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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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政事堂参议、农商部次长、总长等职。又如黎渊（1880—？），字伯颜，贵州遵义人，以举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受任于北洋，任督署文案，是袁世凯在办学和推行宪政方面的得力助手。在教育方面，曾任北洋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在宪政方面，黎是袁氏起草各项宪政文件的执笔者之一，历任直隶自治筹备局、宪政筹备厅、修订法律馆参事、咨议等职，民国后历任大总统府秘书、宪政研究会委员、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诸职，是袁世凯在法律和国会问题方面的参谋。此外如施肇祥、章宗元、富士英、曹汝霖、陆宗舆、李士伟等留美、留日大学生均被罗致于北洋，受到重用。
当时的留学生在国内可不像今天这么吃香，甭管你是美国的耶鲁、康乃尔，还是日本的早稻田、东京帝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按规定在国内也得等个八九十来年才能获得咱们中国的“举人”、“进士”和“翰林”的出身呢。没有这个出身，你在官场上会遭人歧视，不好混呢。一般的官僚心里头先就存了“二毛子”之类的成见，对留学生爱搭不理的。袁世凯则不然，可能是没有所谓“出身”的负担吧，他不仅延揽重用留学生，积极为他们奏请“出身”，而且礼敬有加。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了军机大臣后，与庆王等另外几位军机一同接见前来参拜的留学生，别人都傲然不以为礼，惟独袁“必鞠躬伸双手，表示接头还礼82。”当时太后为着变法图强，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学人才，开办经济特科，可在心里头拿它当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新学人才有着很大的疑虑。
1903年7月首届经济特科的初试，梁士诒为一等第一名，杨度为一等第二名；在复试前，守旧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见时进谗言，说此次参加考试的多为新党（即康梁一党），不可取用。太后当即更换阅卷大臣，将原定的录取名额削减了3/4以上。看准了太后厌恶新党的心理，守旧派的吴逢甲、魏光焘又参奏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是革命党，其实全是莫须有的谎言。但梁就此落第，杨东逃日本，所以，那时侯袁世凯任用留学生，还真要有些魄力，担着点儿惹太后生气的风险呢。
回过头来再说用外国人，袁世凯在这上面与他的恩公李鸿章亦步亦趋，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主持北洋时，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汉纳根、丁家立等，在当时清廷重臣中是独一无二的。李鸿章是开风气者，袁世凯则干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鸿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凯用的则大多是东洋人。据日本学者统计，当时全中国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隶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袁世凯为何要聘这么多日本人？原因有两个。一是俄国自强租旅大以来，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变时占据的东北三省，一直拖着不肯交还，清廷此时对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没有力量，于是打算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抵制俄国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见着俄国人轻易地霸占了全东北，又急又恨，于是转过头来对中国“亲善”，明里暗里地拉拢中国，说黄种人都是一拨儿，同文同种，应该联合到一起对抗俄国的侵略。中国原来在军事上是学德国的，但胶澳事件使两国关系冷却了下来，而且多数大臣都觉得日本国情与中国相近，也是由落后中变法图强，所以应该近学日本，风气一下子就转了过来，从“西化”转成了“东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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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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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军事和教育两方面。军事方面，袁世凯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参谋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后来晋升为陆军大将）为练兵顾问，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别担任军政司参谋处、教练处和兵备处的顾问，参与北洋的军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请在北京担任使馆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职务，当时中俄密约规定中国军队只准聘用俄国教官，所以这些顾问全以“兵书翻译官”的名义出现。这个坂西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发辫，取了中国名字，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他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前后达十年之久，与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因此这里对他略加介绍。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诸侯家臣世家，后举家迁往东京。坂西190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两年后作为参谋本部的特派人员前往中国，此后直至1908年，他明里是助理武官和北洋军事顾问，实际上还肩负着日本参谋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拢中国，为日本在满蒙地区同俄国的角逐刺探情报。袁世凯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针就是利用日、英与俄国的矛盾来收复东三省，所以袁世凯在对付俄国人方面与日本很合拍，也因此与坂西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坂西、青木（日本驻华武官），他对日本军事上的动向也很了解。十年前的死敌，如今成了共同对敌的合作伙伴，然而十年之后，当袁世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那么合作了的时候，青木、坂西又翻脸成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积极策划支持宗社党打内战，颠覆袁世凯政权。历史就是这么变幻无常，证实了“外交上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的真实和残酷。
坂西在袁死后曾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印象，认为袁“毕竟是个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严风采。与中国的其他达官贵僚不同，他不吸鸦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律，是与当时所谓的‘大官派头’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还回忆了袁世凯给他取名的经过：
到中国后过了两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在即将开战前，有一天袁世凯特意把我叫去说：“交战国的军官在中立国的军队任职不妥，所以在战争结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国名字？我来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后给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释说，班志超是引用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类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汉语中发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间加了个“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虑事情异常细致，并且是个爱诙谐的人。84
袁世凯聘用的日本军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个军事学堂做教习。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
袁世凯1901年11月7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8日实授，1907年9月4日调离，实际主持北洋的时间不足6年，却能将一个战乱之后残破不堪的直隶，建设成为一个“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86”的新政模范，使人看到他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也不得不承认他善于罗致和使用人才，展示了自己“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北洋之六年，也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下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
注 释
1《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版，第268—277页。
2释褐，脱去布衣，换着官服；意思是作官。褐，粗麻或粗毛的短衣，指穷人所穿的服装。
3李岳瑞：《悔逸斋笔乘》，山西古籍版，第153—154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110页。
5同上，第1122—1123页。
6同上，第1130页。
7《荣禄存扎·张翼扎》第48页。
8黎东方：《细说清朝》第624页。
9《容庵弟子记》卷三。
10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6页。
1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965页。
12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页。
13郭则禨：《南屋述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第186页。
14《汪康年师友书扎》（三）第3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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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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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328页。
1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第1019页。
17《袁世凯奏议》（下）第1338页。
18齐植璐：《北洋法政学堂及其沿革》，《天津文史资料》（第44辑）第28—29页。
19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5—146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一册第32页。
21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一文中曾谈及此事：“严修的座师徐桐，反对维新，痛恶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知严修到京，预先在门房揭贴：‘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往请谒，吃了闭门羹。严在翰林院的职务俱被免去，只剩一个编修，遂于9月间携眷回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第102页。
22参见《严修年谱》，齐鲁书社版，第122页。
23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9页。
24《严修年谱》第116—117页。
25荣庆（1858—1916），字华卿，一字耐园，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丙戌年（1886）进士，散馆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山东学政、大理寺卿、仓场侍郎、刑部尚书等职，新政时期曾任学部、礼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弼德院院长诸职，后因中风卸职，民国初年病逝于天津。
26参见徐元基：《周学熙资本集团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第3辑）第245页。
27《张謇日记·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28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201页。
29《周止庵先生自撰墓志铭》，《周学熙集》。
30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81页。
31《天津商业档案汇编》（上）第345页。
32《北洋公牍类纂·工艺一》卷十六。
33《袁世凯奏议》（中）第853页。
34《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35同上。
36《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四。
37同上。
3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83—184页。
39《袁世凯奏议》（中）第510页。
40同上，第750页。
4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僚》第28页。
42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页。
43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页。
44《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第44页。
45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35页。
4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131页。
47参见周岩：《袁世凯家族》第36页。
48《大公报》1906年2月17日，3月10日。
49北京有电车早于天津（1899年建成营运），但只用于接送往返于永定门到马家堡火车站的列车旅客，而非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天津的电车，仍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交通电车。
50《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集》，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