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红军中国团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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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这位名叫瓦夏的俄国青年军官挥马赶到，就是这个人为任辅臣以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也是他为任辅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更是任辅臣革命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当时的瓦夏见任辅臣与人打架马上走上前询问，当他他问明原委后迅速替任辅臣解了围。那两个俄国兵士不服气，还想与任辅臣较量，但碍于青年军官的面子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悻悻而去。原来瓦夏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党员，他早就注意到了任辅臣，他觉得这个中国青年有一种进步的言行，如果团结好了将来也是一个很好的统战对象。当他看见两个俄国兵士要杀伤任辅臣时他飞马赶到，一脚踢飞了俄国兵士的马刀和长枪，紧接着就把任辅臣带到屋子里进行询问：“你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与俄罗斯人打架？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犯罪吗？”此刻，与俄国人打了几年交道的任辅臣根本没把俄国人放在眼里，当他听到瓦夏问他为什么与俄国人打架时他气愤地说：“他们俩个打伤了中国的老百姓，打伤了我的铁岭老乡，我是这地区的警察打他们就是打我，打我能不自卫吗？”任辅臣这几句话说得瓦夏心服口服，可是他仍旧问着：“如果他们去打中国的戈必丹（当官的）你又会怎么样呢？你还会不会帮他们？”任辅臣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不会去打中国的戈必丹（当官的），中国若是没有这些无能的卖国的戈必丹（当官的）你们就来不了中国了，也根本打不了仗。就是这些当官的引狼入室出卖国家利益认贼作父才使中国陷入了苦难中……”
“对！你讲得太对了！你讲得太好了，不过我还要补充几句，要是俄国人进不来中国，中国的戈必丹也发不了那么大的横财。其实中国的戈必丹和俄国的戈必丹是一回事，俄国老百姓同中国老百姓一样都是不愿打仗的，是那些当官的老爷们和皇帝才这样做，如果要消灭侵略者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国的老百姓团结起来，打倒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卖国求荣的戈必丹，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共同奋斗！你说对吗？”这几句话象燃烧的火焰点燃了任辅臣这位中国青年胸中的一片燎原之火，他感到眼前这个俄罗斯军官与众不同。而这个俄罗斯军官瓦夏听了任辅臣的话后也是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赞颂地说着，此刻他非常信任这个中国青年，甚至有些中国人所说的那种相见恨晚。
“我能做什么呢？一个中国的小警官谁肯听我们的？你们这两个俄国兵士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任辅臣不无忧郁地说着，瓦夏见此便开导他说：“没有关系，别以为你是一个小警官，在这一带有了你这里的治安就有保障。象刚才这样的事你做得十分的好，是得民心的，如果中国老百姓都象你这样中国就大有希望。”瓦夏的一席话说在了任辅臣的心坎上，他忽然感到这个青年军官有一种让人无法说得清的吸引力，如星星之火，顷刻就可以燃烧起熊熊烈焰。任辅臣在瓦夏这里学到了他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东西，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启蒙，并且知道了这是一个为平民百姓谋利益的政党。他忽然想到如果这样的党在中国多出现几个该多好啊？从此，任辅臣跟随瓦夏开始接触无产阶级理论，在瓦夏的帮助下，又组织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俄罗斯军官，在他们的影响下任辅臣决心投身革命实践。这就是任辅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初启蒙，他的成长不能不说是一种巧遇，然而这里面也是有着一种必然性，如果任辅臣不与俄罗斯人发生矛盾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有人来帮助他，也许这就是机遇吧。
十四、秘密誓言
　　　　我以为，一个革命家的成长之路是艰难险阻的，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引路任何人都不会如此顺利，在政治上任辅臣也不例外，他在革命化的路途上结识了一个苏维埃政治人物，这对任辅臣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识了瓦夏后，任辅臣那种救民于水火中的思想更加迫切起来，几乎没有一天不思索这个问题。有空没空他都要到瓦夏那里寻求真理，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可是他毕竟是一个旧中国的警察，有些问题一时没有抓住关键，而他自己却把这些最大的问题忽视了。光绪30年秋天，也是1905年下半年，刚刚有点进步意识的任辅臣忽然接到上峰命令，调他离铁岭去新民县警察署当副警事长（相当副署长）。这次调离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任辅臣的前程又有了依靠，他在这里结识了驻守在新民县的那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坏事是他刚刚有了一点进步思想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刚刚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方向又换了地方。在去新民的路途中，任辅臣想了许多，他不仅担心那里的风土人情不适应自己，也担心那里的军阀势力会阻碍他的进步。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政党林立，帮派横行，作为警察他能干什么？这时的任辅臣思想是活跃的，他早就听说驻守在新民陆军中有一批激进人士，所以他一到任马上通过关系结识驻守在新民陆军的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同他们探讨一些孙中山的有关学说。当时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和纲领，孙中山主张以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帝制，还政于民，而且要铲除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主义专制，建成民主共和国，这自然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千秋好事。但任辅臣却觉得少些什么，在他与青年军官接触中，他发现自己与这些人有共同的志向，那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些青年军官通过与任辅臣接触，觉得他是一个意志坚定思想进步的青年警官，也是他们志同道合的理想朋友。于是，他们隔三差五就请任辅臣赴宴，这伙青年聚集在一起无所不谈，进一步启发了任辅臣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同时他也通过瓦夏传达一些俄国情况。
