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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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有太多的工作需要他们去组织，有太多的情报需要通过他们的备用电台让中央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指挥着黎明前的地下战斗。
上海地下党的功绩是说不完的。就拿张执一分工负责的策反委员会来说，第二十七军争取刘昌义放下武器，就是通过“策委”的田云樵去联系的。在“策委”领导下，先后瓦解了交警十八总队、警备大队机动车队，策动了敌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还与有关部门一起策动了敌海军“重庆号”等20余艘舰艇以及空军飞机20多架起义！叶飞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上海能够被完整的接管，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为此做了十分艰巨的工作。”
上海的地下党早就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早在1949年元旦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就主持召开了迎接上海解放的会议。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已经拥有党员9000余人，并建有党的外围组织“工协”、“职协”、“教协”、“新青联”、“民主军警联”等，形成了有广大工人、学生、职员、店员、知识分子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会上，刘晓发言：上海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的任务是抓住人民空前高涨的革命情绪，迅速地、勇敢地、有组织地把已发展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形式上予以提高、集中，在敌已分崩离析的时候予以重重打击，不断扩大敌人的失败情绪，使其进一步瓦解，顺利地完成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会上决定，为配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恢复抗战胜利后在全市人民中很有影响、全面内战爆发后暂时停止活动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建立党组，并在党组领导下设立地下武装总指挥部。在工厂系统，以各工厂原有的护厂组织和工人纠察队为基础统一编制，学校商店等也同样组织，以便在组织上加强对全市各行各业的护厂、护店和护校组织的统一领导。
5月3日，刘长胜等接到中共华东局电报，指出：“沪匪可能逃跑，而我军可能不几天就进入上海。在此间隙，你们应集中力量，注意保护工厂企业，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破坏。在这份电报中，华东局表示同意刘长胜等策动以颜惠庆等为首的地方维持会，并同意考虑吸收杨虎、杜月笙、徐朗西等出面参加地方维持。电报还指示海地下党：在敌军撤退时，应组织动员全部力量，有组织地分区保护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仓库及各种重要物资、档案，不受抢劫破坏。警察应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照旧维持秩序。为维侍稳定，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驻军不要组织局部哗变和起义，这可能造成混乱的局面，同样也不要在解放军到来之前逮捕战犯。
接到电报后，刘长胜和张承宗商议，决定将地下武装公开名称，叫作“人民保安队”。它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反对搬迁，完整保存机器原料及制成品；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减少人民损失，团结群众，保护群众领袖，保护进步的群众组织；瓦解反动武装，争取门警、保警、义警及警察、士兵等，把敌人的反动武装——人力、物力、火力变为替人民服务的力量。
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人民保安队队员已达6万余人，还有更多的护厂队、纠察队和消防队。人民保安队的番号和臂章样式，己电告中央并转告了三野。
5月24日，张承宗注意到，满载军人的卡车队从南京路由西向东开，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却没有继续向外滩方向，而是过苏州河折向北面，便断定国民党军队要逃跑。他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沪东区工委书记张棋商量后，决定立刻报告刘长胜，通知上海各级地下党委；当晚人民保安队紧急动员，全体出动，按计划坚守岗位，准备迎接入城部队。
很快人民保安队遍布了上海市区大街小巷，有的给解放军当向导，有的协助解放军抓俘虏，更多的则是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活动，力争把上海完整地保留下来。
英商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是旧中国最大的自来水厂。上海开战前半月，工厂就关起了大铁门。可是工厂地下党的同志仍然积极开展护厂工作。他们给洋人大班发英文信，鼓励爱国的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力迎接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地下党成员、交通大学毕业生顾则南绘出水厂平面图，摸清了水厂的要害部门及机器设备，并整理出电动机、水泵、蒸汽机、锅炉以及沉淀他、快滤池等生产设备的性能资料，提出以保护电源、锅炉间、加药室作为保证自来水生产的关键。
驻守造市厂的敌军撤退时，带走大批银圆。大隆机器厂的保安队员发现后，采取行动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银圆抢回来。
5月25日，造币厂桥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向附近第一印染厂的人民保安队求援，希望能尽快提供200包沙袋做掩体工争。金厂工人立即行动，仅用3个小时，200包沙袋做成并运到造币厂桥头。
在九江路江西路口，有一座基石高厚的三层楼的建筑物。半圆形的窗架、浅灰色的墙饰，无处不透露着牛津绅士的气派。它曾是英租界最高权威——工部局的办公楼。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所在地。5月27日下午，国民党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赵祖康命部下降下楼顶上的白旗，换上一面鲜艳的红旗。他已经接到陈毅派上海军管会总务处长熊中节送给他的“条谕”，5月28日下午2时，将在这里举行接管旧市府仪式。
