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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袁世凯评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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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7页。
80张幼樵,即张佩纶,当时是风头正健的清流派成员,名噪一时;中法战争时特派为福建军务会办大臣,在马江战役中惊慌失措,逃跑偾事,致使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撤职充军。李鸿章欣赏其文才,招致于幕府,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也是后来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
81《容庵弟子记》卷一。
82同上。袁世凯返津前,其堂叔袁保龄写信嘱其面见李鸿章时“千万勿谈孝亭一字短处”。参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83吴兆有“恐公回营,弱其权力,重馈其乡人周提督盛传,属谮之李相。吴兆有继摭词禀讦之。李相廉,得其情,滋不悦。未几,撤其差回籍,呕血暴死。”《容庵弟子记》卷一。
84参见《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6—547页。
85同上,第546页。
86参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7—768页;《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7页。
87《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0页。
88同上;第542页。
89同上,第548页。
9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7、471页。
9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4、3309页。
92同上。
93同上,第3314页。
94同上,第3315页。
95同上,第3320页。
96同上,第3323页。
97同上,第3320页。
98同上,第3320页。
99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8页。
100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一·日本吞并朝鲜记》
*《袁世凯评传》第二部分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

外交“双簧”一(1)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袁世凯出任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大臣时,清军已经撤出朝鲜,此后与对手的较量,靠的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在没有武力可恃的条件下,面对朝鲜宫廷内外的复杂局面,要想应付裕如,袁世凯只能依靠自己的谋略智术和遍布朝野的关系网。用进废退,外交斗争的诡谲多诈使其素质的发展偏向于权术一面。历代的枭雄都本能地倾向于以术驭人,而袁世凯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应该说,朝鲜的外交经历对他依赖、迷信权术的做法有很深的影响。本章开头所引用的电稿,是袁向李鸿章提出的诱使朝鲜就范的建议,赤裸裸地展示了袁世凯运用权术的方式。通过他运用权术成功控制住朝鲜的事实,可以透视出袁世凯从一个向往、效仿班超等古代名将的青年英才,逐步发展成为枭雄式人物的真实轨迹。成也权术,败也权术,靠权术青云直上造成袁世凯对权术的迷信,以为可以把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结果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权术在一定条件和场合中是可以用,而且必须用的,但一味迷信权术,把别人都当作傻瓜,那么无论何等人物,再大的事业,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有袁世凯这种本事的人不多,他的失败,就是明证。
电致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示施用权术诱使韩人就范禀1
(1889年12月27日)
韩人素行玩狡,非稍用权术难有济。凯因假作宪欲严究,而凯悉心为韩筹助,吞吐间若极难了各语意,并谆嘱洪所谈万不可泄,如宪查知,凯罪甚大,似不但尊宪体制,亦冀妃、王暂信,凯乃可相机排布,姑待先革朴职,再查酌诱办,似不必遽令政府复。恐韩谓已结,数日后又授朴显官,尤损事体,似用一办一托法,方可操纵。至洪云妃、王悔前疑凯,亦诱凯术,凯姑作已受其术,而因以先办朴案,后继以诚似易为力,惟乞酌防金明圭伺察语风,谓凯诱办,虑王变卦。是否有当,乞训示。再,凯因此案棘手,参用谲术,有违训令,无任悚惶。凯。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当时,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防俄国海军南下,威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一步占领了位于南下要道对马海峡中朝鲜所属的巨文岛。而“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若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3。”6月5日,日本外相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建议“朝鲜用人及大政由中国主持,罢免穆麟德,代之以美国人,并以敏捷决断的官员替代陈树棠4”。7月2日,日本驻清公使?木武扬向李鸿章面交井上所拟解决朝鲜问题的八条建议。李遂于8日致函总署,转达井上建议,其中对日方建议撤换清廷驻朝代表一事,李认为可行,“至于驻朝鲜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自然是确论5。”他决定启用袁世凯,嘱咐袁保龄去信催袁世凯销假,限期返津。8月21日袁返津,“李相见袁公至,非常高兴。开玩笑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6”27日(旧历七月十八日),李鸿章致函总署,举荐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任驻朝鲜使臣:
正好有前管理庆军营务处的袁世凯,曾两次带兵救护韩王,屡立战功,该国君臣士民深为敬佩。(袁)才能见识突出,精明敏捷,忠实开朗。清卿(吴大)、燕甫(续昌)去年冬天在朝鲜已熟知其为人。昨天奉调来津,激劝闵泳翊往见李应,立时为俩人释憾交欢,李闵全都深深感谢他。(袁)与在朝鲜执政的金允植、金炳始等人全都是莫逆之交,李应、闵泳翊等也再四恳求下令袁世凯驻朝鲜办事,可以平息争端,免除内患。似乎应该顺应朝鲜人的舆论情感,暗暗消解其反复无常。现在拟等待奉旨赦回(大院君),应该派袁世凯护送前往,将来或要恳请特别的恩典,从优赏加更高的职衔,使其接替陈树棠的差使,可以得到耳目臂指之助。7
李鸿章此封荐函可谓不遗余力,亦可见其对袁氏期望之大,倚重之深。此函中提到的李罶应,即三年前被清军绑架到中国,安置在保定的大院君。闵泳翊即大院君的死对头闵妃之侄,是后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李、闵势同水火,所谓“立为释憾交欢”,不过是迫于清廷压力而作出的姿态。闵泳翊是袁世凯在朝鲜时交下的朋友,难得的是,大院君是当年袁一手绑架并押送到中国的,居然能够同闵泳翊一起再四恳求派袁世凯出使朝鲜!由此亦可透视出袁世凯笼络结交人的手段。

