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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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一团，如果确实是如此，就说它漆黑一团，这是实事求是。”
正当彭真和邓小平带领一些秀才们打开档案室和机要室的大门，系统地整理文件和翻阅材料的时候，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批评了把材料借出去的杨尚昆和汪东兴等人，才制止了这些做法。
现在，毛泽东拿出当年的九篇文章说：“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我最近又看了过去的一些文章，事实证明我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当初我坚持正确意见的时候，你们好多人都反对我，当然你比王明、博古、张国焘那些人要好一些，但是也是跟着他们走的。周恩来也是跑得很紧呐！事实证明，要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你这个国家主席。你这个主席是我让你当的嘛，当时认为你会坚持我的主张，我希望我在见上帝的时候把你们的威信树立起来。没有想到你当了国家主席就自以为羽毛丰满了，可以另外地搞一套了，发展到好多事情不和我商量……”
刘少奇实在有点坐不住了，低声地说：“好，就算我有错误，我希望你能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不要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全党面前公开。我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在你选择好了接班人之前，我可以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或者说我可以因病而提前退休。总之希望主席不要再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发展下去了。过去的问题我承担责任，今后我会自觉地维护主席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的。”
毛泽东说：“你不是喜欢揭露我们党的黑暗吗？那就从建党以来说吧。我这个人也是喜欢揭发问题的。要揭就彻底地揭，从上到下地揭发，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谁脸上有黑点都可以揭发出来，这样才可以正确地总结我们的经验。”
刘少奇说：“过去我的工作指导上肯定有不少的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今后凡是重大的问题一定要首先向主席请示，再不会犯同类型的错误。我的错误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和谅解。但是现在把我们党内的分歧公开出去究竟对谁有好处，我看没有多少好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和毛主席闹分裂，凡是有意见我是会提的，也就是说我是搞公开的争论的。从斯大林的问题被揭露以后，我就认为，在我们党内再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不好的。”
毛泽东说：“但是你在许多的场合里说过，你要搞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
“这是为了给小平同志树立威信。”刘少奇解释说，“我有时用个人崇拜这样的词汇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而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含义。你现在公开了九篇文章，起码对活着的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对周恩来同志也不好嘛。弄得我们都不好再工作了。我对我的错误是会在各种场合里进行检查的。如果主席认为我有必要，我在党的九大上可以系统地做个个人批评，也可以辞去党的副主席职务，把我的位子让给年青的同志来担任。”
话说到这里，毛泽东同意目前不再公开九篇文章的内容。后来他对江青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说：“九篇文章暂时不公开了，五卷现在也还不到公开出版的时机。还是先出版一些单行本吧！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可能是等我见了上帝的时候，再由我的对手们公开吧！”
第二十章 斗争到底
＇江青向柯庆施和张春桥进行路线交底，她说：“如果党内出现了分裂，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坚持原则，有些问题是需要历史来作证的。但是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要斗争，不斗争就不叫共产党员了！”＇
江青重新打量了张春桥一遍，对他说：“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我看只有依靠你了！这可是一件艰巨当然也是光荣的事情，你要准备冒点风险，和姚文元同志讲清楚，要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张春桥回答得也很干脆：“别说冒点风险，就是杀头坐牢我也心甘情愿。毛主席早就讲过了为真理要有五个不怕的精神，我是敢于革命的。只要你下令，我和文元同志随时听令。这一点，请你完全放心。”
这时，江青才说：“我们批判了《李慧娘》，批判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嚣张气焰，但是都没有选准突破口。现在，北京的一些人一直在主席面前造舆论，要求彭德怀出来工作。主席压了很长的时间，看来不同意他们有困难了，与其总是捂着，不如揭开盖子。所以，主席决定要公开批判《海瑞罢官》，这可是一场硬仗。在北京只要一听是触动吴晗，立刻有人摇头，害怕呀！这个人和上面的许多人来来往往，他经常是打着一些人物的招牌呀！我考虑再三，只有上海的同志能够胜任这件战斗任务！”还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智取威虎山》座谈会上讲话的时候，张春桥就产生了一种预感，觉得江青有重要的任务布置。当时，江青是在谈戏的问题，但是她欲言又止：“去年我们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收获不小，有十个左右的剧目可以站住，问题是艺术加工。艺术上不去，人家一下子就攻破了。我们不是以力服人，而是要用事实讲话。”江青很坦率地说，“要是革命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命令解决，毛主席完全可以讲话，可以撤掉一些人的领导职务。但是那样人心会波动的，觉悟上不去，岂不是变成了皇帝改革下诏书了吗？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能持久的。”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为什么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人民公社没有垮掉？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基础，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
