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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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嵩冷笑着说，刚浪大王先派浪埋等人投降宋军，种使君才有这封回信。他派去的人还在鄜州，李文贵还得到重用，我朝已授刚浪大王为夏州节度使。现在竟然出尔反尔，不是夏人多诈又是什么？王嵩说罢，两眼望天，自言自语地说：“我死了，有李文贵等四人偿命，不亏！”

　　　　元昊听了王嵩之言，吃惊不小，转问刚浪陵是怎么回事。

　　　　刚浪陵施用诈降计，并没有向元昊报告，这时王嵩突然说起这件事，一时难以说清楚，回答起来未免有些结结巴巴。

　　　　元昊不免起了疑心，命人先将王嵩押下去，然后让刚浪陵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刚浪陵便将他的诈降计向元昊作了详细汇报。

　　　　元昊将信将疑，将刚浪陵留住帐中，实际上是软禁起来。然后暗地派人冒充刚浪陵的信使去见种世衡。

　　　　种世衡预料这个信使是元昊派来的，故意把他当成是刚浪陵的人，招待得格外殷勤，并装模作样地与来人约定刚浪陵、遇乞两人投宋的时间。

　　　　信使以为这些都是真的，回去后如实地向元昊作了汇报。

　　　　元昊以为刚浪陵真的背叛了他，召来刚浪陵与信使对质。到了这个时候，刚浪陵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元昊见刚浪陵吞吞吐吐、面露惊慌之色，怒从心头起，拔剑出鞘，手起剑落，把刚浪陵斩为两段。并下令把遇乞关进狱中，等候处理。

　　　　种世衡得知刚浪陵被杀，知反间计已经奏效，连忙写了一篇祭文，命人暗地里送到西夏境内。他在信祭文中说，刚浪陵大王兄弟，有意本朝，忽遭惨变，实在是令人痛心，字里行间，充满了哀伤之情。

　　　　夏人拾得这篇祭文，献给了元昊。元昊又命人把遇乞也杀了。

　　　　有人要问，元昊乃一代枭雄，阴险狡诈，难道就不识宋人的反间计？为何要轻意地杀掉两个宠臣呢？如果了解个中隐情，元昊杀掉这两个人，就可以得到合理的理由了。

　　　　原来，刚浪陵、遇乞是元昊第五个老婆的兄弟，遇乞的老婆没藏氏与元昊的第五个老婆是姑嫂关系，常进出于夏宫。

　　　　没藏氏生得貌美如花、风情万种，是一个天生尤物，进出夏宫，并不回避元昊。元昊本就性好色，见没藏氏秀色可餐，起了占有之心，但碍于遇乞手握兵权，未免有投鼠忌器之感，没奈何，只得将一腔相思之情强埋在心里。正在这个时候，种世衡投书给刚浪陵、遇乞，劝他们投降宋廷。虽然其中颇有疑点，但他并不给刚浪陵、遇乞解释的机会，假公济私，乘机除掉了遇乞。

　　　　元昊杀了遇乞，将没藏氏拘进宫中，一哄二骗三恐吓，很快就俘虏了这个刚死了男人的寡妇，元昊的枕边又添了一个尤物。元昊如愿以偿地搂得美人归，索性把王嵩放出来，厚礼相待，请王嵩回去转告种世衡，说他愿与宋讲和。

　　　　种世衡的反间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二篇　守成之君　第54节：称臣，就能得到赏赐

　　　　3。称臣，就能得到赏赐

　　　　种世衡得知元昊有求和的意图，立即报告给延州主帅庞籍。

　　　　国与国之间议和，是国家大事，边关将帅无权做主。庞籍一面将西夏元昊求和的意图飞报朝廷，一面派人随同西夏使臣从勖赴汴梁和谈。

　　　　赵祯这个时候已经很厌战了，从内心讲，他很想同西夏达成和议的，但又忍受不了西夏的那种态度。因为西夏使臣从勖到达汴梁后，态度相当傲慢，只说奉命前来和谈，并不肯向宋称臣，其实，西夏是模仿契丹人，想敲竹杠弄一笔钱。

　　　　早在此之前，元昊在三川口之战后，就曾表示要同宋讲和，那时他打了胜仗，态度强硬，拒绝宋提出的取消帝号和称臣的条件，致使和谈破裂。这一次，元昊仍然不肯称臣，谈判再次卡壳了。

　　　　西夏使臣从勖见宋不肯让步，说可以把宋皇帝的意见带回去向国主汇报，请求国主定夺，不过，他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宋廷要给西夏一些恩赐，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去向他的主子汇报。

　　　　赵祯说只要西夏称臣，其他事情好商量。于是，他命邵良佐、张士元、张子姡А⑼跽姿娜怂嫖飨氖钩即盂靡煌餍校拔飨挠朐惶概小�

　　　　邵良佐等四人到了西夏后，同元昊展开了第二轮谈判。

　　　　元昊原则上同意称臣，但狮子大开口，索要的岁币远远超出了邵良佐西行时赵祯给他们的底线，他们四个人做不了主，只能报请赵祯定夺了。

　　　　元昊再命如定聿舍、张延寿两人为使，随宋廷使臣再赴汴梁，与宋举行第三轮谈判，商谈宋朝每年给西夏的钱物数量，名义是“赐”。

　　　　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达成协议：西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奉正朔；宋朝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在双方的节日再“赐”银两万两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边疆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但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停筑城堡。

