他们肯定更鲜明地强调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但从来没有否认过他们同希特勒的直接接近。《希特勒档案》是一部举世无双的特殊资料：苏联国内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个作者集体依据两位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材料，花4年多的时间撰写了希特勒的传记，直到它适应了委托人的阅读习惯为止。
前苏联共产党档案室里编号462a档案的内容不仅包含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有关希特勒的政治和战争的详情，它也介绍了一幅希特勒周围不加粉饰的真实画像。另外，这部资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它反映了大德意志帝国的这位元首和那个一度相信能同他瓜分欧洲、最后迫使他陷进一场夺去数百万性命的谋杀战争的人的冲突。《希特勒档案》一书同时也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对抗的结果，一种对立，从艾伦·布洛克到理查德·奥弗里的无数历史学家在其中找到了理解上个世纪历史的钥匙。
柏林，哈勒，2005年1月3日
马蒂亚斯·乌尔和亨利克·埃伯里
第二部分
《希特勒档案》1（1）
1933年夏。太阳照耀着柏林的威廉广场。总理府就坐落在那里。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就从这里开始了“第三帝国”的新时代。二楼一扇窗户的窗帘后面站着一个人，他中等身材，一缕头发垂覆在额上。他就是希特勒。他身体略微前倾，正观看楼下“仪仗院”里的军事仪式。那里正在换岗，他的卫队，又名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士兵们正在举行隆重的仪式。党卫队员们将腿高高抬起，靴子响亮地落在沥青地面上。他们身体笔挺，目不斜视。换岗仪式结束了，希特勒从窗前走开。已经14点了——希特勒用午餐的时间到了。
今天同他一起用餐的有副官威廉·布吕克纳和尤利乌斯·绍布，旗卫队指挥官泽普·狄特里希和帝国新闻局长奥托·狄特里希。林格在希特勒的餐厅里负责接电话。餐桌上的谈话一直传到他耳朵里。
从副官们的插言不难听出，他们想抓紧时间在自己的位置上捞取私利。希特勒讥讽地认为，他不打算这么快就重新放弃总理的位置。他尖声喊叫道：“有人预言我只能得到权力几个月。但他们会感到惊奇的。我留下了！”
希特勒宣布，要不惜一切手段打击任何的反抗。“我不是俾斯麦一样的首相，他只是皇帝的帝国总理。我有我的政党！我是元首！元首得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必须人人都讲那个名字。因此我引进‘祝希特勒健康！’这个问候语，它含有我的姓名。我真庆幸我不叫奥伯胡宾格耳或翁滕基希纳尔！*要一直让人民能见到元首……所有的相机都对准着我：我的一举一动大众都能看见。元首必须像演员一样吸引住大众——他的服装，他的表情和他的手势——一切都很重要……”
午餐结束了，希特勒情绪高亢地站起身。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独自哼道：“你赠给我的每一天都很美妙，玛丽·露易丝”——这是他喜欢的柏林酒馆里的一首流行曲。
他突然停下来，转向副官们说道：“命运在关键时刻派我来担当绝望的德国人民的救星，我是多么幸福啊。”
那些日子里，盖世太保所在的柏林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上的阿尔布莱希特亲王酒店的地下室里关押着不赞成希特勒“天赋”使命的犯人。这座盖世太保监狱里关押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要犯。
在“授权法”之后，数十万正直的德国人被投进了集中营——送往奥兰宁堡，布痕瓦尔德或达豪。在希姆莱的指示下，因是危房早就废置了的监狱大楼又重新具有了“保护人民和祖国”的使命。
总理府里的人都知道，希特勒不断地亲手将新犯人送进监狱和集中营。他解释说：“如果我们用法庭审理来浪费我们的时间的话，我们要做的事就太多了。我不能信任法官大人们。逮捕要实用得多……而不用那些拘泥条文规定办事的人……我动用这种权力。我是我自己的司法部长！”
阿尔布莱希特亲王酒店的地下室远远容纳不下“第三帝国”所有重要的“政治犯”。他们也挤在柏林滕珀尔霍夫区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大厦里，一座因是危房而废置不用的工厂大楼，盖世太保也同样将那里布置成了一座监狱。
柏林的这座盖世太保监狱的看守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在希特勒上台前就“专门”暗杀共产党人、在柏林街头用棍棒打散共产党集会的纳粹分子。他们的看守室里贴有标语，写的是：“元首下令，我们服从！”
犯人们受尽折磨，遭到脚踢和非人道虐待。
看守们笑着说：“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希姆莱说过：‘将无法改造的人关在监狱里，直到他们变成黑色……我们这是在为国家的再生拓平道路。’”