江青没有接茬，继续说：“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演员从小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是唱反调的。当然晚上我看戏心里有本账，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会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春桥同志为了修改这个戏，费了很大的劲，逐句逐字地修改唱词，比那些所谓的权威们下的功夫要多得多。”
张春桥说：“我们搞现代戏，资产阶级也在搞现代戏，目的不一样。于伶的话剧《七月流火》从现象上看，是描写一九三八年在上海的孤岛上，一群职业妇女的抗日活动的，实际上却是以田汉、于伶当时领导的‘救亡宣传队’为蓝本，给他们自己树碑立传的。于伶说：‘我写的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三十年代的幽魂，早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就已经解决了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且为无产阶级戏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都是吹牛的！”
江青说：“所以呀，现代戏也是分两种：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我们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说到这里时，她的眼圈红了，张春桥也低下头来。江青继续说：“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原因恐怕是：第一劲头用得不对；第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第三是缺少点牛劲。同志们都知道，我多年来给毛主席当秘书，已经不搞戏剧了，成了外行。但我虽是外行，还是有点牛劲，我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捍卫毛泽东思想。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我放不下心。你们看过《丽人行》这出戏吧？那是田汉的话剧代表作呀！好不好呢？”
“这个剧中被当作英雄的主人公章玉良，在监狱里被默许不再发表反对日本的言论而无条件地恢复了自由。出狱后，他过着和平的书斋生活，靠编写文艺理论和作品过日子。这和瞿秋白在监狱里写的《多余的话》中所说自己的活动是‘历史的错误’何其相似！”张春桥说，“剧中所描写的地下工作者周凡本来是一个叛徒，可是田汉却把他当作了英雄。所谓的丽人梁若英和金妹，实际上也都是一些出卖自己的可怜虫。这个戏写作于一九四四年，后来列入了一九五七年的五四优秀剧目。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后，它跟什么《李秀成之死》、《四郎探母》、《桃花扇》等一样，都是为叛徒树碑立传的。”
江青说：“关于《红灯记》，中国京剧院的同志可能已经和你们谈过了。我再从我的角度，谈谈《红灯记》。有人说我用斧头砍了你们的戏，其实，我对《智取威虎山》是感兴趣的。小说《林海雪原》中把剑波写成了神，神，世界上是没有的。写成了人，是一个大的‘人’，抽象的人。杨子荣写得是好的，但是也抹了灰。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是想把革命英雄人物写好的。”
张春桥说：“柯庆施同志就说过，让我们坚决地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事。”
江青马上说：“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我看了你们两个戏，就认为你们不应该自卑。真正的群众是欢迎革命现代戏的。他们在看现代戏的时候，没有中途走掉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老戏说写得并不十分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当时座是满的，京剧院长说上座不好，也可能是包场。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站起来。这就说明群众，但是不是那个三千万，是欢迎现代戏的。可是有的现代戏为什么不行，唱得不够，打得不够。原来老的一套太多，鱼目混珠。自那以后，我说肯定革命现代戏是能搞好的。因此我呼吁会演，到处奔走。去年打了一个仗，证实了我的看法。和《红灯记》比较，我们走点弯路。走了点弯路，就拉回来，不要紧。”
张春桥说：“其他的戏剧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红灯记》是写气节的，题材不同，艺术处理上也就不同。”江青说，“《智取威虎山》是能搞好的，要有牛劲，要有信心。要磨，要经得起磨，譬如《沙家浜》芦荡一场的唱，就磨了很久。要不要把《智取威虎山》这块样板打出来？要打出来，我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体力够。”
“我们坚决支持江青同志把这个戏搞成样板。”
江青激动地说：“《海港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大弯路。问题是如何突出正面人物。京剧要突出反面人物是很容易，因为原来演的都是反面人物。《红灯记》所努力的，就是突出三个正面人物，把原来叛徒的戏砍掉了一些。《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去年看过蛮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更强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正面人物反而没有，杨子荣有几次亮相呢？这可能是个创作方法问题。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张春桥说：“《智取威虎山》的背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