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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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望着文静贤淑的妻子，轻轻说：“好吧，我支持你上军工！不过，这得请示陈院长，你毕竟是院领导干部的家属，能否读大学要由组织上来决定。”
王雅琴感谢丈夫对自己的理解，她一边为徐立行端上晚饭，一边说：“明天我自己去找陈院长谈谈。”
第二天晚上，王雅琴去敲邻居陈赓的门，陈赓披着棉衣刚出来，王雅琴就开门见山地说：“院长，我来打扰你，我想请求院长批准我报考军工，我想学一门专业，将来好为国防服务。”
陈赓一怔，旋即笑道：“好哇！你王雅琴决心不小呀，两个孩子的妈妈想上大学，不简单哦！”他见王雅琴红着脸，低头不语，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又问：“老徐同意吗？”
王雅琴抬头说：“同意，他挺支持我！”
“好！徐教育长没有大丈夫主义，却有大丈夫风格，你多幸福呀！”陈赓调侃道，“如果你王雅琴同志能搞好学习，别的学员就没有理由学不好。你原来是在哪个学校毕业的？”
“开封女中高三毕业，1949年6月又报考二野军大，1950年在二高步校毕业。”
“开封学校的成绩不行，”陈赓摇摇头说，“不过你可能是个例外。好吧，你先回去，好好照顾老徐，院党委还要研究一下。”
王雅琴没等多久，学院就通知她参加一次入学考试，她考得不错，最终被军工录取了。
王雅琴上大学的事在年轻干部当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心生羡慕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那天，陈赓溜达到文庙，看见几个年轻人在机械工艺教授会里闲聊，就走了进去。
“你们聊些什么呢？都有什么想法啊？跟我说说看。”陈赓示意年轻人坐下来谈。
刚从南京来学院报到的锻钢大着胆子说：“我想去学习，进学员队。”
“不行！”
“院长您已经批准王雅琴等一批干部入学员队学习了，我怎么就不行？”
“就是惟独你不行！”
“不行……那我也难以安心做好工作。”
“从南京把你挑选来是要你当好翻译的，近几年你一定要安心好好工作，否则，我是冷枪专打出头鸟！”
陈赓用手做个射击的动作，朝锻钢的肚子顶过去，大家都笑了，刚刚撅着嘴巴的锻钢也跟着笑起来。后来，同伴们见到锻钢总要开玩笑：“小心啊，院长有冷枪呢！”
遴选助教自然比选拔学员更为严格，简直是百里挑一了。
汪浩，江苏常州人，1930年出生于上海，4岁丧父，家道中落，靠姐姐帮助才艰难地完成震旦中学的高中学业。上海刚解放，他参加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大学考试，当上海报纸公开发榜时，这位生就一副娃娃脸的快乐的小伙子连中双元：
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同时录取了他。想离开家门到京城闯荡一番的汪浩选择了清华大学数学系。
1952年7月大学毕业后，汪浩被分配到空军第八航校任教。在沈阳下了火车，只见一位两鬓染霜的老军人来接他，双方一介绍，汪浩才知道这位老军人原来就是这所航校的校长。顿时，汪浩的心里打起鼓来，再看看自己带的大行李更是窘困不堪，哪敢让校长帮忙呢，人家起码是个师级首长吧。他四处张望一阵，想找个扛行李的脚夫，转眼工夫，行李不见了。他一惊，看见校长正扛着他的行李往前走呢，他紧赶慢赶跟着校长出了站。年轻的汪浩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解放军干部的作风。
他在航校努力工作了四个月，成绩突出，接着一道命令下来：调军工任助教。老校长心里真舍不得放走这位清华的高材生，但大局为重，他嘱咐汪浩：“到哈尔滨好好干吧，那里更能发挥你的才干。”
孙仲康，上海人，与汪浩同岁，但模样相反，生得五大三粗，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他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解放前夕，已秘密参加地下党的孙仲康同校内
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练就顽强不屈的性格。参军后，在华北防空司令部雷达营任技术参谋，是个公认的业务尖子。他的爱人李均毕业于上海交大，李均文静而秀美，是雷达连副连长。要防空就必须掌握雷达技术，孙仲康和李均热爱自己的专业，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儿。
1952年秋，孙仲康到朝鲜战场考察，正值美军“绞杀战”后期，坐在吉普车后座的孙仲康，受尽颠簸之苦，他戏言道：“多亏了牛顿老先生的惯性定律，每次过个大坑，车把我抛在空中，总能够平安落在座位上。”
13 紧急招生 全军上下选拔秀才（4）
从朝鲜回国，成钧将军找他谈话：“大个子，组织上调你去军工学院，那可是陈赓司令员一手弄起来的大学啊，比我们防司大多了，好好去干你的雷达吧！”
孙仲康轻装北上，不久，李均也调到哈军工。
方舵，生于1925年，台湾人。1952年末的一个寒冷的黄昏，在西安近郊的63军速成中学担任数理化组主任教师的方舵，突然接到上级通知：“103部队来人招募教师，领导要你去参加考试。”
方舵连夜赶到考场，才知道要考微积分和力学，他当时急得脑门上直冒汗。入伍以来他一直随部队行军打仗，后来又奉命筹建速成中学，哪有时间看书啊？过去在大学里读过的课程又统统忘光了，他只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糊里糊涂答完考卷。事后，他索性把那个什么“103部队”忘掉。
