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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暗算 (原著小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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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破译局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台上台下坐满了人,我当然是坐在台上的,所以看下面看得一清二楚。我注意到,黄依依和前座一个人,看起来都正襟危坐的,但两个人的嘴皮子老是像一唱一和地在动,可能还发出声音,引得旁人经常顾看他们。我不知她们在闹什么名堂,后来有人喊我出去接个电话,回来时我有意绕到她们背后站了一会,发现两个人原来是在下盲棋!
会后,我找她谈话,狠狠地批评了她,当中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如果你这个样子能破译乌密,我就在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是的,我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能破译乌密,我就在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确实是气话,很难听。气话总是说得很难听,说过后又难免要后悔。但是我不后悔。为什么?因为我静下心来想想,觉得我这话说得并不过分,无需后悔。我前面说过,要想在短时间内破译乌密,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是痴心妄想,是痴人说梦。现在,看黄依依这种表现,给人的感觉,实在太不像干大事的样儿。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像她这样整天玩世不恭、不思进取、冥顽不化的样子,要在短时间内破译乌密,别说行不行,想一想都觉得可笑。所以,我这话气人是气人,但道出的是事实,是真言,是实话,而不是咒语,用不着后悔的。我真的一点也不后悔。
但是,结果我真的不得不后悔,因为——她破掉了乌密!
想不到吧。
谁想得到?
谁都想不到!
我要吃你用手板心煎出来的鱼
事情说来跟假的似的。
那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事情,有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跟下面一位处长谈事,黄依依的助手,就是我安排的那位助手,突然冲进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黄依依心脏病突发,正在医院里,要我赶紧去看看。听她这话,再看她着急的样子,我以为病情已到了难以抢救的地步,要我去是告别的。但助手又说,抢救是已经抢救过来,听医生说目前不会有事的,只是需要好生休养一段时间。既然这样,我想,有必要这么急切地去看她,跟救火似的?完全可以改个时间嘛。我这样想了,也这么说了,喊助手先回去,我改日再去医院看她。可助手说黄依依有要紧事跟我谈,要求我现在就去。我问什么事,她说不知道。不过,助手强调道,她说事情很重要,你应该放下所有事情,马上去见她。
我心想,去见鬼!
到医院一看,黄依依虽然躺在病房里,医生正在给她输液,但总的感觉还是不像重病在身,见了我笑得咯咯响。医生说,刚才以为是突发性心脏病,大家很紧张,其实只是一般性的昏厥,可能是太疲劳引起的,现在没事了,也不会有事的。我接着医生的话,对黄依依说:
“听见了没有,只是一般性昏迷,用不着这么紧张的,把我跟救火似的喊来。”
她笑着说:“我当然要喊你来,我有事要跟你说嘛。”
我不客气地说:“你有事应该到我办公室去说。”
她说:“我不在输液嘛,怎么去?”
我说:“那就等输完液再去。”
她说:“不,我要现在说。”
我说:“说吧,我听着,什么事。”
她说:“你把耳朵给我。”
荒唐!当着医生护士助手的面,要跟我说悄悄话,这叫哪门子事?我很生气,指责她:“你有事就说,否则我走了。”
她说:“是工作上的事,我能这样跟你说吗?要不你请他们走开。”
医生护士听了这话,很知趣地出去了。我什么也不说,不开腔,只冷冷地看着她,等着看她要搞什么鬼名堂。确实是鬼名堂,她要我伸出手来。我当然不伸,我怎么可能被下属当猴耍?我沉下脸,厉声厉色地警告她:“有事快说,我没那么多闲心!”
她也沉下脸,回敬我:“我要吃你用手板心煎出来的鱼!”
事情真的跟假的一样。
但真的就是真的,哪怕跟假的一样。
据当时有关权威人士说,黄依依干的事无异于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瞅见了赫鲁晓夫的底牌。
破译乌密,等于是让黄依依由鸡变了凤凰。荣誉自然是不要说的,反正只要是我们701人沾得到的荣誉,都无不成了她的囊中物,胸前头上的挂戴满了,她不要也是她的。她要什么,只要开口就是她的;不便开口,有一定的暗示也行。人到这份儿上就成了人上人,也可以说不是人,而是神、是灵,呼风唤雨、遮天蔽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所以说,人要变起来也是说变就变的,从昨天那个玩世不恭、令人满腹疑虑的人,到今天这个璀璨夺目的模样,她似乎并没有经受什么特别考验和折磨,而只是短暂地昏迷了一会儿而已。现在的她,像明月一样当空挂着,人们无不仰望她、崇敬她——黄依依!
张国庆
我等着她来找我“秋后算账”,那是我对她的承诺,就是关于集训中心王主任的“转世问题”。我料定她一定会来找我的,我私下也在有意做些铺垫和准备工作,以便她来向我开口之时,我即可豪爽地应允她。可她却一直不来找我,最后还是我主动找她的。
我说:“老王的事情,我是有言在先的,你看需要我怎么办理?”
