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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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绛逐走了郭逵,便命种谔率兵二万占领了罗兀,并在罗兀修筑城堡驻守,又修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分派都监赵璞、燕达修葺抚宁老城,在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各建立一处军寨,每寨相隔四十余里,在边境集聚了雄厚的兵力。
韩绛还在那里厉兵秣马,西夏军队已经攻陷顺宁寨,包围了抚宁。
种谔在绥德,得知夏军长驱直入,吓得魂飞魄散,不知如何应敌。运判李南公在旁,见种谔如此模样,劝慰说,大不了放弃罗兀,何必害怕呢?
种谔此时完全没了主张,一言不发,竟然抱头痛哭起来。仗才刚刚开打,种谔竟然吓成这样,可见郭逵骂他是一个狂人,根本不会带兵打仗,绝非虚言。
李南公见种谔毫无主张,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退了出去。
接着,警报纷至沓来,所有新筑的城堡、军寨陆续被夏军攻陷,数千名将士成了夏军的刀下冤魂,种谔仍然是束手无策。
韩绛知道大局已去,想隐讳已无可能,只得上书弹劾种谔。他也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自请惩处。
朝廷的命令很快就下达了,放弃罗兀城,贬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
罢免韩绛的相职,降为邓州知州。
韩绛当同平章事才几个月,还没有正式在京城平章事的官署坐一会儿,便被罢免了。这都是他错用种谔惹的祸。
西夏收回了罗兀城,也自收兵退去。
宋、夏这一场争端,以宋灰头土脸地收场而告终。
先有王安石赞许王韶的《平戎三策》,后有韩绛误用种谔。韩绛、种谔因战败而遭贬,王安石却逍遥法外,一人独大,坐上了宰相那把交椅。
六拗相公
1。一人独大
韩绛罢相之后,王安石一人独揽宰相大权。
一人独大,这在北宋不多见。因为当时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两个人,即两人并列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几本通俗小说集,包括《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这几篇小说的问世,预示着中国小说的来临。其中,《拗相公》写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对新法一派的思想倾向。
“拗相公”是时人对王安石的别称。
拗,是不顺、不顺从的意思。如果用来形容人,则表现为这个人性格倔强,个性很强,不服输。王安石就是这种人:文学上独树一帜,造诣颇深,散文笔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现状,锐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许任何人反对。朋友不行,反对他,朋友就变成了敌人;敌人更不行,反对他就会叫你靠边站。他能言善辩,能说服皇帝赵顼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把他的改革计划进行到底,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赵顼也有一颗求变之心。因为在仁宗皇帝时,王安石也曾上过万言书,请求变法,仁宗皇帝就不理会,王安石虽然雄心万丈,却无用武之地。
王安石当政后,赵顼给他配了两个助手,新任参知政事冯京、王珪。在这两名副手的协助下,他大举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相继出台的。他是个文人,知道文人的影响力,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时,他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变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6节:寄情山水
苏轼知道,这一道奏折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请求外调。
其实,此时的苏轼,早已陷入纠纷之中。
当时有一个谣传,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谣言是王安石的亲信谢景温放出来的。
官方派人到苏氏运灵所经过的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轼也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
司马光归隐之前,赵顼曾对他说,苏轼的人品欠佳,说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似乎过高。
司马光当时回答很巧妙,他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说,苏轼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比那个隐瞒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要强百倍。”
按苏轼的政绩,应该官居太守,赵顼也有这个想法。但王安石和谢景温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将他放到一个小县去当判官。
赵顼搞了个折中,将苏轼下放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为判官。
苏轼对外放早有心理准备,对于谢景温的弹劾置之不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接旨后,带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2。寄情山水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父子三人并称“三苏”,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为示区别,后人称哥哥苏轼为大苏,弟弟苏辙为小苏。
苏轼的文章传自家学,博通经史,更擅长文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礼部的考试。兄弟俩都以优等高中进士。
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辈们看,均赞不绝口。
欧阳修对苏轼的试卷备加赞赏,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份试卷是他的朋友曾巩的大作,为了避嫌,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轼那次考试,本来应该是头名状元,却列为第二名探花。
原来,当时应试,考生的试卷上交后,先由书记员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档案。偏偏欧阳修认为,这样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巩才写得出来,故使苏轼阴差阳错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虽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让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的一个文人曾经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却怕欧阳修的意见。可见欧阳修在当时文坛上的分量。
欧阳修对苏轼有一个评价,他曾对人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阳修的这段话流传出去后,苏轼一时名声大震。
传说欧阳修还对他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苏轼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议论的都是苏轼。
仁宗皇帝当年选用苏氏兄弟时也曾说过,朕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当年是江南的一个大都市,那里有山林湖海,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公务并不是很多。而他所审理的案件,多是一些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无权更改,不喜欢还得执行。因此,公务闲暇之余,他便寄情于山水。或与亲朋、名妓荡舟于杭州西湖,或与文人墨客游玩于名刹古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留下了很多喜闻乐道的故事。其中尤为让人乐道的是他与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出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子,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和徭役。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
佛印机智敏捷,他和苏轼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有两个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把守大门。
苏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7节:狐假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