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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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怀疑，这些烧掉的奏折是蔡襄上奏的。究竟有无此事，无从证实。

　　　　蔡襄为人诙谐，说话有时可能不注意，这才引起了同僚们的怀疑。据说，蔡襄平日与陈亚关系很好，蔡襄曾以陈亚的名字为题，口占一句相戏：

　　　　陈亚有心终是恶。

　　　　陈亚立即回了一句：

　　　　蔡襄无口便成衰。

　　　　当时旁边有很多人，大家都说两人随便一句戏言竟是绝对。蔡襄欲想嘲人，反被人嘲，大家笑称这是诙谐的报应。

　　　　其实，蔡襄也算是一个能吏，遇有案件，谈笑剖决，没有人不服。只因说话有时口无遮挡，触犯了主忌。治平三年（1066年）丁母忧，归兴化原籍，次年卒于家，追赠礼部侍郎，后来赐谥忠惠。

　　　　二宏图未展

　　　　1。生父的名分有争议

　　　　赵曙是濮安懿王之子，过继给仁宗皇帝名下为养子。

　　　　濮安懿王有三王妃：元妃王氏，封谯国夫人；次妃韩氏，封襄国夫人；三妃任氏，封仙游县君。

　　　　赵曙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曾向赵曙提议，请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皇帝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皇帝的大祥再议，也就是说等过了二十四个月后再说。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再次提出这个议题，赵曙便下诏，将这个议案送到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濮议”。

　　　　当时的议论有两种意见，以翰林学士王珪、知谏院司马光、吕诲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是仁宗皇帝的兄长，赵曙应称其为皇伯，而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首的宰执认为，赵曙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奏请赵曙将两种方案都交给百官讨论。

　　　　赵曙和宰臣们认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见，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们强烈反对称濮王为皇考。

　　　　正在群臣争论不休的时候，太后得到了这个消息，她亲自起草了一份诏书，严厉地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应该称濮王为皇考。

　　　　赵曙和韩琦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必须取得太后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年），中书省大臣共同议定，尊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笔起草了两份诏书，交给赵曙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了的文书送到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不由喜上眉梢，这份诏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只是多了太后的签押。

　　　　由于此前太后与赵曙不和，关于太后的这份诏书，有人说是太后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之后，才知道诏书的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韩琦、欧阳修等人把诏书交给太后身边的宦官，由宦官说服太后签字画押。不管怎样说，诏书发出了这是事实。

　　　　太后既已下诏，赵曙即命百官停止讨论，又命在濮安懿王茔建园立庙，封濮安懿王子赵宗懿为濮国公，主奉祠事。至此，濮议一事尘埃落定。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68节：御史们撂挑子

　　　　2。御史们撂挑子

　　　　濮议虽定，但人心未定。首先是吕诲等谏官，一齐交出御史敕诰，集体辞职，呆在家里待罪。赵曙命阁门将敕诰还给他们，说不批准他们辞职。吕诲等人又上疏固辞，说他们与宰臣们势不两立。

　　　　赵曙看了吕诲等人的奏本后，心里很烦，便问韩琦、欧阳修，这件事情如何处理。韩琦与欧阳修齐说：“既然御使们说出了势不两立的话，那就请陛下作出决定，如果是臣等有罪，那就将臣等撤职查办。”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意思是：如果是御使们错了，那就将那些人逐出京城。

　　　　看来，两派因原先的观点不同，转而为斗气，竟至水火不容、有你无我的地步。

　　　　赵曙心里也明白，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几位御史并无大错，说他们该说的话，也是其职责所在。然而，几位宰臣是支持自己的，而且自己主持朝政还要依赖他们。无奈之下，他只好牺牲几位御史，将他们三人贬出京城，下放到地方去。由于这几个人是无过受罚，他特地吩咐左右，不宜责之过重。

　　　　谁知刚刚将几位御史的事处理完，又有一个人站出来撂挑子，他就是枢密使富弼。富弼的态度似乎很坚决，隔天一奏，五天上两疏，说自己的脚有病，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

　　　　脚病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原因在心里，他认为有人架空他，根本不把他这个枢密使当回事。

　　　　原来，嘉祐年间，富弼为宰相，主持中书省的工作，韩琦为枢密使，主持枢密院的工作，中书省只要有事，富弼都要与枢密使相商。现在，韩琦与富弼的职位互易，但韩琦处理事总是独断专行，从来不征询富弼的意见，富弼心里很不爽。

　　　　比如，当太后还政时，富弼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当韩琦突然促请太后撤帘时，富弼惊讶地说，我身为枢密使，是朝中重臣，其他事情或可以事先不知道，但太后撤帘这样的大事，事先打个招呼不行吗？难道韩宰相是怕我富弼分了他的功劳？

　　　　韩琦得知富弼对他有意见，也对人说，这件事出自太后之意，不便事先言明。尽管韩琦这样说，富弼心中总还是觉得不快。

　　　　赵曙亲政之后，富弼建议赵曙要早立太子。赵曙认为富弼这是个金点子，特加授他为户部尚书，以示奖励。

　　　　富弼认为，册立太子是国家大计，朝中大臣都有责任提出建议，算不上什么功劳。且陛下受先帝深恩，母后大德，尚未闻所以为报，现在独加赏他，他不敢接受。因此，他拒绝受这个奖赏。赵曙不从。富弼再奏，赵曙仍然不批准，富弼勉强受了。