她像陷入了沉思一样沉默着,很久才抬起头,告诉我说:“现在我有一件比老王的事情更需要组织上解决的事情。”
我问是什么事情,她说是通讯处张国庆的事情。
说起张国庆,也是个701人所皆知的人物,他以前是我们监听局机要处的机要员,负责译电工作,701内部所有的机密文件,都要从他手头过。他妻子是我们医院的内科护士,是个胶东人,长得人高马大的,脾气也很大。据说,张国庆很怕她,两人一旦吵嘴,女人经常大打出手,打起来,手里抓到什么,都敢往男人身上甩去。有一次甩过去的是一把医用手术剪子,闪着银光飞过去,一下插在了张国庆的肩膀上。张国庆怕老婆的事情,大概就是从此名声在外的。不过,又听说,女人是很爱丈夫的,张国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做,女人还给他洗脚,剪指甲。她在外面总是说张国庆怎么怎么的好,她是怎么怎么地爱他,离不开他,以至他不在家时她连觉都睡不着,等等。但是,张国庆总是要离开她的,因为他的工作决定他经常要去总部出差。3年前的一天,张国庆去总部出差回来,以往他总是先回单位,把随身带的文件放好后再回家。但是,那天的火车晚点好几个小时,到701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如果再去单位——在四号山谷,再返回一号山谷——回家,起码又要折腾个把小时。他不想折腾,于是直接回了家,根本没想到这会给他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退一步说,如果第二天他早点起床去单位,事情也是不会出的。但是,张国庆要起床时,老婆提醒他,今天是星期日,意思是你多睡一会儿吧。这一睡就是一个大懒觉。这个大懒觉可睡出了大问题!等他醒来,已是10点来钟,家里空荡荡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妻子不在家是想得到的,因为是星期天,院子里的家属一般都要跟单位的班车去镇上采购东西,一周仅此一回,是过了这村没这店的,错过了,下周的柴米油盐都可能要成问题。一般妻子是不带孩子走的,反正张国庆在家,有人带。但是,你知道,张国庆妻子平时对丈夫是很好的,她想让丈夫睡得安稳,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是男孩,只有7岁,刚上小学,以往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有点东西送他。这次,父亲深夜回来,他不知要送什么东西,当然要翻翻父亲的包。母亲去食堂买馒头了,父亲还在睡觉,屋子里等于没有人,于是他立刻拉开父亲的皮包,并且马上找到一份属于他的礼物:一小袋纸包糖,一盒小饼干。他先剥了粒糖吃,一边吃着,一边继续翻找。于是翻到一个文件袋,里面都是机要文件。对文件孩子是不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纸张,这么白花花的,光亮亮的,他见了手忍不住去摸,一摸,又硬又滑的,哪像是纸,简直是叠飞机的上好材料。到这时候,张国庆命运中的劫数开始作怪了,孩子看袋子里这样的纸有厚厚的一沓,装订成一份又一份的,有十几份呢,他想抽掉一份,谁知道呢?于是他“聪明地”抽出一份,转移到自己的书包里。吃过早饭,母亲喊他一起走,他想出去正好可以叠飞机玩,便把书包挎在了肩膀上。母亲说,这不是去上学,是去镇上买东西,你背书包干什么?他说,我要做作业——到时,你去买东西,我在车上做作业。母亲听了,简直对儿子的刻苦学习有点感动。两个小时后,张国庆起床,马上注意到包的拉链开着。他是个机要员,十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格外关心里面的文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少了一份!他几乎笃定是年仅7岁的儿子干的坏事,急忙出门去找儿子。院子都找了,左邻右舍都问了,不见孩子的影,估计是跟他妈去镇上了。这个可能的事实让他吓坏了,因为如果文件确实在他孩子手上,出不出院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要改变性质的。事后,也正是这一点,把张国庆全家都毁了!
长话短讲,当张国庆见到孩子时(在半路上,一方赶出去,另一方正返回),看孩子手上正捏着用文件的半页纸叠的飞机。据孩子事后说,因为文件纸较大(16开),他是对开来用的,这样一页纸可以叠两架飞机。在母亲去街上买东西时,他没有跟去,而是以做作业的名义,留在停车站里,与院里同来的另一个孩子一道叠飞机玩。文件共有4页,按每页两架计,他们应该可以叠出8架飞机。事实也是如此。但现在他们每人手头只有一架,两人就是两架,其余几架,有的飞上屋顶,有的坠入人流,不知去向,有的当场被镇上其他孩子抢走。后来返回停车场去找,总算又找回来4架,应该说还算不错的。但是,丢失的两架,其造成的损失,似乎不亚于丢失了两架真飞机,整个701上下都在为之惊心,都在危言耸听地谈论。处分是免不了的,而且一定不会轻。最后,张国庆老婆被开除公职,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张国庆因为两个有利因素一定程度地保护了他,一个他是党员,有种说法,开除党籍可以抵3年罪。就是说,开除了他党籍,等于是判了他3年徒刑。另一个他是机要员,身上有高等级的保密度,不便流入社会,可以说他的公职不是想开除就能开除的。所以,最后他公职还是保住了,只是离开了机要处——他不配!行政级别由21级降到了最低:24级。国家干部制度上其实是没有24级这一说的,最低也是23级,所谓24级,其实是下面单位自己搞的名堂,一般是提干第一年,或者学校毕业第一年,都按24级来看待,有点预备党员的意思,一年内如果不犯错误,即可转正。
有人说,对张国庆妻子的处理有些过重,其实,正是因为不能正常地处理张国庆,才这么重地处理她的。她是替丈夫和孩子受过,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没什么可冤屈的。没有冤屈,组织上是不会来给她翻案的,谁想到黄依依不知怎么的要来行这个好。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得很含糊,只是说一个人7岁时犯下的错误,要让一家三口都付出一生的代价,挺冤枉,也挺可怜的。
我说:“老王在灵山劳教所里也挺可怜的。”
我其实是希望她把老王“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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