1934年6月23日。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营地所在的柏林里希特菲尔德军营的大门接到特殊命令关闭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军营。命令睡觉时要全副武装，棍棒和头盔放在小板凳上，冲锋枪摆在桌上。连续一星期，每天夜里都发出演习警报。没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上司们严守秘密。
6月29日晚，旗卫队的多支队伍终于在里希特菲尔德东站被装进车厢，运往慕尼黑。上车时就有传闻，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冲锋队（SA）总指挥恩斯特·罗姆，正在策划一场叛乱。据说，在冲锋队的支持下，罗姆为他在希特勒上台时的贡献要求希特勒给他在国家政府里安排一个更高的职位。
6月30日下午，这些旗卫队的队伍在慕尼黑的总站下了火车，坐车前往“褐色之家”*。希特勒站在“褐色之家”的阳台上。党卫队员们排成四排，正步从他身前走过。
此时，所谓的“罗姆叛乱”已经以罗姆及其支持者的被捕被扑灭了。这次行动是希特勒亲自领导的。6月30日凌晨，他在严密保护下率领车队前往巴特维塞（距慕尼黑两小时车程），罗姆和他的参谋部就设在那里。
在巴特维塞，希特勒逮住了正同年轻的同性恋者在床上鬼混的罗姆、西里西亚冲锋队大队长海因斯及冲锋队其他高级将领。他下命将他们全部逮捕。罗姆被关进慕尼黑的警察监狱。在那里，他被要求自尽，还在他的狱室里放了一把手枪。罗姆哭泣着扑倒在地，恳求饶他一命。德意志人民所认识的这位国家社会党和“第三帝国”的领袖的骄傲姿态和空洞言词只剩下可怜的呜咽。
《希特勒档案》1（2）
罗姆被枪决了。
官方声称罗姆是因为同性性行为被处决的。但希特勒向德国人民隐瞒了这一事实：同性恋在国家社会党的领导圈子和希特勒青年团里非常普遍，得到容忍。
希特勒用下列话语向他的亲信们道出了他让人枪杀他的对手罗姆的真正原因：“我不许别人再同我开玩笑！我这样做是要警告所有隐藏的和公开的敌人！我不是老派的总理。我是希特勒！党和国家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我！”
“罗姆叛乱”是希特勒和罗姆之间的权力斗争，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因种种原因让“第三帝国”感觉不爽的无辜者遭到了枪杀。
留守在里希特菲尔德、参与柏林枪杀事件的旗卫队的党卫队员们向从慕尼黑返回的战友们报告了详细情况。犯人们被一卡车一卡车地装运到里希特菲尔德的营区内，赤裸上身，排列在军营大院里小教堂的墙前，在那里被枪杀了。
枪杀小分队的成员们报告说：“你们想像不出我们醉得有多厉害。他们不停地给我们酒喝，让我们喝醉。”
在那些日子里，前国家总理和国防部长冯·施莱彻尔将军也“被摆平”了。国防军里人人都知道，作为希特勒的对手，施莱彻尔赞成军事独裁。
在希姆莱的指示下，两名盖世太保成员闯进将军在柏林的住宅。为他们开门的施莱彻尔的女儿被当场打死。盖世太保成员从她的尸体上跨过，当施莱彻尔伸手抓他的手枪时，他们开枪打死了他和他的妻子。
《希特勒档案》2（1）
希特勒虽然清除掉了党内的对手和竞争者，但他还是不能独自统治。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这位年老体迈的国家总统，仍然挡着他的路。对于野心勃勃的希特勒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阴影下，实在是无法忍受。
1934年9月9日，兴登堡终于死去了。在他死后，希特勒自命为国家首脑和国防军总司令。希特勒同样也将国家总统的位置据为了己有。这下他就一手控制所有的权力了。
在兴登堡去世后举行的首次国会演讲中，希特勒宣布，他放弃他作为帝国总统应得的薪水。这一声明就像戈培尔的宣传故事一样，同样是蛊惑德国人民民心的诡计，希特勒这样做是要显示他是个想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人。
随着纳粹的上台，希特勒成了德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收入高达数百万，当然不需要总统的薪水。他的《我的奋斗》一书，是必读图书，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希特勒是党内出版社埃尔出版社的合伙人。它吞并了一家又一家出版社，最终成为了德国最大的出版集团。由于他的垄断地位，他赢利丰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由希特勒所得。希特勒也支配纳粹党的财政，而不受任何监督。
原则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除了党费，德国企业家和银行家的大笔捐赠，各企业的收入，包括梅克伦堡和巴伐利亚的田庄的收入，都统统流进了党的财政。
为了获取利润，甚至创办了一个分布在全德国的酒店集团。它叫做法本国家社会党酒店集团。总裁是马丁·鲍曼的朋友阿尔特那齐·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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