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帝国(月兰之剑)-第3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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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实边之议，由来已久，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美、英、德、法等列强势力相继侵入蒙古地区，面对列强侵略，帝国边疆大吏纷纷提出“筹边”之计。1880年（光绪六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帝国前总理、承恩公张之洞在上书朝廷的《详筹边计折》中首次提出了屯垦蒙边的意见，继任山西巡抚刚毅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提出了更详细的《筹议晋省口外屯垦情形折》，山西省长胡聘之于1897年（光兴二年）提出《屯垦晋边折》，这些奏折中都提到了要通过移民实边的办法来应付外敌、巩固边疆。
1900年（光兴五年），山西省长岑春煊多次上书朝廷，请求“筹议开垦蒙地”，提出先期开垦灌溉便利的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之地，既可发展蒙地经济、巩固边防，又可增加财政收入。
1901年，文易内阁通过了内蒙垦务令，任命伯爵刚毅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内蒙古西部督办垦务，从此开始了对内蒙古地区的全面放垦。为迅速展开垦丈工作，又特授刚毅归绥军分区司令、内蒙专区办事大臣等职，以武力为后盾，在预定放垦的地区设置清丈局、垦务公司和垦务局，强迫当地王公将领地放垦，3年内即在整个内蒙古专区垦丈土地400余万亩，收取地价300余万元。
由于涉及切身利益，部分王公牧民对垦务抱持抵制态度，与垦务机关、驻军时有摩擦，垦务大臣刚毅往往以强硬手段处置，蒙人怨愤四起，称之为“吃土魔王”。
1903年中俄开战后，为稳定内蒙局势起见，文易内阁又以贪污、滥用职权为名罢免了刚毅，暂停垦务，着重在已放垦的地区设置府县，引进训政，训练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宪政下的地方自治。
战争结束后，第二次刘云内阁决定重启垦务，任命山西省长程德全为垦务大臣，兼任绥远军分区司令、内蒙办事大臣，预定以六年为期，在整个内蒙专区续垦700余万亩土地，移民15到20万户。
然而在1905年1月的京师变乱后，由于满洲皇室被迅速压制，身为臣下的刘云突然成为皇帝，蒙古地方人心动荡，为安抚蒙人，刘云除了宣布蒙古各王公爵位、薪俸不变外，也要求张志高内阁暂停垦务。但在此之前，哲里木盟和伊克昭盟已有60多万亩纳入第二期垦务计划的土地由地方垦务机关清丈完毕，等待放垦，张志高内阁虽然宣布了暂停垦务，但仍坚持对已清丈的这60万亩土地实行放垦，引发了这些土地上王公牧民的强烈不满。
进入8月份，哲里木盟准格尔旗协理台吉（即代理一旗政务的高等贵族）丹丕尔首先起事，率本旗兵民捣毁了什拉塔垦务局，随后伊克昭盟郭尔罗斯前旗的四等台吉（又称“毫台吉”，即无随从、家丁，财产也很少的四等贵族）陶克陶又聚众起事，连续砸毁多处垦务局。丹丕尔与陶克陶起事后，周边盟旗纷纷相应，部分王公趁机提出收回第一期已放垦的土地，内蒙形势骤然紧张，如今已到了皇帝刘云不得不亲自过问的地步。
刘云自然无法满意于垦务大臣程德全那单线式的应答，稍稍增强了脸上的威严感后，冷语道：“程大臣的意思是，只要让你放手用兵去镇压就可以了？”
程德全低首道：“臣以为，朝廷决不可纵容乱匪为祸。据臣所知，丹丕尔、陶克陶自起事以来，勾结草原大盗白音达来，攻打衙门，抢夺军火，勒索富商，私筑堡垒，囤造弹药，已成谋反之势，蒙民又多受其蒙蔽，假若拖延时日，北边必陷于大动乱之中，对国家之损耗不可估量。”
