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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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献于赵祯。富弼也上陈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十条措施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没有信心,他常具忧国忧民之心,心中早有蓝本,但并没有公开提出来,这是在赵祯的逼迫下才将其写出来列奏。
赵祯对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深有同感,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这次改革,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开联席会议,选拔各路的转运使。
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人就一笔勾去,推荐讨论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精锐之士。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选,笑着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样报之以笑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呀!”
新政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规,犹如抡起的大铁锤,锤锤砸在官场那些贪渎者、不法者、狡诈者、懒惰者、昏庸者的头上,使他们寝食不安。而“择宫长”择出的数百名都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带着刑狱之剑,勘察审问,囚禁抄家,更使他们心惊胆战。
范仲淹的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八个月,在这期间,他重定了《三班审官院流内铨条贯》,通令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派出数百名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查处撤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昏庸无为的官员,按新法保举了一批清正廉洁的人士,颁布新规,取消公费宴会、赐宴、聚书和补贴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风。
新政给天下带来了一股新颖之风,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希望。可蛰伏于新政背后的旧势力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伺机而动,图谋卷土重来,给新政、给倡导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新政对于积弱的宋室,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剂猛药。
第二篇 守成之君 第56节:积弊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3。积弊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枢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员的升迁权,他订立新章,规定宗邑局务任期三年,不许谋求连任。宦官对这个规定非常不满,怀恨在心。
被罢去宰相职位的吕夷简看准了这个机会,动员其党羽,再次掀起朋党谣言。
被罢去枢密使的夏竦乘机出来配合,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吕夷简更是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密告朋党之危,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就是人们说的四贤,他们这几个人拉帮结派,结为朋党,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据了朝廷的要害部门,握持朝政,误国迷朝,假公济私,胡作非为,没有人与其争锋。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景祐年间,吕夷简就是以朋党为错口,将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们时刻呆在皇帝的身边,说话方便,做小动作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蓝元震的奏疏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了赵祯的疑心。他立即召见范仲淹,问道:“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他在边疆带兵打仗的时候,勇敢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共同杀敌。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这就要靠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是没有害处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
正在这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
赵祯一直对朋党存有戒心,他对欧阳修呈上的《朋党论》似乎很不满意,在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的情况下,赵祯对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个政坛上的老油条,他敏锐地觉察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差的就是没有下诏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是兖州人,时年三十九岁,任太子中允,在集贤院当值。曾作《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个大奸臣。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辣得到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书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说,愿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皇帝,做一番大事业。