　　　　赵曙见富弼去意已决，便命富弼出判扬州，封郑国公。随后，张升也坚持求去，赵曙便命他出知许州。

　　　　3。不拘一格用人才

　　　　因为富弼、张升都已调外任，枢密院不能无主，所以韩琦、曾公亮商量拟提拔欧阳修为枢密使。欧阳修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找到韩琦，说皇上亲政，任用大臣有自己的打算，宰相虽然抬举我，但不能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是行不通的。韩琦见欧阳修说得有理，便止住这个念头。

　　　　果然，赵曙对枢密使一职早已心有所向，富弼出京之后，他立即诏令判永兴军的文彦博出任枢密使。在此之前，文彦博进京述职，赵曙曾向他吹风，叫他暂时在西边呆一段时间，不久将召他进京。现在果然兑现了他的诺言。

　　　　赵曙又提拔权三司使吕公弼为枢密副使。

　　　　赵曙为何要提拔吕公弼呢？这得从他做太子时的一件事说起。当时，仁宗皇帝赐给赵曙一匹马，但那匹马体小毛杂，是一匹劣马。赵曙找到时任群牧使的吕公弼，想换一匹良马。吕公弼并不因为赵曙是太子就给他这个面子，他说这匹马是皇上赏赐的，如果没有皇上的明诏，他是不能换这匹马的。因此，他拒绝了太子的要求。

　　　　吕公弼升任枢密副使后，照例要进宫谢恩。赵曙问他：“你知道朕为何要提拔你吗？”

　　　　吕公弼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赵曙笑着说：“去年，朕找你换马，你不给朕的面子，朕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

　　　　吕公弼是因为正直而升官，可见赵曙这个皇帝做得并不赖。

　　　　吕公弼拜辞过后，赵曙又召泾原路副都部署郭逵，授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事。

　　　　郭逵是一员武将，原是范仲淹的部下，范仲淹当年经常勉励他，要他多读一些书，至今日，终于成材。当年，任福战死、葛怀敏全军覆没，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人们曾夸他有先见之明。在边廷屡建战功，升至泾原路副都部署之职。赵曙得知他有智有勇，便将他召入京城，出任枢密院事。

　　　　宋朝的大臣，心目中只有文臣，没有武将。仁宗朝的狄青荡平侬智高，功勋卓著，一入了枢密院，便遭到文臣的攻击，纷纷上表弹劾。郭逵功不及狄青，进入枢密院后，哪里钳得住众人之口。知谏院邵沆等人，纷纷上表弹劾，大概的意思是说，宋的祖制，枢密院任用武将，必须如曹彬父子、狄青这样功勋卓著、威望极高的人，才能当之无愧。像郭逵这样的黠佞小才，怎么能够进入枢密院供职呢？他们请求赵曙收回成命。

　　　　赵曙是个很有个性的皇帝，他看准了的人，就要大胆使用，并不受谏官们左右，因此，他并不理会谏官们这些说三道四的言论。

　　　　这一年，汴梁发生水灾，宫廷门外都被水淹没了。房屋倒塌，百姓溺死者不计其数。汴梁的洪水刚退，温州又发生火灾，紧接着西方又出现彗星。彗星又称扫帚星，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

　　　　赵曙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示，于是，他让百官发表意见，指出朝廷政务上的不足。他自己也撤乐减膳，加强个人的修养。

　　　　有人提出，朝廷不能选贤任能。赵曙就这个问题询问欧阳修。欧阳修回答说，近年贤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与宰相韩琦讨论这个问题。

　　　　赵曙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对贤路太窄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他叫欧阳修说具体些。

　　　　欧阳修认为，自赵曙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都有感皇恩，精心挑选了一批官员，都得到了赵曙的重用，这在过去，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选之人都是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69节：欲图奋起命太衰

　　　　欧阳修的这番话，先是对赵曙的知人善用给予褒赞，接着提出了以前选用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

　　　　赵曙听罢深有所悟，于是决定广泛招揽人才，并让中书省举荐贤士。

　　　　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二十人以应馆阁之职，赵曙命将这些人全部召来面试，韩琦、欧阳修认为一次面试的人太多了。

　　　　赵曙却说：“朕既然叫你们举荐，就是要选贤任能，能有这么多的贤士供朕选用，如果能得贤士，岂不是多多益善吗？”

　　　　后经商量，召试十人，面试之后，全部录用，授馆职。

　　　　宋朝制度，进士第一人及第，往往可以官至辅相，士人尤以登台阁、升禁从为荣。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

　　　　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

　　　　可见当时人心趋重科第，更羡慕台阁，所有出兵打仗的将士即使是孙武、吴起复出，廉颇、李牧再生，也看做是没用之人。宋室积弱，原因在哪里，由此可见一斑。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契丹再改国号为辽。

　　　　四月，司马光依据《史记》体例，参考其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是后来《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请求皇上赐《通志》为书名，赵曙对此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继续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赐书名。

　　　　他还允许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应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书院内，特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并在经费、服务上给予了极大的照顾。

　　　　赵曙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迁编史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从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赵曙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