理藩大臣朱家宝却有不同意见：“皇上，用兵的确可以镇压一时，却势必有失人心，事情既起自那60万亩第二期放垦地，可宣谕蒙边，将那些土地物归原主，再晓谕丹、陶二人缴械自首，由皇上赦免其罪，既可收民心，亦可免兵祸。”
程德全连连摇头：“朱大人此言差矣，垦务之行，乃是宣示朝廷有处置蒙土之权，王公之封土亦为帝国之国土，国家可封赏给王公，亦可从王公手中征收，敢于反抗者即是叛国！若是向叛匪屈服，今后王公凡有不满者皆效仿而起兵做乱，国家之声望，政府之颜面，皇上之威严何在？垦务乃巩固边疆、造福万代之大事，为眼前小平安而罔顾未来大利益，实非有抱负之政府所为。”
程德全这番话倒是对了刘云的胃口，抚掌点头道：“改土归流、移民实边乃帝国的长期国策，各地王公世袭享有的领地乃是靠帝国的庇护而得以留存，帝国有权参与处置，王公也必须遵守帝国法律，不得阻碍治下的人民享有帝国宪法规定的臣民之权力。当前虽然为了保持国内稳定，在蒙藏的管理上暂时以沿袭旧制为主，但这种情况可能一直维持下去，蒙藏必须全面开发改制，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要与内地同轨，而旧的贵族领主制度是改制的根本障碍，剥夺贵族领主的世袭领地是进行改制必须要走的第一步。”
程德全得到皇帝肯定，感激不已：“皇上英明，匪首丹、陶二人正是地方贵族领主，因领地被圈而煽动不明真象之蒙民闹事，这种不识大体毫无效忠之心的顽固领主，非严厉镇压不可，臣以为，当效古制，斩其首而传四边，以收杀鸡儆猴之效。”
旁边内政大臣杨正金冷不防开口道：“程大人，你可想过，失去牧场的蒙古牧民该何以为生？”
“这……他们也可以种地嘛……”
“他们会种地吗？有资本吗？卖地的地价只是分成给领主，牧民分文未得，却失去了长期以来赖以为生的草场，你说他们能不反吗？据我所知，支持丹丕尔和陶克陶的王公寥寥无几，参与反垦暴动的主要是普通牧民。皇上，若不能给广大依赖草场为生的牧民指出生路，今天镇压了丹丕尔和陶克陶，今后一旦再启垦务，难保没有十个百个的丹丕尔和陶克陶。”
程德全微微皱了皱眉：“杨大人，这话可不像是朝廷重臣应该说的……”
“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又怎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呢？”
对于思维上存在绝对代沟的古代人，这句话大概足够了
第一百五十章 天地（三）
“皇上，杨大人所言甚是，为蒙地安定计，丹丕尔、陶克陶不可不镇压，蒙民之生计亦不可不考虑。臣以为，内蒙垦务，不过得利于一时，其弊则流延后世万代，不可不仔细斟酌。”
说这话时，张志高特意向刘云使了个眼色，刘云知道他的意思，当即吩咐集团之外的程德全、朱家宝二人先行退下。
“好了，现在只剩下自己人了，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文易死后，刘云自觉心态放开了许多，即便是曾经针锋相对的张志高，也可以当成老嫡系军人一般对待，进步或仁义，也许并不重要，找回曾经众志成城的感觉才是最有意义的吧。
没了外人，张志高也轻松了许多，至少不必刻意咬文嚼字。
“在那个时空的历史上，清末的时候也的确在内蒙推行了全面的放垦，其具体政策也与我们当前实行的没有多大区别，从实际效果来看，初期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蒙地经济，但其代价却是破坏了内蒙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促使土地、草场迅速沙漠化，随着此后放垦的扩大化，形成了连绵数千公里的北方沙漠带，直到21世纪20年代还在不断扩大，到2024年，侵入河北境内的沙漠距离北京市区还不到100公里，致使每年春秋北京周围都饱受沙尘暴之苦。”
听到张志高提起沙尘暴，刘云的记忆之门开了一道小缝：“这么一说，记得千桦有次打电话给我，哭着说因为忘记戴口罩，结果放学回家时吃了满嘴的沙子，刷牙的时候还咯出了血……这个沙尘暴，也算那个时空我们首都的一大风景了。”