外交“双簧”一(2)

细分析起来,大院君之所以赞成袁世凯出使朝鲜,在于清廷释放其回国,最早是由袁提出的建议。应该承认,袁世凯对朝鲜甲申事变发生的原因看得很清楚:
是役也,韩王平庸糊涂,荒谬狂妄,想与各国并驾称帝,以臣属清廷为耻;闵妃贪残专横,时时担心大院君回国,不利于己,也图谋巩固自己的权力,各有各的隐衷。洪英植、金玉均等顺情揣摩(国王)意旨进献对策,以为中国方有战端,自顾不暇。如果近亲日,远结俄,乘机崛起,驱逐中国军队,便可自立为帝,永不受制于清室,也不用担心大院君再回来。国王和王妃虽然不能立刻决断施行,而倚重这些乱臣,实际如同心腹。8
即日本的策动不过是外因,而王室和开化派的自主独立愿望才是真正的起因。因此事变刚刚平息,袁世凯就袭其老师张謇的故智,“献策北洋,宜早早了结与法国的争端。趁此机会,请旨斥责韩王政治不修,迭生变乱,选派监国,代其执政。”“11月中旬,又上书痛切言之,请仿照汉代封建设相治事,否则韩终非我有9。”世凯此议,李鸿章认为不可行,不予采纳,倒是他给其堂叔家信中的一个建议,不仅受到袁保龄的激赏,在袁保龄推荐给李鸿章后,李亦认为是牵制朝鲜王室离心倾向的上策,便在12月12日(旧历十月二十五日)和14日(旧历十月二十七日)两次向总署致电发函,请旨放还大院君,“交吴(大翨)、丁(汝昌)等带往,或宠赐职衔,维系朝鲜人心,以示笼络10。”在函稿中,李详细说明放还大院君的缘由,由此可知此策实出于袁世凯:
鸿章曾致信该国王,(劝其)勤修政治,连络外交,以图自强。不料其糊涂懦弱得厉害,闵氏擅政,偏听朝臣中日本人同党的愚弄。而日本人则从旁挑唆,以该国(受日本)资助,不应藩属于其他国家。所以外表尚尊循服事上国之礼,内里已渐有背离藐视之心。本年法国和越南事端紧急,该国君臣的谣传蛊惑更多,打算结交日本以自固。凡自韩国来的人,全说朝鲜没有怀二心的人,老百姓都盼着大院君归国,何况值此变乱之时,尤其应当实行收拾人心的策略。庆军营务处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熟习民情。昨日家书内亦有应饬命大院君随同清兵一同返回,暗置军营之中等语。道员袁保龄极力怂恿,说是以父临子,在道义上较顺,不失为有见识的看法。11
大院君是朝鲜壬午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清廷为遏乱萌,将其绑架押解回中国安置。袁、李为何又主张将其送还朝鲜呢?袁、李的如意算盘是,甲申事变后,开化派的势力在朝鲜被扫荡一空,政治上闵妃的后党呈一党独大之势,而对清廷的离心倾向也愈来愈大。此时将其老对头大院君送还,利用其声望重振亲华的守旧派的声势,在政治上是一种平衡和牵制,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和威胁:朝王室若恭顺清廷,谨守宗藩体制,则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即可以大院君取而代之,而且以王室内部宫廷政变的形式进行,较少予外人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是李鸿章最为看重的。
9月20日,朝旨命释大院君回国,行前,袁世凯因为自己官位较低,请求派大员护送,为李鸿章拒绝。“李相笑曰:‘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12”10月3日,大院君由袁等陪同从天津出发,5日送达汉城。出乎袁、李预料的是,这着棋不仅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反而大大加剧了朝鲜王室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使王室谋求独立自主的愿望更趋强烈。朝鲜王室虽迫于清廷的压力接受了大院君归国,但朝野的反应大不一样。“韩国士绅民众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由仁川至汉城,七十里不绝于道。”而王室不仅不派人迎接,反而在大院君到达汉城的当天,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名亲信,国王还传谕禁止诸大臣与大院君往来和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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