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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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他已经准备赦免苏轼。
王珪得知皇上要赦免苏轼，再次拿苏轼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两句诗说事。他说：“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如果不给予严厉的谴责，将来怎么能儆示后人呢？”
赵顼却不以为然，他叫王珪不要吹毛求疵，苏轼这两句诗是咏桧，与他无关。
王珪有些急了，直截了当地说：“苏轼确实有不臣之心，陛下一定要重处他不能放过他啊！”
赵顼有些不高兴了，怫然说道：“你是想使后世的人说朕不能容纳人才吗？”
王珪才吓得不敢再奏了。
舒亶又奏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通声气，朋比为奸；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亦与苏轼隐相联络，同一举动，都非严办不可。
赵顼此时并没有听他们的谗言。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9节：端不平的一碗水
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旧年除夕夜，苏轼被释出狱，在狱中度过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走出监狱大门，他停下来，用鼻子嗅了嗅空中的新鲜空气，一脸的轻松快乐。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另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如果由那些御史们审查起来，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
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噩运，重新寻获也并非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噩运。但是，“少年鸡”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曾告诉他人，说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为指朝廷那些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伶人，又是毁谤。
苏轼写完这首诗，掷笔于地，大笑道：“我真是无可救药啊！”
十破灭的梦想
1。端不平的一碗水
乌台诗案前后，赵顼并没有停止改革进程，除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进行调整、继续推行新法外，还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
宋初的官制是沿袭唐朝的旧制，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很少设置。
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宫中设置中书、枢密院，中书管朝政，枢密院管军事，称为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御史台主管纠察弹劾，
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都不设专官，由其他官员兼任。
知制诰起草对外诏书，称外制；翰林学士起草对内诏书，称内制，合称为两制。
修史由三馆负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副相任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分领三馆。
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但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这个职位，一旦获得学士职位，便成为名流。还有殿阁等官，也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但没有定员，大多由其他官员兼领虚名。
元丰三年（1080年），赵顼决定对官制进行改革，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两人负责这件事。九月，出台新的官制，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等等。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
北宋初年，朝廷官员的派系之争并不很明显。其原因在于，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在群臣当中，只要有结朋党的苗头，都会遭到惩罚，或罢官，或逐出京城。例如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欧阳修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以表示对范仲淹的支持。结果，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四人被认为是朋党，一齐被逐出京城，贬到地方去了。使得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
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朝廷的官员就分为新旧两派，或称新旧两党。
新派以王安石为首，王珪、蔡确的政治观念继承了王安石的衣钵，属于新派。
旧派是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
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旧派相同，都是主张守旧。世称胡瑗做安定先生；孙复做泰山先生，周敦颐做濂溪先生；邵雍做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程灏、程颐为道学二程。
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极不相容，打破了宋初无朋党的格局。新派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有皇帝赵顼撑腰，而且还长期占据宰相之位。因此，在气势上，新派压过了旧派，旧派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很多旧派人物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贬出京城。
赵顼改革了官制后，有意在新旧两派之间一碗水端平，适当引用被压制的旧派人物，并向新派人物王珪、蔡确表达了起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的想法。司马光目前赋闲在西京洛阳。
王珪、蔡确听赵顼说要用司马光，非常惊慌，因为司马光重新出山，势必使旧派人物得到重用，这样就会减弱新派的势力，动摇新派的政治地位。
吴充此时已经退职，王珪位居首相。他退朝之后，担心司马光出任御史大夫后会削弱新派的地位，便找蔡确商量对策。
为了阻止司马光进京，为了个人的利益，蔡确竟然不顾国家利益，想出了一个收复灵州的办法，以转移赵顼的工作重心，借以阻止司马光入朝。
赵顼欲端平一碗水，平衡新、旧两派的力量，竟然被王珪、蔡确从中捣鬼，引发了一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100节：不该发生的战争（1）
2。不该发生的战争
王珪采用蔡确的建议，向朝廷推荐俞充出任庆州知州，随后，指使俞充向朝廷上平西夏的策略。好大喜功的赵顼看了俞充的奏表，果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西夏一战的问题上，无暇顾及司马光的问题。
赵顼仍然命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下令百姓养马，准备西征。
薛向认为养马会给百姓带来不便，建议取消这项政策，以致遭到御史舒亶的弹劾，被贬往颍州做了知州。冯京也请求离职了。赵顼便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熙宁四年（1081年）四月，俞充又从庆州传来消息，说西夏出现内乱，梁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国主秉常，处死了亲宋的夏将李清，夺取了西夏政权。他建议朝廷乘机出兵，攻占西夏。
赵顼认为征伐西夏的机会来了，立即诏令熙河经制李宪等人，召集陕西、河东的五路兵马，准备征伐西夏，并命鄜延副总管种谔立即进京汇报情况。
种谔是一个夸夸其谈，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熙宁初年，他曾擅自向西夏开战，点燃了宋西面的火药桶而受到朝廷的处罚。他在边廷接到诏命后，立即快马加鞭地赶往汴梁。当他得知赵顼欲西征的意图，并向他探听西夏虚实的时候，立即来了精神，认为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到了。他不假思索，口若悬河地说，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梁太后篡政后，西夏是女人当国，人心不稳，宋军一到，即可踏平西夏，活捉李秉常。言下之意，宋军征讨西夏犹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
赵顼听了种谔的奏对，更加坚定了征伐西夏的决心。他以为西夏不足畏，取西夏犹如到自家菜园摘菜一样容易。
熙宁初年，赵顼曾向老宰相富弼询问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当时曾经告诫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七年（1074年），宋、辽因边界问题出现纠纷，赵顼欲兴兵伐辽，当时太皇太后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辽国如果容易征服，太祖、太宗皇帝早就早收复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其实，太皇太后的这句话，放到现在仍然适用。可惜，赵顼将富弼与太皇太后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发动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第二天，赵顼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宣布了西征的决定。尽管遭到了孙固和吕公著的极力劝谏，仍然没有改变他西征的决定。
赵顼下达了出征命令：李宪从熙河、种谔从鄜延、高遵裕从环庆、刘昌祚从泾原、王中正从河东，兵分五路，同时向西夏进军。并诏命吐蕃首领董毡带兵一起出征。
孙固见朝廷命李宪为帅，非常吃惊，他认为李宪是个宦官，根本就不会领兵打仗，不能胜任西征军统帅之职。
“宦官不能为帅吗？”赵顼反问。
“当然不行。”孙固肯定地说，“出兵打仗是军国大事，以一个阉人为帅，难道说朝中无将、中国无人吗？前线将士，能听一个阉人的命令吗？”
赵顼不耐烦地说：“这是朕的命令，谁敢不听？”
孙固见赵顼铁了心要命李宪为帅，只好不再说这件事，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五路出兵，谁统一指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人，在战场上会乱套的。”
“朕岂不知要有总帅吗？”赵顼说，“只是还没人能胜任总帅之职。”
吕公著附和着说：“如此重大军事行动，当然要有一个总指挥，既然无人能胜任总指挥的职务，就不要出兵吧！”
孙固接口说：“公著所言极是，请陛下三思！”
赵顼沉着脸说：“朕意已决，你们不要多说了。”
孙固、吕公著撞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退朝之后，赵顼刚刚坐定，高太后打发人请他立即进宫，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赶进宫，见过礼之后，高太后劈头盖脸地问：“听说皇帝分兵五路征伐西夏，可有此事？”
“是！”赵顼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高太后问道：“高遵裕为其中一路的主帅？”
赵顼点点头，表示有这么回事。
“不行！”高太后断然说，“这一路军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