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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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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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同日本和俄国（这是当时另一亟欲染指朝鲜的列强）发生对抗，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故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以“潜弥外患”。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之叔、原太师李裕元，他所传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手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7。”朝鲜政府开始时并不愿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居间帮助下，相继与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争夺角逐的外交舞台。而在朝鲜王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闵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摆脱清廷，实现自主，结好西方以御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鲜的政治、外交更为错综迷离。袁世凯初到朝鲜时，所要面对的就是上述这样一个内外交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吴长庆安排他与其子吴保初一起从师张謇8，在军营读书，为翌年的乡试做准备；但袁世凯对八股制艺是油盐不进，而且这也不是他投奔吴长庆的初衷，所以学习并不努力，很让老师头痛。“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9。”
袁世凯在军营这个新环境中，尽管与吴长庆有着特殊的家世渊源，但他却很懂得“谦抑自下”，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世家子弟惯有的狂傲不羁的习气，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办事干练得力，很快就被任命为庆军营务处的帮办。此时的袁世凯，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了，而这样的机会也很快就来临了。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兵变的起因是，朝鲜王室接受清廷劝导实行开放后，于1880年对军制进行了改革。闵妃集团借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的同时，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的很大不满，为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当局向欠饷已十三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库直（管理粮库的官员）。兵曹判书10闵谦镐下令逮捕为首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和大批贫民冲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攻进捕盗厅，释放了被捕士兵，并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大院君在温言抚慰的同时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一党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随即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袭击当政高官的住宅，处决了领议政大臣李最应、兵曹判书闵谦镐等很多后党高官，并攻入宫中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国王李熙被迫召还大院君，由他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大院君柄政组阁，宣布大赦，恢复旧军制，发放军饷。乱军退出了王宫，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后，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遂决定借此事件大举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此事后，于7月31日、8月1日两次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当时李鸿章因丁母忧，已告假还乡），告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几乎与此同时，惊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闵妃也指示后党成员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求救。张树声于8月2、4、5日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7日得到批准后，9日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10日，清军抵达仁川，早于日军到达半天，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庆军六营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11”。日军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不料在军事上失了先机，不得不改换策略，降低筹码，放弃了割让朝鲜领土的要求。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首先是善任繁剧，办事干练。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天。而吴长庆出征的准备时间只有七天。当时张謇在吴处主持幕府事务，“吴公嘱余管理策划前敌军务，当时同事们全都因回乡应试而散去，只有我因丁内艰，单独留下来措置前敌事务。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给，乃请留袁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张謇之子张孝若在给他父亲写的传记中也记述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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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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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吴公幕府中人才却也济济，但是重要机密和笔墨上的事，吴公却是信托我父亲，完全责成他去主持和办理。朝命下来，急于星火，差不多立刻就要出发。但是所有的准备，都要我父亲一人担当处理，而且期限既非常迫促，应布置的事，又一件不能耽误，所以我父亲计划出发和前敌的军事，写奏折，办公事，实在忙的不可开交。嘴里说，手里写，白天忙不完，夜间接续办，实在是烦劳辛苦得很。在这时适当乡试的时候，吴公叫袁世凯去考举人，袁心里实际上不情愿，嘴里又不好意思说。我父亲当时一个人应付内外事务，实在也忙不过来，就对吴公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我父亲这样一说，吴公自然立刻就答应了。于是我父亲就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哪晓得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当齐备。我父很称赞他有干才。出发时，就接下来派他执行前敌营务处的差事。”12
又如，清军抵达仁川马山浦后，吴长庆曾指派某营为先遣部队，下令立即登陆，但该营指挥官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多数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大怒，立刻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世凯代理。袁受命后，督率该营于两小时内完成登陆，大受吴长庆的夸奖13。
其次，是处事果断，善于临机应变。袁世凯初入军营，就表现出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特点。1882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合，由争吵而殴斗，最后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而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世凯当时正在营中，“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教他为营务处帮办14。”
金允植在出兵前曾建议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吴、丁、马、袁等人在马山浦会议，决定依此计行动，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8月26日，大院君赴清军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阻于军营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之后，察觉气氛有异，在与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15耶？”吴长庆“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奔赴马山浦，登上兵舰，押送天津16。”充分表现了袁处事果断的作风。
再次是心狠手辣，治军有道。庆军承平日久，军纪松弛，在进入朝鲜平乱的过程中，“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认为“作为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遗笑藩封，玷辱国体”，自告奋勇整顿军纪。吴长庆授予袁全权，并发给他令箭。袁“于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刻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士兵强奸妇女，袁“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为了整饬军纪，袁世凯还向吴长庆请求惩治对违法乱纪负有责任的军官，“吴公同意了他，发文任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选择军官中对部下约束不严者，撤职查办了几个人，将士们都被慑服了，（对军纪）不敢再犯秋毫，军队的声威才重新振作起来17。”
从袁世凯在庆军的所作所为看，他无疑具有前面提到的“杀人如麻”的素质。然而他也很懂得并擅长“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治术。“他严于执法，而待遇属下却十分厚道，训诫劝告不停于口。常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命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信赏必罚，决不会有一点迁就。’士兵的伙食日用，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阵亡者他亲自视殓祭奠他们，负伤者他监督医疗救治，每日必亲自探视一次。所以士卒都感动奋发，全都乐于为他所用18。”他也很善于收揽人心，“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多主张宽厚体谅，所以朝鲜人对他的感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19。”
当时，参与兵变的士兵和贫民聚集在城郊利泰院和枉寻里一带。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军派袁世凯等率军剿捕，“捕获其中强悍者百人，…从中选择诛杀了尤其凶悍的十个人，其余的全部予以遣散。日本与朝鲜政府也缔结条约重归于好，事变于是完全平定20。”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吴长庆给他的评语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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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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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的器重22，被委以训练新军的重任。袁“起草创立规章制度，编选壮丁，先建立新建亲军，然后建立镇抚军。……未到一年，成效极为显著。前来参观的韩国诸位大臣及各国外交官员，全都盛赞新军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公及韩王亲临检阅，也都欢欣喜悦，赞叹不已23。”
袁世凯靠父执关系寄身军旅，而且不走科举正路，所以无论吴长庆幕府中的名士们，还是各营中的骄兵宿将全都认为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而已。然而赴朝鲜平乱时，袁一反从前“谦抑自下”的作风，勇于任事，杀罚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