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必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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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搞错了自己的定位，放下丞相应该做的工作不去做，却去亲自带兵打仗，而他又不能认清自己不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所以才把北伐中原的“面子工程”作为自己的事业去经营，结果糊里糊涂陷入了自己编制的美丽幻境中，幻境的背后便是无法自拔的泥潭。
诸葛亮的“面子工程”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诸葛亮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屡次北伐掏空了蜀国的国力，给后继者姜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姜维能力更逊于孔明，而且他也无法阻止刘禅重用宦官黄皓。眼看着蜀国因此而衰败，姜维却继承孔明的遗志而北伐中原，使得蜀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国力不能为继。终于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重蹈像诸葛亮覆辙的后代领导人也大有人在，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工程，而不顾自身实力亲率大军远征，结果招致惨痛代价。
隋朝炀帝时，曾三次御驾亲征，攻打高丽。隋炀帝不顾国内危机四伏，强行亲征高丽。沿途已有大批士卒逃亡。虽然第三次亲征获得胜利，隋朝的水军打败了高丽军队。但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隋炀帝无心再战。不得不班师回朝。三次亲征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为大隋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明朝英宗在位时，重用宦官王振。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也先率兵犯边，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怂恿英宗贸然亲征。英宗自己也想重现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的辉煌，于是此不顾大臣们的劝谏，草率亲征。结果，明朝50万大军被瓦刺3万骑兵冲垮，王振不懂军事，指挥失误，导致全军覆没，英宗只好束手就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现代人的面子工程
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的“面子工程”也是出奇的多。诸葛亮如此，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领导也是如此。
如今的地方政府领导，不喜欢默默无闻地低头干事业，稍微有点成绩便想让上级领导知道。为了得到上级的承认，就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贴金工程”、“政绩工程”上下功夫。动不动就要搞什么“世界第一”、“亚洲之最”，根本不管地方财政力量是不是允许。结果不仅把地方财政搞得一塌糊涂，还把很多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地方上的人民群众。很多地方的百姓说“政府盖幢楼，百姓背座山”，“一年政绩债，十年还不清”。
江苏省某市耗资100万元建起了一座“最大公厕”。该公厕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流行的钢架结构，内部的瓷砖、玻璃等装饰材料都属高档次的，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而此时该市很多居民正为附近没有普通厕所而犯愁呢。
原在安徽阜阳当市委书记、后来升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是国内面子工程的代表人物。根据《南风窗》杂志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结果机场建成后，客流量少得可怜，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总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
大量的政府官员热衷于“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实际上是扭曲了政府的职能。那么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提出，现代市场经济下国家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而我党也一直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地方官来说，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是真正的绩效目标。人民群众希望政府加强就业保障，改善就业环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然而，在某些官员眼中，为群众谋利益是不容易被上级领导看见的事情，所以就放弃了这些神圣的工作，转而去追求那些能够起到“轰动效应”的项目之中。一时间，各地政府都开始招商引资，大兴土木，唯恐上级领导看不见自己的成绩。
根据《南风窗》杂志报道，1995年阜阳飞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从当年起，阜阳市委市政府开始下达硬性财政收入指标，某乡镇曾经发生过一起乡长带枪强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对此不闻不问。