夏竦有一个家奴叫萧娘,此人是位才女,夏竦命她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致富弼的密信,信中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质完全变了。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意即要像西汉权臣霍光那样任意废立皇帝,同时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好的废立皇帝的诏书。
夏竦及其党羽拿着伪造的书信到处张扬,诬陷富弼和石介;吕夷简及其党羽发起了对富弼的声讨,并诬陷范仲淹不忠。
宦官们将伪书上呈赵祯,并以石介的亲笔与伪书相对照,笔迹完全相同。赵祯虽然连说不相信,但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范仲淹到此时才预感到处境的险恶。他虽然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但又拿不出证据。如果这件案子坐实了,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是灭九族之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夏竦、吕夷简等人的阴险、诡诈、凶狠和残忍,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已经起了疑心,要想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更斗不过吕夷简、夏竦一伙人。他的改革之心彻底死了。
正在这时,西夏与契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范仲淹自请以河东、陕西安抚使的身份离开京师,重返西北边境。
赵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富弼以河北宣抚使离开京师;欧阳修早已奉使去了河东,余靖也自请放外任。改革派被迫退却了。
范仲淹等人虽然被贬出了京城,京城的那帮人似乎还不想放过他们。
庆历五年(1045年)初,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同时宣布废除新法。十一月,罢范仲淹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流放邓州。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积弊难返的北宋,咽不下一剂猛药。
九后院起火
1。贝州出了个草头王
庆历新政失败后不久,宰相杜衍也被免职了。继任者是陈执中,夏竦重新回到枢密使的职位上,文彦博为参知政事。本来,赵祯是要夏竦做宰相,朝中的谏官御使们一再上表弹劾,反对夏竦当宰相,才改任枢密使。
夏竦是一个佞臣,这种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折腾,在这种人的眼里,权和名利比什么都重要,谁损害了他的个人利益,谁的声望威胁到他的地位,谁就得消失。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朝廷,没有国家利益。
有个涿州人叫王则,早年因饥饿流落贝州,卖身为奴,靠替主人牧羊糊口,后来投奔宣毅军当了一名小校,在军营里厮混,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王则脑子灵活,野心也不小,他见贝州的民俗崇尚妖幻,便经常散布一些谣言蛊惑人心,引导人们迷信,并自创兴民党,印制五龙滴泪经书及诸图谶书,送给士兵和百姓诵读,扬言天下将有大乱,只有投入兴民党,才能保得平安无事。
贝州的百姓和军营的士兵不辨真假,纷纷加入了王则的兴民党,兴民党的声势迅速强大起来。州官张峦也加入兴民党,而且为王则出谋划策,约于庆历八年(1048年)元旦,烧毁澶州浮桥,集众起事。并联络同党致书北京留守贾昌朝,请他作为内应,一同起来造反。
贾昌朝虽然不排斥兴民党,但也不敢贸然起兵同朝廷作对,命人拘拿了送信的人。
王则得知送信的人被拘,担心机谋泄露,决定提前起事,时间定在庆历七年(1047年)冬至。
冬至这一天,贝州知州张得一正与官属拜谒天庆观,突然,王则率领的叛众冲进来,张得一和他的同僚们无处逃避,全都被活捉了。叛众活捉了州官之后,一齐拥到府库,向通判董元亨逼要府库钥匙,欲乘机抢劫府库里的财物。
第二篇 守成之君 第57节:夏竦又玩阴招
董元亨坚决不给,并厉声骂贼。叛众杀了董元亨,砸开库门,将里面的财物抢劫一空。兵马都监田斌率兵与叛众展开巷战,因寡不敌众而退出城外,退保南关。
北京指挥使马遂得知王则叛乱,忙报知贾昌朝,请求率兵讨贼。贾昌朝认为王则只是一个乱贼,难有所作为,便写了一封信,命马遂持信前往贝州招降。
马遂到了贝州后,费尽了口舌劝降,王则不为所动。马遂一怒之下,突然离座,冲上前去扼住王则的咽喉,要同他拼命。
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独自一人、赤手空拳,能有效果吗?除了死,马遂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有人说,这是贾昌朝借刀杀人。
王则占据贝州后,居然建立国号,叫做安阳,改元得圣,旗帜号令,均用佛号,手下的将领以佛为号,封为斗胜佛、无量寿佛、弥勒佛等等。贝州城四面有楼,王则竟改楼为州,各取一个州名。在徒众中命几个头目为知州,贝州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为了防止城内人民外逃,王则还订立五五联保的禁令,就是一人缒城逃跑,其余四人负联保责任,一齐斩首。
王则,活脱脱一个无知无识的草头王。
2。夏竦又玩阴招
赵祯得知贝州民变,立即命开封知府明镐为按抚使,率兵前往征讨。
明镐率兵直抵贝州城下,城内州民汪文庆等人,自城上射下帛书,愿为内应。
半夜时分,汪文庆等到人从城上放下绳索,官军数百人登上城墙,还是被发现了,因官兵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只得原路返回。
贝州城城墙高厚,易守难攻,明镐率军数次攻城,毫无进展。经过一番讨论,决定挖掘地道攻城。他将地道选在城南,却在城北组织佯攻,以牵制贼军的注意力。
正在这时,宣抚使文彦博突然到了贝州,传旨命明镐为副使,明镐拜受诏命后,迎文彦博进入中军帐。
两人一阵寒暄之后,便转入正题,谈起了军务,文彦博说,此前明镐送往京城的奏议都卡在中途,没有送呈御览,问他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因。
明镐思索一下,试探地说:“难道是夏枢密从中捣鬼?”
事情正如明镐所料,原来,夏竦忌妒明镐,担心他在贝州平叛党立功,遇有明镐的奏折,便百般阻挠,使之很难传到赵祯的御案前。文彦博对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