　　　　这个和约，元昊占尽了便宜，宋朝花费重金买了个“主子”的虚名，表面上西夏对宋称臣、奉正朔，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只不过是心理上虚幻的安慰罢了。元昊在自己的地盘里照样当自己的皇帝，照样任命自己的官员，不仅不向“主子”缴纳贡赋，“主子”每年还得给他一大笔的钱财。

　　　　这份和约同契丹那份和约除银、绢等钱物的数量不同外，就一个字不同，契丹那份和约是“纳”，西夏这份和约是“赐”，“纳”字令宋廷颜面尽失，“赐”字，似乎有一点主子的味道。

　　　　赵祯花钱买了个主子的身份，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议，赵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不认为这个协议有什么不妥，毕竟西夏承认了他这个主子的身份，而且边廷不会再有战争，尽管花了不少钱，但能买到一个边境无硝烟，倒还是很值得的。

　　　　其实，元昊已经落入种世衡反间计的圈套，自剪羽翼，杀了刚浪陵和遇乞，诱得没藏氏之后，又贪于女色，生活已逐渐走入荒淫之途，加之西夏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糟糕，元昊也无心再战了。另外宋有韩琦、范仲淹、庞籍三人御边，经过一番筑城修寨，边关已近无懈可击，元昊即使再战，也占不到丝毫的便宜。元昊请求修和，西夏向宋纳贡才是正道。赵祯不但不要求元昊向宋廷纳贡，反而每年还要赐其大量的白银、绢和茶。

　　　　宋朝君臣的懦弱，志在于苟安，毫无振作之气，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这个“停战协议”执行得并不好，宋、夏之间断断续续又打了数十年，直到北宋灭亡才算了事。

　　　　八积重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1。积弊如山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线的范仲淹、韩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调令，皇上要调他们回京师，进入朝廷中枢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任职。

　　　　范仲淹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留在西北镇守边关，朝廷一直不批准。六月中旬，他们两人办完了交接手续，极不情愿地离开泾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范仲淹、韩琦回京的时候，宋与西夏的和约只是草签，还没有盖上国印互换和约。赵祯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将他们二人从西北前线召回来呢？这要从当时的国情说起。

　　　　当时的宋，已经是积弊如山，危机四伏，国家财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费。

　　　　冗兵。宋代采取终身兵役制，无复员一说，致使军队总数逐年增加。太祖皇帝开国时军队总数为二十万，太宗皇帝统一中国时达到六十余万，至赵祯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达一百二十五万。

　　　　冗官。官吏的增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取仕，科举制度创立初年，每年取进士不过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多达七百余人，而且成为惯例执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国的进士累计多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至此，进士应试才改为三年一次。几十年来，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二是世袭。宋代选拔官吏，除科举外还有“侥幸法”，即世袭。例如宋代规定“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广甚至达到了多及异姓宗亲甚至以门客充数的地步。

第二篇　守成之君　第55节：庆历新政

　　　　冗兵冗吏，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赵祯朝中央财政收入虽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财政状况从太宗时的盈余大半恶化到了财政赤字的地步。加之西北战事，宋疲于用兵，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赵祯急召范仲淹、韩琦二人进京，是要借助他们二人在抵御西夏入侵的声望和才智，组建一个新的中枢机构，以“振兴起弊”，刷新朝政。

　　　　在范仲淹、韩琦奏请留任、滞留西北办理交接手续的过程中，国内又出现了一次暴乱。京东禁军士卒王伦在沂州结伙四五十人，杀掉巡检使，揭竿造反的事情发生。王伦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

　　　　王伦作乱，朝野震动，以欧阳修为首的年轻官员们纷纷上表，要求朝廷开放言路，揭露腐败之政，呼吁进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机。

　　　　赵祯也有志改革，便应欧阳修等人的请求，亲自提拔王素、欧阳修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蔡襄为秘书中丞知谏院。这四大谏官中，欧阳修、余靖、蔡襄三人在景祐年间，被吕夷简视为范仲淹朋党，现在身为谏官，言权在握，他们大张旗鼓地相互配合，不仅揭露弊政、荐举贤才，而且对保守无为的中枢班子展开攻击，呼吁范仲淹、韩琦进入中枢班子，对朝政进行改革。

　　　　赵祯听从了谏官们的建议，从四月到七月，三次改组中枢班子：罢吕夷简首相之职，夏竦刚被提拔为枢密使即被免职，罢王举正首相职，其中夏竦被黜，完全是欧阳修几个言官给拉下来的。

　　　　欧阳修他们弹劾夏竦的理由是：夏竦在西北战场上损兵折将，无所作为，且为人奸诈，这样的人，实在不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至七月，朝廷中枢班子组建完成：章得象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晏殊为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兼陕西安抚使，韩琦为枢密副使代范仲淹宣抚陕西、富弼为枢密副使。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乱哄哄、毫无准备的情势下，卷进了这场政治改革之中。

　　　　2。庆历新政

　　　　范仲淹回京后，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入内，赐座、赐纸笔，以最高、最隆重的礼遇，要求他们将朝廷当前的急务写出来，不要有顾虑，也不得回避。

　　　　这是一种近乎于囚禁逼索的行为，但也反映了赵祯心情的急迫和对他们两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将，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多年，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平时对朝政很是留意，虽然事先没有准备，经过一番思考，对积存在脑海里多年的关于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当场疾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