一个与王怀忠关系“很近”的县委书记坦言，王怀忠在一次酒后向他附耳传递了几句“箴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
像王怀中这样的“政绩”干部其实还大有人在。建设部官员在2004年09月25日披露，中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天锡说，由于一些城市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仍较为突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举例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
面子工程的文化背景
诸葛亮时代已经过去近二千年，诸葛亮所经营的面子工程至今还被人们赞颂着，“征南蛮”和“伐中原”成了后人眼中的丰功伟绩，而司马懿这个真正的“里子工程”的代表人物却被后人当作了诸葛亮的陪衬来看待。
崇奉诸葛亮的中国人，自然是热衷于面子工程人。从古代到现代，都有无数中国人活在面子工程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弊端吧？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的成绩排名。中国的孩子在美国上学，有家长向老师问起自己孩子的成绩排名，老师往往拒绝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老师认为搞成绩排名会助长孩子们的虚荣心，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的婚礼非常讲究排场。不管家里是不是有钱，都要硬着头皮大摆宴席。用豪华轿车迎亲几乎成了婚礼上不可缺少的风景，婚礼蛋糕从3层增到9层、11层，有人还邀请歌手、乐队甚至是模特队前来助兴表演。有婚庆公司的老板说，如今中国人办婚礼，就像是在比着花钱。天津新报主办了“天津市首届婚庆主持人大赛”，为了回报社会，比赛中的35位金、银奖得主希望为一些贫困家庭义务主持婚礼。结果只有一位主持人得到过一次这样的机会。难道是天津就没有贫困家庭了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婚庆主持人的善意的不到领情，原因是没有家庭愿意说自己是贫困家庭，他们觉得这会很没有面子。
有人说，现在中国人买车，不完全是做代步工具，很大程度是买给街坊邻居看的，是“面子工程”。在欧洲汽车市场，高档小型车很成功。欧洲人只是把汽车当代步工具看，追求的就是实用性。而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喜欢四平八稳的三厢车，内饰要漂亮，配置要高档，注重车的静态表现，而不太注重技术含量。所以高档小型车在欧洲流行，在中国却卖不好，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小型车不高档，开小型车很没面子。总之，中国人要的是大车，开大车才有面子。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竟然限制小排量的汽车上路。最近中国中央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郑新立在北京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旨在节能环保的新的汽车消费税政策，称新政策不久便会出台。其实，这样的政策早该出台了。
在中国做生意，面子很重要。如果你能和对方一把手搞好关系，让他感觉到很有面子，那么你的生意就成功了一半。海龟派精英王维嘉先生在谈论中美企业家的区别时说，中国的CEO要花时间喝酒、打球、聊天，因为整个商业环境当中，面子变得无比重要。所以，在美国，一个大的客户来时，陪吃饭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国，如果不陪吃饭就完蛋了。
中国人好面子，即使在大难临头时也要把面子摆在首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因擅自进行石油期权交易，而遭国际投机大鳄伏击，使得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屡屡追加保证金且面临爆仓的危险。但陈久霖却在庆祝酒会上强作欢颜，谈笑风生，继续摆出一幅年薪千万的精英模样。他的装腔作势掩盖了公司的危机，使得公司错过了最佳的平仓机会，最终把公司逼到了清仓破产的边缘。
日本与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日本的企业也有好面子工程的，但日本企业往往能够及时进行反思，很快地从面子工程中走出来。在日本有“经营怪杰”之称的北田光男，做煤矿生意时，已经发现有石油冲击，必须改行，却为了面子问题，继续苦撑，终于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的命运。经过这次沉痛教训，北田光男在后来的经营中不再为面子而固执己见，而是扎扎实实，努力经营好“里子工程”，不断获取实实在在的利润。经过一番努力，他所创立的电器株式会社，现已成为日本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
诸葛亮的自我“包装”
谁也不能否认诸葛亮的才华横溢。但谁又能注意到诸葛亮对自己的过度“包装”呢？
年轻时代的孔明，躬耕南阳时，就以卧龙自居，喜欢做《梁父吟》（一种词牌名），他经常指着自己身边的朋友说：“你们可以做到刺史、郡守。”别人问起他的志向时，他总是笑而不答。每每以管仲、乐毅自比。
管仲、乐毅分别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名人，此二人本是不同类型的人，管仲以治理国家见长，而乐毅则以统兵打仗为擅。而诸葛亮则认为自己可兼具此二人之长。这的确有些太过夸张了。但诸葛亮的自我包装却使很多人对他大加叹服。司马徽就认为，诸葛亮比管仲、乐毅还要厉害，司马徽甚至把诸葛亮比做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良）。
诸葛亮给自己的服装设计是“头戴冠巾，身披鹤氅。”因为这样比较符合智者形象。而且诸葛亮自出隆中辅佐刘备以后，继续不断地包装自己，营造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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