就这样，赵祖康在枪炮声中当了4天的代理市长，成了一位送旧迎新的戏剧性人物。
赵祖康原是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然而几十年来，不但无力替中国修筑一条像样的公路，自己也弄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在中学时，赵祖康颇受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五四”时期在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门研究道路工程。1931年回国后，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宏愿，四出奔波，不问政治，只想专心修路。从1932年到抗战前夕，赵祖康倡议和组织了中国交通委员会，订立了中国最早的26种交通章程。1939年他又策划组织了牌照管理处。从此中国的交通有了统一的规则和制度。赵祖康还组织了公路桥梁标准检验委员会，使大干线上的桥梁由载重3公吨提高到可通过载重15公吨的普通炮车。
抗战胜利，赵祖康醉心于“复兴建设”。他绘制了“抗战胜利后10年内完成25。3万公里新公路”的蓝图。他到处呼吁：“我们要有自己的汽车工厂！”“我们要有自己的桥梁配制工厂！”“我们要有自己的燃料提炼厂！”“我们要有自己的公路安全设计、公路人员训练、公路技术研究！”但尽管他声嘶力竭、尽管他心力交瘁，所有的美丽蓝图都被现实撕碎了。他朦胧地意识到，在政治腐败的国家，个人的理想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渺小！他仿惶，他苦恼，正在这时，经过一位亲友介绍，他认识了地下党的一位“李小姐”，那是1949年2月4日的事。从此以后，他常和“李小姐”晤面，并从“李小姐”处拿到一本印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他把毛泽东的著作小心地包上了《论美军登陆》的保护色封面，津津有味地关门读起来。直到这时，他才隐隐约约地见到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光明之路。
南京解放后，工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悄悄地告诉他，共产党的电台广播说：希望赵祖康、颜惠庆、张元济。。等几位先生留下来，不要跟国民党走。听到这一消息，赵祖康又喜又惧。这一下，国民党恐怕不会放过他了。当5月23日深夜他接到市府打来的电话，叫他赶快去一趟时，他还以为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他与中央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当他急急忙忙赶到市府大楼见到代理市长陈良时，陈良苦笑着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想请你代理。”赵祖康听了吃了一惊，忙推辞说：“时势这么紧张，我是胜任不了的。”陈良说：“我想来想去，你代理市长最适当。因为：第一，你在市府现任各局长中，工作年头最长，而且在同人中也没有什么恩怨；第二，你办事认真，操守也好，是个‘标准官员’，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第三，你是个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派系，对方来了，也不致同你为难。”赵祖康仍表示辞谢，并且提出另外三个人选，陈良摇摇头：“我已全联系过了，都不肯干，现在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谈话过程中，赵祖康不禁想起“李小姐”曾对他讲过，“如果有机会，应该把上海政权接过来。”想到这，赵对陈说：“可以考虑遵命。”陈良说：“就这样定了。”赵祖康又伺：“代理市长该代理些什么？”陈回答：“只要做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赵祖康一听，连说：“办理移交好办，可是维持秩序会有困难。”陈良说：“你放心！”并从桌上取出一封行政院长4月29日写给他的信给赵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治安破坏，影响了国际视听，故要求陈良，万一上海紧急时，极力维持社会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队和义务警察等均不必撤走。随后，陈良生怕赵祖康反悔，赶紧当面写了委任“手令”，交赵保存，又令秘书郑瑜将一方用红布包好的市府大印递给赵祖康。这之后，赵祖康竭力维持上海秩序。为此，他特地找了毛森临逃跑前任命的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叫陆切实维持好秩序。5月24日下午，他又特地找了神情冷冰的陈大庆，叫陈在撤退部队时，不要与共军太接近，以免发生大的冲突。5月26日，他又亲自给上海邮政总局局长王裕光打电话，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劝降据守在邮政总局大楼的国民党军队，以免邮政大楼遭受破坏。到了5月27日下午，对赵祖康来说，已没有多少事可干了。接到陈毅的“条谕”后，他再次亲自检查每一块打蜡地板亮不亮，各个房间是否还有反共的标语。
5月28日，上海江西路九江路口市府大楼，面目一新。红旗在蓝天下飘场，马路台阶清理得干干净净。大门口，戴着红袖章的人民纠察队和军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并肩肃立，一切都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2时正，陈毅偕同副市长曾山、韦悫两同志以及潘汉年，来到了市府大厦。同行的还有刘晓、周林等。他们顺着黑色大理石的阶梯，径直来了二楼145“市长办公室”。陈毅环顾了一下这个宽大的扇形房间，东面是窗户，当中铺着华贵的深红色地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对着门摆在正中，桌上摆着好几部颜色各异的电话机，对着门的墙上，挂着几幅可以上下拉动的上海市区地图，桌子后面摆着一张黄皮大扶手椅，高高的椅背上雕满花纹。陈毅大步走过去，往椅子上一坐：“国民党市长派头不小啊！”
陈毅落座后，其余人也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陈毅对熊中节说：“请赵祖康进来！”
此时的赵祖康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端坐在会议室里候命。一听召唤，他整整西服领带，走进门来。先朝陈毅一个九十度鞠躬，又给其他人一个六十度鞠躬。
陈毅问：“你就是国民党伪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吗？”
赵祖康小心地回答：“是。”
“军管会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