春节刚过，一封录取通知书交到方舵的手中，他万万没想到“103部队”看上了他。到了哈尔滨，他才弄明白，“103部队”就是那个神秘的军内最高科技学府。方舵为自己能进入军工而欣喜不已，可过了几天，他的高兴劲头慢慢冷下来，他想到自己是台湾人，大学同学中绝大多数是日本人，这么一种复杂的海外关系，学院能信任自己吗？一种无形的抑郁感袭上心头，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午休，陈赓一个人串门来到助教队宿舍，几个助教忙站起来，陈赓在床边一坐，招呼大家坐下来，亲切地聊起天来，他问每个人的家庭和学历，轮到方舵讲完，陈赓兴致勃勃地说：“你可是我们学院惟一的台湾同胞呀！听说你念过的那个高等学校可以免试升上日本的帝国大学，台湾籍学生是很难考入的，你是怎么进去的？又怎么跑到大陆来了？”
方舵说：“因为我的数学好，考分第一，所以那个学校录取了我。”他又告诉陈赓，父亲在煤矿当职员，因为仇恨日本霸占台湾、侵略中国，秘密组织二十几位矿工和日本人暗中斗争，事发后父亲和矿工都被日本警察抓去活活打死。杀父之仇时时戳着方舵的心，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大陆继续学习，北京一解放，他就报名参了军。
陈赓听罢，严肃地站起来，拍着方舵的肩膀说：“小方啊，你的路走对了！好好参加建院工作吧，把学生教好，不要背着台湾人的思想包袱，学院调你来当助教，当然是信任你这位台湾同胞嘛！”
方舵握住陈赓温暖的大手，无语凝噎。陈赓的话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他决心竭尽全力做好教学工作，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八路招生组从全军精选的第一批助教共231名，后来又陆续增加，助教队划分为三个区队，担任区队长的黄庆华、陈宽等同志是这300余名助教中的佼佼者，这一大批朝气蓬勃、素质良好的青年人成为哈军工老教授们的得力助手和教师队伍的生力军。
元旦刚过，文庙街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王字楼的门前挂上了“欢迎第一期学员和助教来院”的红布横幅，彩旗在微风中轻悠悠地飘着；马路上走过一群群说说笑笑的年轻军人，他们穿着新发的皮大衣和大头鞋，昂首阔步，脸上挂着幸福又自豪的微笑。自从全军上千名学员和助教陆续抵达学院后，校园里一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气氛。人多了，工字楼底层的大食堂挤不下了，天寒地冻的又无法施工，管后勤的干部们犯了愁，意见反映到陈赓那儿，他微微一笑：“活人会让尿憋死？用两层厚木板，中间塞满锯末屑，这就成了保温墙了嘛，先弄个临时的，开春再建嘛。”
陈赓这个办法真灵，不久在王字楼后面又建了一个大食堂。“咱们院长的点子就是多！”就餐的师生和干部们常常这么说。
那天，陈赓为首批抵达的学员和助教们做了一场形势报告，近百人整齐地坐在致知前楼的大教室里，每人面前都摆上一点儿糖块和瓜子。
陈赓刚要开讲，看见大家都掏出笔记本要做记录，就笑呵呵地说：“我这个人讲话，语无伦次，你们今天就不要记录了，要记录我就不讲了！”下面一片笑声，学员和助教们都收起笔记本。
“听说你们不少人是从志愿军来的，我也是从志愿军来的。你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很光荣啊，我老婆就没有叫过我一声最可爱的人，当然了，我也不计较，她只要叫我最亲爱的人就行了！”
下面又是一阵开心的大笑，年轻人陶醉在陈院长的
幽默话语中。
“帝国主义欺负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还在欺负我们，你们一定要立志改变我军技术装备的落后状态，下决心学好专业，为国防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赓用这一段话结束国内外形势报告之后，又对大家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就给我递条子，我今天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
报告会变成了座谈会，青年学子们不断地递上条子，陈赓面前堆起了一小摞。陈赓看完一张条子就回答起来，到了中午，也没有回答完。陈赓站起来，大声说：“下午接着开会！”青年们欢呼雀跃，他们的心和陈赓的心紧紧贴在一起，这种“陈赓式”的思想工作比多少生硬枯燥的政治说教都有效果。
下午陈赓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他把建立军工学院的重大意义和革命青年的奋斗方向阐述得十分透彻，引导大家端正入学动机，鼓励他们攀登科学高峰，临结束的时候，他又幽了一默：“今天的会开得生动活泼，可能有的同志还想提点儿问题，可没有时间了，明天我也不能再给大家讲话了，我要去北京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呢，等我回来，再把中央委员会的事情向你们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样？”
13 紧急招生 全军上下选拔秀才（5）
学员和助教们笑得肚子痛，大家使劲向陈赓鼓掌。院首长要经常面对面地向师生做国内外形势报告，这是陈赓为哈军工创立的一个好传统，一直保持到“文革”前。
根据院党委的决定，1月3日正式成立了相当于系一级的教学组织——新生大队，刘吉林任大队长，邓易非任政治委员。987名新生分编为6个学员队；300余名助教分编为3个区队和若干个专业组，暂时挂在新生大队，助教也要跟学员一样出操，接受军事队列训练，不允许有任何特殊。
第一期学员中，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经过几年军旅生活的磨炼，政治素质比较好。由于解放前的学校，教学质量差别很大，参军后南征北战又没有机会复习功课，实际上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什么正弦、余弦，一窍不通。
助教们全是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学历，有的是肄业生和毕业生，但处于时局动荡之时，参军后又在基层工作，有的还参加剿匪和朝鲜战争，当初学到的基础知识多已遗忘。
“问题很严重哩，”陈赓对徐立行�
