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1395-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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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是非之地也。它北接蒙古国，南邻山西、河北，东面是东三省，西是绥远 省，首府张家口。蒙古国，那时候叫外蒙古，过去属中国版图。1924年，乔巴山宣布独 立，当时历届政府都无力解决。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一直不承认此事，可是，也无可奈何。 1945年日本面临崩溃，苏联准备在中国东北出兵，中央派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出兵东北 的事，斯大林接见宋子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才能出兵东 北。宋子文当场就被吓出了一头冷汗，只是吱吱唔唔地说做不了主。事情未谈，赶紧从 莫斯科返回南京和蒋介石商议，权衡利弊只有默许。
苏联的军事力量日本军部不敢轻视。虽然日本军界政界一直都有北进派、南进派之 争。北进派的观点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南进派的观点是速占中国及东南亚， 有了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日本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不过，不管是南进 派还是北进派，满洲国（东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华北是日本战略资源基地的观点是 没有什么区别的。侵占华北的意图是一致的，不过是迟早、手法问题。
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热河失守后，察哈尔北起 兴安岭南至延庆长约近千公里的边界线与东三省毗邻，张家口等地住有日本侨民，领事 机构，军事顾问，明码挂牌儿的特务机关，再加上甘心投靠日本人的汉奸蒙奸，可以说， 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二十九军调回察哈尔以后，经过宋哲元等人的苦心经营，兵力发展到6万左右。赵登 禹提拔当一三二师师长。这样，二十九军已经有正正规规的4个完整师。装备也大有改进。 当时的编制是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香山）、副军长秦德纯，参议长肖振 瀛，参谋长张维藩，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 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真是兵强马壮强盛一时。
日本人不甘坐视二十九军不断壮大，他们不断在各地滋事，甚至闹到首府张家口。 宋哲元为了息事宁人，总以“下不为例”解决。然而日本以此为例，不断扩大。国事如 此，宋有何方。最末闹到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即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与 此相反，中央政权埋怨二十九军与日人繁生摩擦，想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
下面我们不能不把两次张北事件，一次察东事件，向各位简述一下。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其原因系由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日本天 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根据辛丑条约，日本人在华北有驻兵权，因司令部设在天津， 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8人，不按中国官方条约规定，骤作旅游内地计 划，于10月27日，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路经张北县南门，为赵登禹一三二师卫队 阻止，双方争执40分钟，终于放行。张家口日领事桥本以赵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 官为由，向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30日又与宋哲元军长交涉，宋为息事宁人，令赵登 禹向日方道歉，并将执行检查的连长免职。
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 宋哲元以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遂成悬案。
3个月后，即1935年1月，其纠纷原因，由察哈尔沽源县与伪满洲国丰宁县县界界务 冲突引起。史称察东事件或热西事件。
塘沽协定后，日人久欲将察哈尔长城以北的土地，仿照协定办法，划作非武装区。 我方以守土有责，不能照办。日方又指长城以北土地属于热河，其驻热河日军遂时与守 军发生冲突。
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做出让步条件，通知宋哲元，宋已饬令照办。日军已在长城沿 线独石口等地开始轰击。直至1月25日宋军被压逼至长城以南。松井源太郎提出大滩会议 要求。结果自然是答应日方一切要求。史称“大滩口约”。
美国报纸曾指出，大滩口约，为中国对日之新割让。1935年5月31日，发生第二次张 北事件。此事由于检查日军官护照而引起。日阿巴噶旗（距多伦40公里）日本特务机关 官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6月5日车抵张北县北 门，守卫兵索取护照，日人强说，1934年10月第一次张北事件以后，宋哲元已允许日本 人不要护照，坚欲通过，卫兵出刃拦阻，排长旋将4人引至军法处候讯，并给予酒食招待。 一面用电话请示张家口，电话又由张转向北平（宋在北平），宋哲元令姑且放行，下不 为例。
张家口日领事桥本、特务机关中佐松开以日本军官受中国卫兵恐吓，向二十九军副 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限5日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这次交涉先在张家口，后到北平秦德纯家中举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秦德纯和日方 首席代表土肥原贤二。所谓“秦土协定”就是以其二人命名。秦土交涉的结果是割让察 东6县，即沽源、康保、张北、宝昌、德化、商都。
1993年中日两国儿童夏令野营训练，也就是在这块当年被日本人强占去的土地上进 行。
土肥原与秦德纯在北中国的战场一直是谈判对抗的对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土 肥原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到审判。秦德纯是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诲诬谈往》中曾比较细微地谈到与土肥原谈判的经过。土肥 原笑嘻嘻地讲起他的外祖父一家自唐朝就来到日本，他也算1A4中国人。土肥原谈到他的 启蒙老师是中国的学者，他一生奠定的事业与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进而告诉秦德纯谈 判的背后就是军队。言下之意，你不同意就动武。
秦德纯与其针锋相对争执了三天，秦当场郁愤吐血。第四天秦德纯突然同意在土肥 原提出的条件上签字，连土肥原都感到意外。秦德纯在他的回忆记录中提到这点，含混 地讲到请示了上级。是谁？没说。当时“何梅协定”刚刚签订，秦认为这不过是“何梅 协定”的翻版。争也无用，只好如此。同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的时候，秦力 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 大加慰勉。
西北军历来讲究行武关系，而排斥军校毕业的军官，而秦是典型的军校毕业军官。 秦德纯先后就读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军事 教育。在西北军中是独一无二的。秦本人思维敏捷，才智出众，兵法兵书倒背如流，是 宋哲元的得力军师和帮手。此时，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即由秦代理，后在 卢沟桥事变之时，秦担任北平市长，凡宋不在之时，皆由秦主持军政。甚至蒋介石两次 召见宋哲元，宋都委秦代行。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因病退出战场去南岳衡山养病和去 四川绵阳，皆由秦德纯陪同。宋哲元在病危之际念念不忘到前线去看望袍泽弟兄，而也 主要想看看秦德纯，如秦德纯这样军校出身而受到宋哲元如北依重，也是因秦为人直而 不阿，智而不佞。
话说回来，此时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察北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此后，平 津也处危局，何应钦不得不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 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的市长；撤 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制止河北的一切抗日运动等。从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 权大部丧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一次最大妥协，而蒋介石对“何梅 协定”一说，一直持否定态度，多次饬令“何梅之间，并无协定”。事情是怎么回事？ 怎么引起的？
我们引一段当时的文字：孙永勤部为热河义勇军之一，有众3000人，屡在热河南境，与日伪军队作游击战。 5月中旬，日军大举攻永勤，永勤逃至遵化，其地为停战区，按照塘沽协定，我军不得自 由派兵驻防，永勤遂得在该县征收粮秣，乘隙逃去。酒井（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乃指此 为我方接济孙部，扰乱停战区治安，违反停战协定之罪状，又谓曾获义勇军委任状，上 有军委分会蒋、何衔名。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胡、白暗杀案，即指胡思溥（国权报社长）、白逾桓（振报社长）之被刺。两报皆 在天津日租界发行，两人皆在日租界寓所被刺。两报言论，平日皆反对国民党，亲满亲 日。酒井谓白逾桓系日军使用人，其遇刺系蓝衣社所为。
酒井参谋长提出，将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出平津、河 北，调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取消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可能指复兴社） 的活动等十二条。如果国民政府承认这样条件，其等于平津河北成为军事空白。
协定交涉始于1935年5月29日，结束于6月10日，前后13天，共有4次。第一次为5月 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第三次为6月9日，第四次为6月10日。谈判代表，日方是华北驻 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中方代表是陆军部长兼北平军 事委员会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10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何应钦不敢在文 本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日方仍逼迫不舍，何于6月13日凌晨3时惶惶然离平南下。行 后，派军委分会办公室主任鲍文樾告诉日方代表高桥：“何总长已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均仍一一使其完成。”
后高桥代拟两稿，第二稿原文：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在此前后，日方华北驻屯军步兵不过10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总数不及2000人。而 且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天津等处，天津驻军不足500人。而中国驻军包 括中央军，于学忠东北军，商震晋军，总数不下6万人。
在交涉中，酒井自称代表天津军（即华北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中国人当 然信以为实。以后资料证明，酒井在6月9日之后才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资格。高桥坦自 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也不代表天津军。因为他们素嫌梅津美治郎司令官对华态度软 弱，乘梅津司令官赴长春与林陆相会商公务之际，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进行诈骗。中方一 直畏怕关东军入关，其实东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权限范围早有明确规定，只限关东， 不准越至长城以南。所以说，中国方面的畏惧，并没有想象力造成的那么严重。
如把“何梅协定”说成酒井诈骗案，也许更确切些。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当时日本国内实际上是军人左右政治，军部左右局势，而且军 队内部盛行着下先上之风，少壮军人们向往着“为国家做些事情”，向往着到“满洲” 做一番事业。往往是军人干出了事，政治家承认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