在新民，让任辅臣最为头疼的事是剿匪，这里有一股土匪武装，俗话说就是胡子，这群匪徒依赖手里有枪为非做歹，闹得人心惶惶。为了社会治安，任辅臣来后积极主张铲除这股恶势力，可是这股土匪神出鬼没经常换地方，即使派兵清剿也是无济于事。怎么办？总不能让这些土匪为非做歹，任辅臣决定自己化装侦察，他一面布置警员埋伏，蹲坑守侯，一面派人寻找土匪，终于在一天下午把土匪堵在了一家客栈。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在当地群众配合下，成功地擒获了这股土匪，尤其是对于那个匪首可以说是历尽艰辛终于抓住了他们。任辅臣以为抓住了匪首这地方从此可以太平无事了，然而他想得太天真了，就在这关键时侯，匪首忽然买通了军队里面头面人物收编了这支胡子队伍。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伙土匪进了部队后更加为非做歹，而且没有人再敢管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嚣张极度，给社会带来极大危险。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许多百姓对军队不信任，为此任辅臣也是有些看法，与这些军官论理，结果是不欢而散。任辅臣和一些进步军官交流了看法，谈了自己的意见，军官们同情、气愤、也无奈。因为在旧中国到处是这种形势，吃军队粮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任辅臣感到失望，尽管他十分赞成孙中山同盟会的主张，最终还是没有加入，他总觉得这个同盟会少些什么。可是少些什么他也说不清，也许这就是一个革命家在痛苦中思索的重要问题，看来任辅臣也不例外，他也有想不开的时侯，也有遇事烦恼的时侯，然而就在他心灵苦闷的时侯，他再次找到瓦夏，倾听来自俄国的革命形势。这个瓦夏真是任辅臣革命的领路人，在两人的交往中，瓦夏提到了列宁，提到了社会主义，也提到了苏维埃，这些对任辅臣来说都是新名词，也是他第一次听说，任辅臣两眼放光静静倾听着瓦夏讲着有关列宁的故事。因为受俄国的感染，加上连日来的心灵苦闷，再加上他与旧中国军队里面的人物发生矛盾，他不愿意再在新民干下去了。虽然有些军队中的头脑派人多次来找任辅臣参加他们的组织，但都被他拒绝了，到了光绪32年，也是1907年，任辅臣时来动转，经过瓦夏等俄国青年军官的介绍，他放弃了新民警察署的职务，只身来到当时俄国占据的中心城市哈尔滨市，通过日俄战争时结识的一些俄国青年军官瓦夏等人的介绍，在东清铁路护军司令部主办的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这一工作为任辅臣增添了一种清新的思想。他开始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的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活动。不久，妻子张含光也带着子女赶赴哈尔滨，妻子非常理解和支持他的行动，经常夜里陪他外出参加工人会议。
一个人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不仅要看他的言行举止，也要看他加入什么组织，信仰什么样的党派？作为教官的任辅臣，除了教学，还要参加许多革命活动。当初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他放弃了警官署长的职位。现在，为了寻求真理，他仍旧在四处活动，为革命做着力挽狂澜的工作。在当教官的日子里，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秘密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业，搞不好就有可能掉脑袋，任辅臣不怕，他似乎早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看透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为救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所以必须推翻封建主义专制。在从事地下活动的同时，任辅臣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的腐朽，军阀统治下的黑暗有了更加深刻的思索和解剖。对如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有了更加清醒的理性认识，这一时期，任辅臣每天都要思索，他的无产阶级思想更加成熟了，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了。这是任辅臣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光绪33年，年仅24岁的任辅臣秘密加入了被当时社会上称为穷党的布尔什维克，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那么任辅臣加入布尔什维克要比中国共产党员早加入多少年，在那些动荡的年月，别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钱，唯独任辅臣过早地成为一名坚硬的共产主义战士，可见他的理想几乎与党的誓言不谋而合，誓死为了天下的穷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终生。这时侯黑皮来找他做生意，被任辅臣巧妙地回绝了，黑皮是他的好朋友，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不能向黑皮泄露半点革命秘密。黑皮与任辅臣吵了一架，不情愿地去了哈尔滨，孤注一掷地走上了经商之路。任辅臣没有为他们的兄弟感情影响革命工作，他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亲情和友情固然重要，但与革命比起来却微不足到。这是任辅臣革命征途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从铁岭出去的第一位革命活动家遇到的首要问题，他的英雄事迹将影响千千万万中国人，也将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然而，在当时他这种行为是逆水行舟，为此有人要杀害他。
十五、等待时机
　　　　一位原苏联记者这样写过任辅臣：“他通晓英语、日语、俄语，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中国的东北度过的，他了解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和列宁。他于辛亥革命前夕在中国工人中间组织了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在中国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