“不单单是沙尘暴的问题，沙漠吞噬了草场，剥夺了植被，也令水源干涸，降水量一减再减，形成恶性循环，沙漠的扩张还影响到周边的整体环境，促使北方全面干旱化，也是黄河长时间断流的主要因素之一。沙漠扩张起来很快，治理却十分困难，草场开垦以后只要灌溉跟不上就很容易变成沙地，而要把沙地再恢复成草场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经过漫长的时间，还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你的意思是，为了子孙后代计，应当停止放垦？”
“是，蒙古大部分地区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与其滥加开垦，不如大举造林以遏止沙漠扩张，改善北方整体生态环境，大规模的垦殖可以在自然条件更为充分的东北地方集中展开。至于第一期放垦的内蒙土地，由于接近大河水源，灌溉方便，地理条件比较适宜，就不必退垦，但也应组织种植防护林，完善水利系统，以免土地沙化，今后若再行放垦，也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行。进一步来说，在各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建设北方防护林体系之类的生态保护措施也应及早提上日程。”
刘云欣然点头道：“让黄河不再断流，甚至奢望黄河水有一天能变清，的确是小时候的梦想之一，总理也有这样的想法吧。”
张志高耸耸肩：“我只是奢望那个时空的长江水有一天能变清而已。”
杨正金趁隙插话道：“臣以为，蒙古地方之利，在于畜牧与开矿，把道路交通建设好，政治整肃一清，不愁经济不发展起来，也不愁巩固不了边疆，不一定非要搞那个造祸子孙又触发民怨的垦务不可。”
“当前蒙古地方的最大问题，乃是落后的封建领主制的留存，要在蒙古推行新政，王公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必须收回，鉴于草原经济的特点，应将各盟旗土地改为牧民集体所有，税赋不分贵贱摊平到户，王公照发年金，所有纳地贵族按领地大小发给一定数额工商劝业金，逼迫贵族去经营工商业。各盟旗的政治体系也应仿照内地的地方自治制度，先派员训政五年，再行宪政自治，此外，内蒙专区分设为绥远、察哈尔、热河三行省的计划也该提上日程了。”
杨正金提到的“工商劝业金”一词，出自于内地土地改革，当国家赎买地主土地时，地价的二成由粮食和现金按一定比例支付，另外八成为存在银行的工商劝业金，只有原地主注册成立政府指定方向的工商企业时才能动用，这样就迫使原来的地主不得不去投资新式工商业，又避免了现金纸币大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
刘云点头道：“两位的想法很对朕的胃口，不能为了多收几个地价钱，就把内蒙的草场都搞成沙漠，应该反过来，努力把沙漠变草场，变林场。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不能再让他们舒舒服服地做领地上的土皇帝了，我看那个被牧民打死的和硕亲王死得活该，也死得冤枉，我们要早夺了他的治权兵权，他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吧？蒙古要改制，西藏也不能落下，内蒙要分设三省，川藏那边也要划出个西康省，作为西藏全面改制的桥头堡和实验田，我们总不能让西藏的农奴制光辉灿烂地跨入21世纪吧？”
“是，为推动实现帝国的全面工业化，帝国境内的政经体制理应一统化，特殊化的边疆只能是动乱的根源，以当前中央所掌握的实力，没必要太过担忧改制过程中顽固分子的反抗。另外……”
大概是为了强调后面的话的重要性，杨正金刻意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屯垦制度，或者说，生产建设兵团制度，臣以为应当在东北、新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